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底始於突尼西亞的中東劇變以來，該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在阿以矛盾中長期對立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改善了雙邊關係，在「對抗共同敵人伊朗的鬥爭中結成准『軍事同盟』」。沙以改善關係是兩國應對中東地緣政治格局劇變的戰略選擇，對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未來發展也將產生深刻影響。
前言
在世人眼裡，大體從西亞到北非的大中東地區是一個具有高度同質性而又陷於嚴重分裂的地緣政治區域。一方面，這個地區的絕大多數民眾都信奉伊斯蘭教， 人多勢眾的阿拉伯人族群紐帶也源遠流長、密切複雜。而放眼世界歷史的長河，這一地區自中古以來，也大體經歷了同樣或類似的命運和進程，從伊斯蘭化到西方殖民化，再到民族解放運動和主權獨立鬥爭，以及地區和次地區層面的合作與抗衡。另一方面，這個地區又長期處於戰亂紛爭之中，部族與國家、宗教與意識形態、中央與地方、泛地區與跨地區同盟、傳統習俗與國際潮流、前現代與後現代等等，各種物質和觀念的大大小小的力量都糾結在一起，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無從梳理和把握。但正是在這種看似失序的狀態中，其實又孕育著新的秩序——沙特與以色列的準軍事同盟便是如此。事實上，目前中東地區最引人關注的議題之一就是沙特和以色列，兩國關係近期出現實質性改變。實際上，在卡達斷交風波中，一向行事謹慎、不願介入阿拉伯世界內部事務的以色列，卻公開支持沙特等海灣國家，表明雙方的關係正在發生改變。
▲內塔尼亞胡把以色列稱為阿拉伯國家對抗伊朗的「不可或缺的盟友」
沙特和以色列關係改善是出於應對共同安全威脅的考量，並對整個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事實上，在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後的半個多世紀內，影響中東地緣政治穩定的主要矛盾是以巴以問題為核心的阿以矛盾，以及以沙特為代表的遜尼派穆斯林和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穆斯林之間延續千餘年來的教派之爭。作為中東的地區大國, 以色列、沙特和伊朗在民族、宗教和地緣政治的矛盾中互為對手，但在美國均勢戰略的主導下，三國之間基本維持了戰略平衡。然而，中東劇變使該地區地緣政治戰略態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
面對共同的敵人——沙以關係畫風轉變的源頭
美國學者史蒂芬·沃爾特在其著作《聯盟的起源》中，對國家如何選擇盟友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國家選擇結盟是為了制衡威脅，這種威脅主要源於綜合實力、地緣毗鄰性、進攻能力和侵略意圖等四個方面。現實中，沙特和以色列接近並結成準軍事同盟，就是出於對伊朗這個共同地區威脅的考慮。雖然是共同的挑戰，但伊朗對沙特和以色列的威脅其實表現形式並不相同。
伊朗威脅的，是以色列的生存安全和沙特的地區領導權。第三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實施了積極防禦戰略，即固守已經獲得和占領的領土，不追求任何新的領土擴張，但前提條件是必須確保控制區域的絕對安全。在以色列看來，伊朗在黎巴嫩內戰結束後持續向「真主黨」提供援助和支持，不斷向控制加薩走廊的哈馬斯進行滲透，並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將軍力部署到以色列控制的戈蘭高地附近區域，使以色列感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脅，也點燃了以色列對伊朗的仇恨。以色列國內各方力量可謂是同仇敵愾，一致炮轟伊朗破壞地區穩定。
▲阿拉伯世界處於持續弱化和分化狀態
而基於綜合實力和宗教地位，沙特一般被視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家，其和伊朗存在嚴重的教派矛盾。沙特一直都在確保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絕對領導地位，但伊朗卻利用一切機會向阿拉伯世界不斷滲透，包括向中東地區什葉派力量和一些遜尼派力量提供軍力和財力支持。在沙特看來，這已嚴重挑戰了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權。有分析認為，伊朗和沙特之間的敵對程度，要高於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敵對程度。
