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岳飛傳》記載了「莫須有」故事，大意是說，岳飛被害，韓世忠挺身而出，質問秦檜，有什麼證據證明岳飛謀反？秦檜做賊心虛，說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話「莫須有」。韓世忠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故事流傳了八九百年，並被多種岳飛傳記採用，人們都信以為真。
本文立足時代背景，經過周密考證，確認這故事是人為編造的。
真實的歷史是，高宗與秦檜合謀害死岳飛，韓世忠在當時高壓的形勢下，贊同這一舉措（見1158年《韓世忠墓誌》）。到高宗在位末年，金撕毀和約，興兵南侵。1163年孝宗繼位，為重振抗金士氣，需要為岳飛平反。同時，孝宗需要為太上皇高宗開脫罪責，韓世忠之子需要為其父重塑光輝形象。孝宗命趙雄另撰碑文，於是，在岳飛被害三十多年之後的新碑文中有了「莫須有」的故事。
凡是稍涉史書者多知道，《宋史》卷365《岳飛傳》記載了一個舉世矚目的「莫須有」故事：
「（岳飛）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字數不多，畫面感很強，只見在萬馬齊喑之時，抗金名將韓世忠挺身而出，義正辭嚴地質問秦檜：有什麼證據證明岳飛謀反？奸臣秦檜做賊心虛，既不願承認毫無證據，也不敢說鐵證如山，躲躲閃閃地說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話「莫須有」。韓世忠毫不客氣的地說：「莫須有」三字，怎麼能讓天下人信服？
「莫須」本是宋人常用的口頭語，「須」表示肯定，「莫」是疑問，莫須二字連用，表示不太確定之意。現代漢語中沒有完全相應的語句，「莫須有」，勉強翻譯成現代漢語，大約相當於「莫不是有吧！？」，「大概有吧！？」
定罪需要有確鑿證據，沒有確鑿的證據就定死罪，怎麼能令人信服。看了這個故事，不需要任何文字說明，人們即可判斷岳飛之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冤案。以致後人寫作岳飛的傳記，都要寫入這一精彩的故事。後世每逢遭受冤屈之事，往往會說：那是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被整、被殺的。
故事精彩，從未見有人懷疑。但是，當我們展開視野，發現兩個碑文前後矛盾，再看其不同的政治背景，有理由懷疑晚出的「莫須有」故事系後人編造。尤其是當我們對於當時外敵壓境、權奸當道、貴胄傾軋，政局險惡的形勢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所謂「驚天大案」就不再神秘。
一、最早記載莫須有故事是淳熙三年（1176）趙雄《韓世忠碑》
《宋史》是元人根據宋代史料編寫的。遍查宋代史料，記載此事的書有多種，其中最早記載莫須有故事的是趙雄（1129—1193）為韓世忠撰寫的神道碑，全稱為《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碑》。（下引此文簡稱趙碑）文云：
「岳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王艴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淳熙三年（1176），韓世忠之子彥古趁生母去世之機，特地請求孝宗，允許為其父重立新碑。二月十八日，宋孝宗命趙雄撰寫。碑文云：
「上纘祚之十五年……二月甲午（十八日）制曰：『韓世忠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謚忠武……』時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昩死言：臣之先臣世忠……陛下憫念勲勞，固嘗爵以真王，錫之美諡，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寵……。』天子……乃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碑』……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顧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諡適同，尋上書懇辭，上遽批出，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同上）
