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當范仲淹在他的傳世名篇《岳陽樓記》中揮毫寫下此句時，他並非興致所發，為文而文；他也非居高臨下，教化別人；更非口是心非，愚民惑眾。
這句話，我們可以視為是他為自己寫下的座右銘，是一句誓言，更在他終身踐行之後，成了他一生之寫照。
他是一位文學家，在北宋那個文士層出的時代，他的詩詞文章，雄渾開闊，有著自己獨有的特質與色彩，即便群星光芒輝映，也無法將其淹沒。
他是一位政治家，懷救世濟民之志，有經天緯地之才，無論入朝拜相，還是落地為官，他總能恪盡職守，憂國憂民，更是文武兼修，出將入相。
不過，在范仲淹的心中，文士名頭、朝中官位，對他來說都不過是虛名，他隨性而發、隨心而動，為了堅守自確的東西，這些他都可以捨棄，也包括性命。
這就是范仲淹，他是文士中的智者，是官場上的俠士。
寒門進士大孝之子
若說范仲淹與其他北宋名士名臣的一大不同，便是他的出身了。
當時，絕大部分的文士與權臣，其出身門第皆是非富即貴。
雖說北宋時期的政治生態極為開明，而且延續了唐朝的科舉入仕體制，凡有學問者，都可以通過應試被朝廷擇選錄用。
但是，教育的機會並不是完全平等的，有錢人家的子弟可以延聘名師，無錢人家的孩子可能連普通私塾的費用都承擔不起。
更遑論富貴人家的豐富藏書與遊學的便利，以及家學淵源者對子弟的更大影響。
所以，真正能夠通過科舉入仕博取功名的，多是些富家子弟，貧苦人家鮮有以此出頭之日。
范仲淹便是從一條最艱難的寒門之路，完全靠著個人的努力與堅持而登頂之人。
他本身所出生的家境並不好，兩歲時父親又突然病故，弱母幼兒頓無所依，母親只得隨意找了個人改嫁。
范仲淹也改為繼父朱姓，名「朱說」。
但朱家並不富裕，只能勉強維持生計而已。
范仲淹讀書時，為了省錢，幾乎每日均以鹹菜佐粥，冬日睏乏之際，以冷水撲面，為了更加廣泛地閱讀，四處向同窗家有藏書者借書，有「書痴」之稱。
不可否認，這時范仲淹對功名的追求，尚未到公濟天下的高度，他只希望以此改變家庭的困境，讓父母過上幾天好日子。
公元1015年，26歲的范仲淹以第97名的排名，在宋仕宗時期的中乙科進士及第，成為當時少有的寒儒登科的進士。
范仲淹剛一就仕為官，在拿到俸䘵之時，首先想到的是把父母接到身邊奉養，以回報其養育與照拂之恩。
身為舊時傳統文人，他的宗族思想觀念是極強的，他也知道自己並非朱家之人，而范氏子孫，他有著急切地認祖歸宗、歸入范氏的想法。
為此，改名是必經之事。
當年，參加會試之時，他完全可以使用范仲淹之名，在進士及第之後，他將成為范氏一族的榮耀，但他卻依舊使用了「朱說」的身份。
因繼父與母親尚在世，他只怕因為自己改名，重新歸入范氏，會傷了繼父與母親的心。
一直到繼父與母親相繼離世之後，他才將姓名，由「朱說」改為「范仲淹」。
從更改姓氏，認祖歸宗一事，就足以看出范仲淹是大孝之人。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北宋時期，官員頻繁被貶是常有之事。
因為政治的開明與律法的寬鬆，朝廷對於因為行政失誤或朝議黨爭等，從不會用刑罰處罰，大都是不貶了之。
被貶的原因有許多，可能是皇帝看你不順眼，可能是遇到同儕排擠，可能是你政績不足，可能是你德行有失，也可能是你真的犯了錯誤。
甚至還有不少人想離開京師，自請貶謫的。
但范仲淹為官一途中，有三次被貶都是因為一個原因，就是直言進諫，惹惱了皇上。在這點上，不要說整個宋朝，便是翻開全部中國古代歷史，也是絕無僅有。
按現在的眼光來看，就是倔脾氣，屢教不改。
其實，范仲淹的脾氣並不倔，甚至可以說十分隨和，他唯一較真的地方，都是政事；唯一較真的人，就是皇上。
按職責來說，范仲淹的身份並不是諫官，可是，只要他在朝中，無論官居何職，對於皇帝的所作所為有看不慣的地方，他總忍不住越俎代庖，充當的諫官的角色。
他的進諫非常強勢，皇上越是不聽，他還越是要進諫，而且死磕到底。
第一次被貶，是因為隨著仁宗已漸成年，太后仍垂簾聽政，范仲淹便直言太后把持朝政，要求其還政於仁宗，結果惹得太后惱怒。
第二次被貶，是因為郭皇后不知因何原因，在後宮失手傷了仁宗，在眾朝臣中一度傳聞皇上被皇后打了，這還得了，於是便有人奏請仁宗廢掉郭皇后。可范仲淹卻並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皇上與皇后之間發生這種事情，不過是普通家中小事，不足以因此而廢后，便上書說了些仁宗的不是，自然又惹得皇上很不開心。