其實，今日以色列與伊朗間劍拔弩張的關係絕非生來如此，以色列建國後，與伊朗巴列維王朝的關係還是很不錯的。伊朗是土耳其之後第二個正式承認以色列的伊斯蘭國家。20世紀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以色列和伊朗作為非阿拉伯國家，在防禦阿拉伯民族主義衝擊方面有共同利益。尤其是以色列為打破阿拉伯世界對其的孤立，著重拉攏伊朗。更重要的是，兩國還同為美國在中東的關鍵盟友和政策支柱。但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新生的伊斯蘭政權認為以色列是插在伊斯蘭世界心臟的一顆毒瘤，是「大撒旦」美國在中東的代理人，兩國遂斷絕一切外交往來。儘管如此，隨著兩伊戰爭的爆發，阿拉伯強國伊拉克的威脅凸顯，以色列與伊朗有著共御伊拉克的客觀需求，於是兩伊戰爭期間，以色列向伊朗出售了大量武器裝備。80年代中期曝光的美國政壇醜聞「伊朗門」，其實質就是美國讓以色列向伊朗運輸武器，伊朗則幫助協調釋放在黎巴嫩的美國人質。但隨著兩伊戰爭結束，日益弱化的伊拉克不再是伊朗的主要威脅，對以色列亦如是，不久之後蘇聯解體，一個「永不放棄南下波斯灣」的大國也弱化了。於是，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對美關係迥然不同的背景下，共敵的減少甚至消逝，只能意味著兩國關係不斷惡化。而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地區霸權之爭，或者說對中東軍事優勢地位的爭奪，則是兩國敵對的根本原因。以色列經歷過長期大流散後艱難建國，秉持著極其嚴苛的生存哲學和安全觀念。在生存環境惡劣的中東，國土狹小的以色列必須足夠強大並超越所有鄰國和對手，才能維持國家和民族存續。在戰爭中，以色列只能贏不能輸；在和平時期，以色列必須保持對中東其他國家的軍事優勢。由於與美國的密切安全合作，加之自身的國防和創新體系，以色列的常規軍力在中東首屈一指。不過，以色列存在國土縱深不足、人口規模不大的先天缺陷，故不滿足於常規軍力強大，還追求擁有核武器。
主流觀點認為，以色列最早在上世紀60年代即研製出核武器，目前擁有最多400枚核彈頭，這在全球擁核國家中排第三。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色列的優勢遭到伊朗的挑戰，伊朗度過了伊斯蘭革命後暫時的混亂，逐步復甦元氣，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倒台後，伊朗影響力更是迅速擴張。西方普遍認為，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都有伊朗的代理人武裝，而敘利亞內戰又讓伊朗打通了伊拉克到黎巴嫩的陸路通道，「什葉派新月帶」儼然成型。對於日漸逼近家門口的伊朗勢力，以色列敏感地覺察到自己的優勢在縮減、伊朗的威脅在增大。更重要的是，伊朗不光挑戰以色列的常規軍力，還挑戰其核優勢。伊朗已經掌握20%豐度的鈾濃縮能力，也有過研發核武的計劃和準備工作，若任其發展，伊朗擁核是遲早的事。而且，一旦沙特、土耳其、埃及、阿聯等國因伊朗擁核而跟進效仿，那麼以色列在中東的核優勢將蕩然無存，這對以色列來說簡直是釜底抽薪。因此，以色列對伊朗核研發恨之入骨，必欲毀之而後快。
同時，伊朗擴張也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憂懼，沙特、阿聯等遜尼派君主國對其尤為忌憚。因此，中東地區敵友組合出現了重大反轉——冷戰時期的主線是以色列與伊朗合作，共同抵禦阿拉伯民族主義；上世紀90年代後，伊朗大打抵抗以色列的牌，與阿拉伯多國一道反以；最近十餘年，伊朗威脅逐漸將以色列與遜尼派阿拉伯國家拉到了一起。有美國官員透露，沙以之間的秘密協商已至少進行了5年，而以反伊朗為主要內容的情報交流則持續得更久，隨著沙特王儲小薩勒曼掌權，其強烈的親美反伊朗立場與以色列更加契合。
與以伊矛盾相比，伊朗與沙特之間的競爭則是全面戰略競爭，而非單純的教派矛盾。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古已有之，但這種差異和矛盾並不必然變成尖銳的對抗。20世紀70年代，伊朗與沙特被美國視為海灣地區的雙支柱，以應對蘇聯支持的伊拉克和葉門，伊朗更被美國視為保護海灣阿拉伯國家安全的「海灣警察」。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持反美立場的伊朗與美國盟友沙特產生了尖銳對立。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使伊朗和沙特在針對伊拉克的問題上產生了和解的必要，但二者的關係因為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又趨於緊張。由此可見，固有的教派差異，只有在地緣政治對立的基礎上才會演變成對抗。當前，伊朗和沙特之間存在著全面的戰略競爭，包括政治體制、外交政策、地區安全、社會文化和經濟科技等多個領域。2016年1月3日，沙特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這已然是歷史上的第二次，1988年到1991年，沙特也曾與伊朗斷交。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卡里姆·薩賈德普爾指出:「沙特—伊朗的敵對關係是教派(遜尼派對什葉派)、民族(阿拉伯人對波斯人)、意識形態(美國盟友對反美國家)和地緣政治方面的。兩個國家都將自己視為中東乃至廣闊的穆斯林世界的天然領袖。伊朗和沙特註定是競爭者——正如法國和德國在歐洲以及巴西和阿根廷在拉美——並有成為直接敵人的可能。」 伊朗與土耳其的競爭是有限競爭，但與沙特的競爭是全面競爭；與土耳其競爭的是相對抽象的伊斯蘭世界領袖地位，與沙特則是競爭中東地區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具體表現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葉門等問題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