《宋史》卷三四頁661《孝宗本紀》：淳熙三年二月，「賜韓世忠諡忠武。」孝宗於紹興三十二年即位，至此時為十五年，故碑文云：「上纘祚之十五年。」趙雄大約用心寫了一個月才完成，隨後，宋孝宗命周必大書寫，周表示推辭，「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周才接受。據此，趙雄寫成碑文應在淳熙三年三月底，周必大書則在四月初。
宋代墓誌與碑銘，都是由死者的家屬或親友提供素材，作者據以撰寫成文。此文的素材應是韓世忠子彥古（？—1192）提供的。孝宗欽點的作者趙雄，時任禮部尚書，二年後為右丞相。孝宗親書碑額，碑文則是周必大的書法，必大後來成為名相。有這樣大的背景，此文一出，很快流傳於世，「莫須有」的故事隨即為諸多史家所接受、引用。
從史家求真的角度，有必要一探究竟。我們首先問：這個故事發生在哪裡？是韓與秦在路上偶遇時？還是韓世忠到秦檜衙門，或是去秦檜家？不論在何處，在舉朝噤聲之際，如果確有身據樞密使高位（地位僅次於宰相）的韓世忠質問秦檜之事，那是轟動朝野的大事，立馬會傳遍京城內外，喜愛寫作野史、筆記的宋人，怎麼會輕易放過？如果說，秦檜在世時，曾禁野史，人們不敢寫，那麼在秦檜死前夕，高宗命秦檜與其子、孫同時致仕，並不斷清除其黨羽，起用被秦檜排擠的人上台，總該沒有顧忌了吧！但仍然沒有記載？為什麼？如果岳飛冤案全是秦檜乾的，與高宗無關，為什麼高宗在秦檜死後乾剛獨斷時，仍不願為岳飛平反？難道他甘心情願為秦檜背黑鍋？
韓世忠對岳飛冤案的真實態度究竟如何？不妨往更早的史料中去追尋一番。
二、比趙碑早十八年的《韓世忠墓誌》卻是完全相反的記載
帶著問題去觀察史料，一個完全相反的記載出現了。那就是紹興二十八年（1158）孫覿（1081—1169）寫的《韓世忠墓誌》（以下簡稱孫志）。志云：
「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戡除大憝，為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富貴始終……澤流子孫，書勛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
同樣是給韓世忠書寫的神道碑與墓誌，卻出現了兩個完全相反的韓世忠：
趙碑的韓世忠，是與岳飛站在一起，與秦檜對立的韓世忠。
孫志的韓世忠，是與宋高宗站在一起，與岳飛對立的韓世忠。
到底哪個韓世忠才是真實的韓世忠？孫志明明白白的舉出好壞兩類武將：一是緊跟皇上的賢將韓世忠，另一類是被皇上處死的跋扈將軍岳飛、范瓊。
前一個墓誌（孫志），是韓世忠剛死不久，其子彥直（1131—約1194）請大筆桿子孫覿寫的。孫覿推辭了七年之久，在韓家不斷催促之下才動筆。志云：
「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三。……彥直等以其年十月庚午，舉公之柩，合祔於平江府吳縣胥台鄉靈岩山秦國夫人之墓。於是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盍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名公卿大夫功德者為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敢。』距今七年，韓氏書謁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志其大者，而系以銘。」
試問與岳飛並列的范瓊是什麼人？
靖康時，金兵圍攻開封，范瓊率勤王兵一萬人趕到開封救駕，被封為京城都廵檢使。「屢與大金戰，皆身先士卒，數破之，由是顯名。」其後，開封失守，金虜走徽、欽二宗，立張邦昌為楚帝，范瓊搖身一變，積極參與其事，擅殺抗金將領吳革。南宋高宗即位後，范參與平定群賊孫仲等，升任侍衛步軍司統帥，這是三支中央軍中的一支，居第三位。在苗傅、劉正彥發動兵變逼高宗退位時，「與傅書問往來。不肯進兵。張浚十一檄令會合勤王，瓊終不進。」苗、劉兵變失敗後，又要求釋放參與兵變的主將左言。建炎三年七月，「以范瓊跋扈無狀，收下大理獄」，「賜死。」將英勇抗金的岳飛與反覆無常的跋扈將軍范瓊歸為一類，最清楚地表明韓家的立場，是與殺岳飛的高宗站在一起的。如果真有韓世忠為岳飛鳴冤之事，其子怎麼會讓墓誌中寫上相反的一筆，不怕擔當不孝之名？這樣做能使死者在地下安息嗎？
