2022年末至2023年年初的冬天，曾經任教於中央美術學院的李化吉先生、侯一民先生、鍾涵先生、周令釗先生、詹建俊先生先後逝去。這一代藝術家都經歷過激盪的歷史洪流和起伏跌宕的人生，肩負著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時代使命，並試圖在現代性、民族性與個人風格的找尋中，探索新的道路和自己的風格。
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對現實與生活的思考，不僅保留在了他們的藝術作品中，也傳遞到了他們對於後來者的教育中。
李化吉
（1931-2022）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原壁畫系主任、著名壁畫藝術家，中共黨員。李化吉先生於2022年12月29日12時20分在昌平泰康燕園逝世，享年91歲。
「我深入研究馬蒂斯、莫迪里阿尼的繪畫，他們不只是凸出大色塊，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大色塊裡面追求變化，這樣既有大色塊的對比，同時，也追求每個色塊本身的表現力。相反，如果完全把一塊顏色塗死塗僵就變成了工藝和圖案。我直到現在仍然在捉摸和思考這些問題。雖然現在上了年紀，畫得比較少，但只要一看到敦煌壁畫、西方中世紀繪畫和西方現代藝術的作品就會感覺特別親切，特別激動。」
——李化吉
侯一民
（1930-2023）
著名藝術家、美術教育家，新中國壁畫藝術事業的開拓者之一，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原第一副院長，中國壁畫學會首任會長，「中國美術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侯一民先生於2023年1月1日18時49分在北京昌平泰康燕園逝世，享年92歲。
「我就是希望自己不是萬金油，做一樣就把它做到位、做盡情，這是我的一種要求。我覺得博與專不那麼矛盾，作品適合做雕塑我就做雕塑，適合用裝飾性我就用裝飾性，在語言和工具之間尋找自己可以調遣的東西。這可能和我接觸的面比較雜有關係，因為接觸的東西多，所以能調動的手段也就多一些，當然這其中也有一個勤動手的問題，我自己鞭策自己:尋難而進，置易就難。我的手比較勤，練出來就不大犯怵，時間長了就變成適合用什麼做我就用什麼做，而且做大項目時一定要有所創造，沒什麼新鮮辦法時寧可多想想。」
——侯一民
鍾涵
（1929-2023）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油畫院學術顧問、著名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原中央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共黨員。鍾涵先生於2023年1月2日14時26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4歲。
「我自己是個在寫實油畫一路上成長至今而餘年無多的老人了。以有限的經驗鑑昔觀今，在理性和感情上都應該看到今日這生態的歷史合理性一面，藝術的總趨勢是推陳出新，但是怎麼樣的推陳出新大有文章，而我們自己的任務是促進生態整體中自屬領域承前啟後的健康生長。我們應當有這樣一個方針：像薪火一樣讓業已根深苗壯的寫實在中國傳承下去，按我們的國情和參照世界新風，探索有中國特色的油畫現代性創新的發展，作為自覺建設中國油畫學派中的一大支柱，注入民族復興中的人文大業。」
——鍾涵
周令釗
（1919-2023）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新中國設計第一人」「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美術家」獲得者，中國著名藝術家、藝術教育家，共和國「最美奮鬥者」，中共黨員。周令釗先生於2023年1月3日15時06分在北京協和醫院安然離世，享年104歲。
「我已經100周歲了，我們這一代人成長在戰爭年代，但國家、人民養育了我一生，我願意為國家和民族奉獻自己最大的力量。草木最終會成為有用之才，對藝術的認真、勤奮和嚴謹是我一生的習慣，這是年輕時候從育才學校陶行知校長那裡受到的教育啟發。這樣的影響伴隨著我一生，我很願意為美化國家、美化人民生活繼續工作。」
——周令釗
詹建俊
（1931-2023）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油畫學會名譽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油畫院學術顧問，著名油畫家、藝術教育家。詹建俊先生於2023年1月11日18時在北京去世，享年92歲。