第三次被貶，是因為不滿當朝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任用親信，遂向仁宗呈獻《百官圖》，結果被呂夷簡倒打一耙，宋仁宗為了平復朝堂之爭，也為維護宰相的權威，只得處罰范仲淹。
其他朝臣如果因為犯錯被貶，大部分人都會認為這是罪有應得，並不會同情之心，但范仲淹則不同。
他是因為敢於直言，坦陳利害而被貶，不僅贏得了尊重，而且每一次被貶，他的名望都隨之提升一次。
可以說，范仲淹的名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不斷被貶中越來越響亮的。
有關他被貶的緣由不僅在朝堂上被議論，而且還流傳到了民間，為范仲淹贏得了勇於進諫、敢於直言的良好聲譽。
甚至於他的一些同僚，在他被貶的時候，奏請皇帝請隨范仲淹一起貶謫，由此可見他的人格魅力。
對於范仲淹口無遮攔地向皇帝進諫一事，也曾有不少人勸過他，讓他不要意氣用事，能忍則忍，以免禍及己身。
其中流傳最廣的是梅堯臣為了規勸他，還專門寫了篇《靈烏賦》，可耿直的范仲淹卻同樣回了他一篇《靈烏賦》，其中有句他發自肺腑的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表明了自己「寧願因為直言而死，也不願保持沉默而苟且偷生」的堅決態度，這種強烈捍衛「言權」的觀點，在1000年前的封建社會，可極為難得。
不重權位隨遇而安
范仲淹還有一點，與封建社會中歷來官宦士大夫有所不同。
就是，他有報國濟世之志，卻無貪圖權位之心。
在封建王朝之中，任誰都想著在仕途之上能節節高升，因為官位代表著權力與財富，這兩者是眾多官宦一生所追求的東西。
可范仲淹卻對此並不在意。
他因為直諫被貶官多次，當別人痛苦不堪的時候，范仲淹卻抱著無所謂的態度，欣然赴任。
有時，他甚至主動請纓，讓皇帝將自己外放到地方上為官，甘願拋下京官的穩定與厚䘵，甚至連續多年主動要求讓自己到地處荒陌的邊塞。
對於自己的被動貶謫，他隨遇而安，不管所貶之地是富庶之鄉，還是貧瘠之地，他都會沉下心來，認真施政，解決當地政經與民生問題。
當他發現某地的治理存在問題時，他也會直接向皇帝申請前往，以除地方時弊。
只要有范仲淹為官的地方，總會不出幾年，即政通人和、社會安定、百姓富足。
公元1040年，得知西北邊陲西夏國不斷侵襲騷擾之時，他又一次向宋仁宗請命，主動前往無人願意去的邊境小城，而且自降身份，去當鎮守邊境的一位安撫使的副手，協助他抵抗外敵。
基於他卓越的軍事才能與殫精竭慮的付出，不僅通過懷柔手段分解對方力量，而且加固邊境防守，培育軍事人才，訓練軍士，有效地抵擋了西夏的侵擾。
對於范仲淹來說，他就像一塊閃光的金子，無論放到哪兒，都能發揮他的才智與作用；而且，他對自己的定位，更是哪裡最需要，便往哪兒去，不拘泥於為官何方，或者官居何職。
這種因國而忘私的心態，放在歷朝歷代，都是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另類存在。
至於，他對高官厚䘵的輕視程度，從一個案例就可以看出。
公元1043年，因范仲淹在多地治理有績，又戍邊衛國有功，再加上朝野之中名望極高，在眾臣的大力推舉之下，宋仁宗便想讓他出任宰相（參知政事），可范仲淹卻一直推卻不從。
直到宋仁宗告訴他暫時實在沒有合適的人選，讓他先代其職，才勉強接受，這也讓范仲淹成為北宋頗為出彩的名相之一。
結語
後世之人，因為范仲淹的散文名篇《岳陽樓記》而記住了他，也因為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了解他的憂國憂民。
范仲淹不僅是一位文學大師，他還是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是名噪一時的教育家，正是他結合自己少年辛苦求學的經歷，為了解決寒門學子的教育問題，大量推動了北宋州縣官學的開辦與發展，打破教育的不公平。
他也是承繼了儒學之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範人物，人常言，范文正公所言即所行，身端心正。
他還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一位慈善家，傾其一生所有，購置田產，設立義莊，用田產收入資助困難之人，而自己至死之時，都居無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