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1858—1917），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法國首位社會學教授，《社會學年鑑》創刊人。與卡爾·馬克思及馬克斯·韋伯並列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主要著作有《社會分工論》（189）、3 《社會學方法的準則》（1895）、《自殺論》（1897）等 。[圖源：Wikipedia]
由於人們不大習慣科學地看待社會事實，所以本書中的一些命題可能會使讀者感到驚訝。但是，既然存在著一門關於社會的科學，我們就應該希望這門科學不應是對傳統偏見的簡單複述，而應使我們以不同於常人的眼光來看待事物，因為凡是科學，其目的都在於發現，而凡是發現，都要或多或少地動搖既有的觀念。因此，除非使常識具有它在其他科學裡早已不復享有的權威——但不知從何處獲得這種權威——，否則，在社會學中，學者就得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並對自己的研究結果堅決表現出無所畏懼的態度。如果說專愛提反論是詭辯行為，那麼，當事實要求人們必須反論時而迴避之，則是怯懦和不相信科學的表現。
不過，從原則上和理論上接受這項準則容易，而要堅持不懈地運用它就不容易了。我們還太習慣於按照常識的指引來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所以很難將常識與社會學的討論徹底分開。甚至當我們自以為擺脫了它的影響時，它也會趁我們沒有防備而把它的決定強加於我們。只有長期不懈的專門實踐，才能使我們避免這樣的失誤。因此，我請讀者也不要忽視這一點。希望讀者永遠銘記，最常用的思維方式可能最有礙於社會現象的科學研究，所以大家應當警戒第一印象的影響。如果讀者喪失警惕，任第一印象發揮影響，則很可能沒有理解我的意思而對我妄加批評。比如，可能指責我容忍犯罪，說我把犯罪看作是正常社會學的現象。然而，這一指責是很幼稚的，因為在所有的社會裡，出現犯罪本是正常的，而對犯罪進行懲罰也並非不正常。建立鎮壓制度同出現犯罪行為一樣，都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它對於保障集體的健康是必不可少的。要想沒有犯罪，就得使每個人具有同等水平的意識，而根據我以後將要敘述的理由，這種同一水平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眾意的。但是，要想沒有鎮壓，就得沒有道德的同質性，而若沒有道德的同質性，社會就不能存在了。但常識卻從犯罪是醜惡的和令人憎惡的這一事實出發，錯誤地得出犯罪應該完全消失的結論。看問題慣於簡單化的常識，不理解令人憎惡的事物還會有什麼有益的存在理由，不理解這並沒有任何矛盾。機體不是也有某些令人討厭的功能，但它們的正常作用卻是保證個體的健康所不可缺少的嗎？我們不是討厭疼痛嗎？可沒有不知道疼痛的人，除非他是一個怪物。一種事物的正常性與人們對它的反感，甚至會有緊密的相互關係。我們說疼痛是正常事實，那是在人人都不喜歡疼痛這個條件下說的。我們說犯罪是正常現象，那是在人人都討厭犯罪這個條件下說的。我的方法並無任何革命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在本質上甚至是保守的，因為它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而這個物的性質，儘管十分柔韌和可塑，但不能隨意改變。那種認為社會事實只是心靈的產物的理論該有多麼危險！因為稍加邏輯推理，這個產物便立即土崩瓦解了。
圖為《社會學方法的準則》（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1919年法文版書影。[圖源：archive.org]
同樣，因為人們已經習慣於把社會生活視為觀念上的概念的邏輯發展，所以可能認為那種使集體生活的進化依賴於空間所限定的客觀條件的方法是拙劣的，從而可能把我說成是唯物主義者。但是，我更有理由要求人們給我以相反的稱呼。其實，唯靈論的本質不就是認為精神現象不能直接產生於機體現象這一思想嗎？而我的方法只是部分地將這一原理應用於社會事實而已。如同唯靈論者把心理學領域與生物學領域區分開來一樣，我也把心理學領域與社會學領域區分開來；並同他們一樣，我也拒絕以最簡單的東西來解釋最繁雜的東西。然而，認真說來，無論是唯物主義者還是唯心主義者，用在我頭上都不準確。我唯一能接受的稱號是理性主義者。實際上，我的主要目的在於把科學的理性主義擴展到人們的行為中去，即讓人們看到，把人們過去的行為還原為因果關係，再經過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這種因果關係成為未來行為的準則，人們所說的我的實證主義，不外是這種理性主義的一個結果。要想超越事實，在事實之外去理解和指導事實，只有把事實看成是不合理性的東西才行。如果事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對科學與實踐來說就都足夠了：因為對科學來說，這時沒有理由在事實的外部去探求其存在的理由了；因為對實踐來說，事實的有利價值就是其存在的理由之一。因此我認為，特別是在神秘主義正在復活的今天，我的這種嘗試能夠並一定被那些在某些方面與我有意見分歧，但對理性的未來與我有共同信仰的人毫不猶豫地，甚至十分高興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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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埃米爾·涂爾幹《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封面圖為涂爾幹的漫畫形象。[圖源：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