「我總覺得我的畫還未能將自己想表達的東西體現得淋漓盡致。我一直在摸索、尋求一種更好的表現手段，總覺得在表達上還沒能到位。我們這一代曾浪費了很長時間，年齡夠大了，藝術卻不一定成熟。我力求在有生之年，能做得更好。」
——詹建俊
1953年，西畫科剛畢業的詹建俊被中央美術學院留下做研究生。根據學校的分配，他第一年跟隨董希文先生學習素描，訓練基本功；第二年被安排到了當時的彩墨系學習（也就是後來的國畫系）。系主任是葉淺予先生，教水墨畫寫生的是蔣兆和先生，同樣擔任教學的還有李可染先生。儘管大學教育推行的是「一專多能」，但學習西畫的詹建俊進入到彩墨畫系，卻是承擔著中國畫與革命現實題材融合的使命的，這在當時仍是一個難題。畢業前，葉淺予先生曾帶領詹建俊與劉勃舒和汪志傑等人共赴敦煌考察，並返校辦展。但不久後，受文化部邀請的蘇聯專家馬克西莫夫到中國主持「油畫訓練班」，開始從國內抽調各個美術學院或相關崗位上的幹部職工報考。學校推薦了四位入班學習，其中就包括當時的油畫系主任馮法祀、侯一民老師、剛畢業的詹建俊和靳尚誼。
馬克西莫夫「油畫培訓班」同學合影
左起：任夢璋，武德祖，候一民，尚滬生，靳尚誼，秦征，詹建俊，高虹，何孔德
「油訓班」的出現，一方面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源於中國對自身油畫發展需求的。當時國內有「土油畫」，如胡一川的《開鐐》，具有表現力，但不講求規律；有法國回來的一批藝術家，強調形體比較多，注重光色、調子和層次空間的變化；而蘇派繪畫給中國油畫帶來了結構上的轉變，特別是在油畫的技法構成、結構關係、造型理解上。對於詹建俊來說，這也是他從國畫再次走進油畫的一個轉折點。對於侯一民來說，這也是一次深入探索用油畫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機會。1946年，16歲的侯一民曾以國畫科第一的身份入學。由於時值內部鬥爭時期，有說國畫科的學生都要加入國民黨，作為地下黨積極分子的侯一民毅然轉入西畫科，隨徐悲鴻學習西畫。後來，作為地下黨支部書記的侯一民，在解放前夕也為藝專留下了一大批藝術人才。1949年，侯一民被抽調成為藝專老師。
1957年，油訓班畢業的詹建俊、靳尚誼、侯一民等人，碰上了反右運動。同時，正在籌備的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需要大量革命歷史畫作品配合展覽。可以說，歷史畫創作為中國油畫家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的天地。詹建俊為創作《狼牙山五壯士》（1959），曾赴河北易縣狼牙山考察頗久，但作品草稿卻幾度未通過審核。由於畫面著重表現了戰士們跳崖前的衝突時刻，但當時表現英雄一定要在戰鬥當中，為此改動幾次後，藝術家還是堅持尊重創作的感覺和主張、遵循藝術規律，作品最終被美協領導蔡若虹給予肯定。侯一民創作《劉少奇與安源礦工》（1961）時，考察的情景與1922年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歷史現實相隔甚遠，他就去當地的小土窯獲取靈感。在這個範圍里，靳尚誼、聞立鵬、全山石、杜健、鍾涵等畫家，都先後創作了一批主題與形式都比較完整的大作品。1959年，油畫系設立工作室後，詹建俊進入董希文主持的「第三工作室」。同年，李化吉（1956年入油畫系學習）畢業後擔任董希文先生的助教，留校後進入羅工柳油畫研究班。
1963年，油研班同學畢業合影，後排右三為李化吉
油研班合影
鍾涵、李化吉、聞立鵬、馬常利、妥木斯等人都是當時油畫研究班的同學。當時油畫系的三位領袖是羅工柳先生、吳作人先生和董希文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慶典上，油訓班的一些作品讓中宣部看到了革命歷史畫創作中油畫的表現力，並且當時除了老畫家和馬克西莫夫執教的油訓班以外，油畫隊伍力量並不強。1959年秋，上面決定再辦一個油畫研究班，同時也辦一個雕塑班。1960年3月招生的油研班，培養了鍾涵對藝術創作的大膽嘗試，此前他就讀於清華大學建築系，後因參加解放革命工作，輾轉後26歲才重返學院。經歷林崗、羅工柳、全山石等先生的指導後，鍾涵創作出了《延河邊上》（1963），在北京四大報上刊登轉載。李化吉創作了《文成公主》，這是畢業創作中唯一一張變形的裝飾畫。儘管，在文革期間上述作品都經歷了或「黑畫」或是過於形式主義的批鬥，但是從油訓班到油研班的短暫歷程，卻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三代油畫大師。當時的藝術家們，不僅有藝術表現方式的個性化探索，同時這也是油畫技法與中國風格最初的碰撞與轉向。他們對藝術道路的堅持，以及對中國油畫面貌的思考，推動了今天油畫風格多元化的產生。