三、「莫須有」故事細節辨析之一：韓世忠會為岳飛鳴冤嗎？
這一問題，需分幾個層次來分析：1、為岳飛鳴冤需付何等代價？2、韓世忠與岳飛的關係究竟如何？3、韓世忠與張俊、高宗、秦檜的關係如何？4、韓世忠的處境是否到了可以挺身而出的地步？
1、為岳飛鳴冤需付何等代價？
在岳飛被害時，凡為岳飛鳴冤的布衣、小官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判刑、整死。
例一：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論死。
《宋史》卷365《岳飛傳》：「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
《萬姓統譜》卷59：「劉允升名階，以字行。允升，建州布衣也，聞岳武穆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寃，秦檜大怒，下棘寺論死。」
例二：汾州進士智浹上書，決杖編管，在編管地被整死。
《宋史》卷200：「汾州進士智浹上書訟飛寃，決杖編管袁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208：紹興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庚戌，「和浹上書辯岳飛之冤，編管袁州。和(按當作知或智)浹字巨源，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有識，性不喜阿隨，好直言，岳飛以賓客待之，飛死，浹上書辯飛之冤，事下中書，秦檜怒送袁州編管，袁州官吏以浹取怒時相，全不少假，監系其嚴，浹不堪死。」。
例三：文林郎湯某上書論列，並受害。
元虞集《題岳飛墨跡》：「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御之策，﨑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並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這位有正義感的小官連名字都沒有留下。
至於地位極高的皇族為岳飛說話，亦沒有好下場。
最典型的是判大宗正事趙士㒟（1084-1153)，他是宋太宗後裔，允讓的曾孫，高宗則是允讓的玄孫，高宗尊稱他為皇叔，在宋皇室中地位最高，又曾擁立高宗為帝，平定苗、劉兵變，使高宗得以復辟，對高宗是有大恩的。他接觸過岳飛，深知其為人，決定「以百口保飛無他」，然而還沒有來得及上奏，風聲傳到台官耳中，彈劾他「有不軌心」，立即被免職，隨後遣送建州居住（軟禁），至死不能回杭州。其弟同知大宗正事士樽也受牽連，被免職。至此，宋高宗已到了六親不認的地步。
2、韓世忠與岳飛的關係究竟如何？
韓世忠與岳飛並沒有太密切的關係，南宋初各路家軍都是在中央軍全面崩潰之後，憑藉個人的努力，在無數戰鬥中逐漸發展壯大以後形成的。主要的家軍有劉（光世）家軍、張（俊）家軍、韓（世忠）家軍、岳（飛）家軍、吳（玠）家軍等。各軍只聽從領頭人的命令。各軍之間的關係很不和諧，皇帝指揮他們協同作戰，甚費周折。
紹興十年（1140）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1093—1169）《上皇帝書》:「……今日之兵，分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分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分隸楊沂中者則曰楊家軍，分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軋於己也。」
在各家軍中，論年齡岳飛最小，論資歷岳飛最淺，他比劉、張、韓晚一輩。張比岳大18歲，劉、韓比岳大15歲。由於岳在戰鬥中屢建奇功，很快升遷到與張、韓平起平坐的地步，這使得張、韓很不快。為了改善與張、韓的關係，岳飛聽從參謀薛弼（1088—1150）的建議，多次寫信通好，但未見效果。後來，在紹興五年（1135）平定楊么之後，特地將最好的戰利品送給他們，韓世忠領情了，改善了關係，而張俊依然如故。岳飛也不再低三下四，與張俊的矛盾加深了。對此，薛弼之侄薛季宣（1134—1173）有如下的記載：