從革命歷史化創作過渡到壁畫領域，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比較早的是董希文先生。1958年9月，油畫系在教學中曾有過一段短暫的改革，它們把教室搬離市區，去到接近工廠和農村的石景山模式口。四、五年級生被分到了架畫、年畫和壁畫三個工作室，董希文先生出任壁畫工作室主任，助教為靳之林，在讀學生有鍾涵、李化吉、董福章、邢璉、張麗等人。當時全國正在深翻土地、大煉鋼鐵，「大畫壁畫」也在這個背景下被推行開來。但董希文先生既接受了杭州藝專比較現代的影響，又有長期在敦煌臨摹和研究壁畫的實踐，所以講授的課程並不拘於當時的形勢，而是主張帶領學生感受農民畫的質樸，看到社會發展的前景。再後來，在董希文先生於第三畫室主持教學時，也曾提出要建立一個壁畫研究室。但因為「文革」的意識形態初現，這個想法最終夭折了。董希文給學生授課期間對壁畫的介紹，特別是對墨西哥希蓋羅斯等的研究很深入，在他的影響下，劉秉江、姚仲華、袁運生等一批人開始專注大型藝術。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濟建設迅速發展，在改革開放的大氛圍下，思想開放、百廢待興。侯一民、周令釗、李化吉、梁運清等一批藝術家，敏銳捕捉到國家發展的需要，倡導建立壁畫專業。1978年，油畫系率先成立壁畫研究小組，次年改成壁畫研究室。1979年初，擴建後的首都機場，開始實行壁畫創作工程。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張仃任負責人，帶領袁運甫、祝大年、袁運生、肖惠祥、張國藩等一批藝術家參與其中。李化吉、權正環的《白蛇傳》就是七幅機場壁畫的其中一件，它以點彩的現代繪畫表現形式，結合傳統的敦煌壁畫風格與造型語言，繪製了具有裝飾風格的古代民間題材。首都機場壁畫由於具有前所未有的開放性，無論是在題材內容上，還是在製作技法與材料上，都大膽創新，突破壁畫的形式語言，為當時的中國美術界帶來了一種新的面貌，在國際上產生了影響，給沉寂的中國壁畫打開了交流的窗口。而在機場壁畫中對現代性、民族化和個人風格的探索，也成為了李化吉之後創作壁畫的起點。
《白蛇傳》 李化吉、權正環 丙烯 首都機場貴賓廳 1979年 局部
自那時起，在北京的帶動和影響下，「壁畫復興」運動進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期。1979年，侯一民、鄧澍接受《人民日報》的委託，創作了第一件高溫陶瓷釉下彩工藝壁畫作品《百花齊放》，讓中華傳統工藝在當代壁畫領域大放異彩；1983年之後，李化吉擔任吳作人先生的壁畫創作助手，監製了山東曲阜闕里賓舍的陶瓷鑲嵌壁畫《六藝》（1985）、西安咸陽機場的大理石鑲嵌壁畫《莽崑崙》（1990）；1987年，侯一民、鄧澍受國家圖書館委託創作《絲綢之路》；1989年，李化吉為北京舞蹈學院設計了絲織壁畫《旋律》；同年，侯一民以現實主義手法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創作了史詩畫卷《血肉長城》。在公共環境機構中，1984年，中央美術學院壁畫工作室為湖北武漢黃鶴樓完成壁畫工程，其中就包括周令釗、陳若菊的《白雲黃鶴》。
《六藝》 吳作人 、李化吉 壁畫 山東曲阜闕里賓舍 1985 年
1986年周令釗先生在《白雲黃鶴》壁畫的安裝現場
周令釗與黃鶴樓的壁畫工程是有淵源的。1938年，19歲的周令釗進入由共產黨領導的武漢政治部第三藝術處美術科工作。在保衛武漢大宣傳周期間，他參與了黃鶴樓下武昌城牆上巨型壁畫《全民抗戰》的繪製。當時壁畫由藝術處處長田漢負責，美術科代科長倪貽德具體負責，周令釗與王式廓、馮法祀、王琦、丁正獻、李可染等人搭腳手架作畫。這件壁畫長約50米，高30米，在武昌漢陽門都可見該幅巨製，雖然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它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士氣。之後輾轉長沙、廣州，又到上海育才美術學院任教後，1948年，周令釗被徐悲鴻聘請到了藝專的實用美術系。1949年9月，周令釗接到任務為天安門城樓繪製毛主席像。1959年，又為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創作大型壁畫《世界各國人民大團結》，這件作品的內容對藝術家來說是有巨大挑戰的，但最終周令釗以中國傳統的裝飾風格，完成了這一理想化的主題。
1985年，中國美術家協會成立壁畫藝術委員會。同年，壁畫系成立。它在成立之初便實行工作室教學，分別由侯一民、周令釗、李化吉領導三個工作室：一個是以紀念性、繪畫性為主的，由侯一民負責；一個是以民族性為特點的，由周令釗負責；一個是更現代一些的比較側重於裝飾風，包括材料方面，由李化吉負責。他們每個人都肩負著培養未來壁畫創作者的重大使命，從成立到編寫教材，再到理論、技法的反覆研究。
中國現代壁畫藝術的發展，可以說是從上世紀中期的一無所有開始的，現在卻以嶄新而多樣的藝術形式，成為了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是這樣一批優秀的藝術家們，投身到中國壁畫的復興運動中，不斷探索新的藝術語言，才帶來了之後的壁畫藝術蓬勃發展的一面。
改革開放，也為新中國的油畫家們帶來了新的天地。鍾涵在80年代開始不斷出國進修，並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藝術生涯。自1980年秋起，他受文化部派送至比利時研修，後又續往一年多。1984年，又前往根特大學做訪問學者。對於油畫家鍾涵來說，不斷地出國學習，成為了他油畫學業上一次「遲到的全面大補課」。在國外，他依據吳作人先生的指導常去美術館臨摹，經常獨自活動，將見聞感受都作到筆記中。在巴黎時，他也會專門花上一兩周的時間跑遍印象派畫的名館，白天集中邊看邊記，晚上讀書整理心得。對於鍾涵來說，這種方式醞釀了他對西方油畫各派的獨特見解，以及深度的文史修養。他在80年代所做筆記繁多，最終被被精選集結為厚厚的《廊下巡禮》一書，也體現出他對藝術的上下求索。對於鍾涵來說，通過不斷到美術館追尋西畫源流，同時在中國北方的山河鄉土間遊走，使他創作出了從《縴夫·晚潮》（1983）等作品。但時至二十餘年後，他還在對這幅畫進行重新造型和修改，追求創作上出現新的轉化。
詹建俊《 靜寂的石林湖 》 布面油畫 54cm×78cm 1978年
詹建俊也在長期實踐中，以自覺者的身份在中西之間進進出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從油訓班的畢業作品《起家》（1957）到《寂靜的石林湖》（1978）、《潮》（1984）等作品，畫面無一不酣暢淋漓。學習期間接受的來自中國畫、西畫加上蘇派的多重影響，使得如何將東方的特色在繪畫語言上體現出來，成為他今後探索的一個重要課題。他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油畫民族化」問題，以及現在所謂的全球化問題，實際上都容易導致西方化的傾向。因此，要同時借鑑兩個文化——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要有意識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形成自己的面貌。無論是油畫還是壁畫創作類型，事實上，各個時期的藝術家都必須面對油畫本土化的問題，而現在這種轉化需要更強化、更鮮明。對於李化吉來說，他認為民族化更像是一個過程，油畫家一方面要進行大量的實踐，另一方面要研究、傳承、體驗民族的藝術精神和審美觀。只有技法、沒有生命的藝術只是一個空殼，更談不上民族化。
詹建俊《潮》 布面油畫 196 cm×177cm 1984年 中國美術館藏
建國前夕，周令釗提交並通過了國徽設計方案。之後，1958年，侯一民、鄧澍夫婦又與周令釗合作，在羅工柳的主持下，作為專家組成員一起設計了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幣。由周令釗擔任構圖主筆，侯一民、鄧澍負責小人像。為了描繪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內容，並以工、農、知識分子為最高面額的畫面，他們先後去往雲南、貴州等地採風。作為參與建構新中國國家視覺形象的主要藝術家，周令釗也曾多次擔任國慶和「五一」遊行隊伍的美術設計，並主筆設計了中國共青團團旗、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勳章」、「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等。
侯一民離休後住到了北京西郊的「逸園」，那裡比鄰西山戒台寺，他們夫婦在此生活、創作。對於自己牽頭做起的北京地鐵壁畫，侯一民很是驕傲，「創作壁畫是集體性的視野，需要一幫人干。前門站的壁畫，由鄧澍起稿，101歲的周令釗也沒閒著，正在家畫北京入城式呢」。現在的北京大小地鐵站內，有上百餘幅壁畫且各具特色，這是走近身邊的公共藝術。
詹建俊《起家》布面油彩 140cm×348cm 1957年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藏
人生不只有序曲和終章，他們的一生經歷了時代浪潮的變化與人生的起落，更為後來人建造了通往過去與進入未來的橋樑，這一代經歷20世紀的激盪與挑戰及其創造，給我們的時代留下了珍貴的思想與藝術遺產。
謹以此篇，紀念逝去的先生們，也紀念每一個擁有藝術人生的生命。
（文章來源於TA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