「初，岳侯以列將拔起，時張俊、韓世忠等已皆建立功効，至大官，內不能平。伯父勸岳屈已下之，書凡三十七通，俱不之答。岳破么賊，遣大將俘獻樓船各一，卒徒戰守之具畢備，韓始大說定交，而張忌之益甚。岳名日盛，幕中之輕脫者教岳勿苦降下，於是始隙。」
岳飛與韓世忠的關係好了，但他們各在自己的駐地，並不在一起共事，談不上有多密切的關係，遠沒有達到結義兄弟生死與共的地步。這從以下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岳飛連韓家軍大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直到紹興十一年六月，去楚州查看軍籍時，才驚訝地發現，韓家軍才三萬人，比岳家軍少的多。如果關係非常密切，怎麼連這一點最起碼的信息都不了解呢？
《要錄》卷140：紹興十有一年夏四月癸未，「張俊、岳飛至楚州……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眾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
3、再比較一下，韓世忠與岳飛、張俊之間的關係。不少學者認為韓、岳是一派，張俊與秦檜、高宗是另一派，前者主戰，後者主和。這樣的認識太簡單化了。張俊與秦檜、高宗的關係好，是事實，但一般人不明白的是，韓與張的關係其實遠比與岳的關係好。有一事為證。韓世忠的次子彥朴娶張俊的女兒，張俊的第五子子仁娶了韓的女兒，他們是雙重兒女親家。
周麟之（1118—1164）《張循王（俊）神道碑》：「四女：……次適直徽猷閣韓彥朴。」孫覿《韓世忠墓志銘》：「四男子：……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
孫覿《韓世忠墓志銘》：「八女：……右承事郎、充秘閣修撰張子仁，其婿也。」周麟之《張循王（俊）神道碑》：「五男：……子仁，秘閣修撰。」
官員間的婚姻往往是政治聯姻。兒女的婚姻都由父親決定，沒有韓與張的親密關係，不會成為雙重兒女親家。而韓與岳則毫無婚姻關係。
以上可知，從關係密切程度上講，韓世忠與張俊的關係遠比與岳飛的關係密切，張俊緊跟高宗、秦檜的立場不可能對他沒有一點影響。
4、韓世忠的處境是否到了可以挺身而出的地步？
從當時韓世忠面臨的處境看。他正處於如履薄冰的狀況。宋廷對岳飛痛下殺手，有殺雞儆猴之意。誰最可能是「猴」呢？三大帥中，張俊最受朝廷信用，可能為猴的除了韓之外，別無他人。消除軍閥割據的隱患，乃是宋初一開始就實行的家法，略有不同的是，北宋初主要對象是趙匡胤的結拜兄弟和親戚，所以採取的是杯酒釋兵權的和平手段。南宋初面對的是各路家軍，私家軍隊是軍閥割據的基礎，對付他們就不會那麼手軟了。
宋高宗對他們是又利用、又警惕，因為中央禁軍已垮，不能不靠各路家軍維持政權，當生存環境好轉，朝廷就開始考慮收拾，首先向劉家軍開刀，紹興七年（1137）免去劉光世（1089—1142）軍職，派文臣呂祉（1092—1137）取代，不料部下不服，酈瓊殺死呂祉，帶5萬多人叛變投敵。擺在東線的三路家軍，一下子損失了三分之一。朝野震驚。高宗只好收手。
到紹興十一年宋金議和，朝廷又開始考慮解決家軍問題，這一次，換了高明的花招。四月，晉升三大將為樞密使、副使，使他們高高興興地離開地方到中央，實際上是剝離他們與部下的聯繫，同時將三個家軍一分為二，分成六支，由資歷稍淺的偏裨掌管，直屬中央。四個月後就動手了。八月，罷免岳飛。九月，岳飛部將王俊告發岳飛愛將張憲，十月十三日逮捕張憲、岳飛入獄。二十八日，罷免韓世忠。這本身已是對韓的警示。十二月，岳飛被處死，同時嚴懲為岳飛鳴冤者。此時，韓如若站出來為岳飛說話，勢必成為岳飛第二。因為各路家軍成分非常複雜，既有抗金志士，也有見利忘義的小人。早在紹興九年（1139）就有韓世忠的部將溫濟公然告韓的黑狀。只是時機不到，溫濟賣主求榮沒有成功。韓世忠要求處死他，朝廷也沒有答應。只將溫濟貶斥了事。《宋史》卷29：紹興九年九月丙申，「以威州防禦使溫濟告韓世忠陰事，勒停，南劍州編管。世忠又奏欲殺之，詔移萬安軍。」朝廷此舉，或許有預留一手的考慮。
現在形勢大變，韓稍一不慎，再出一個溫濟式的小人，很難想像，那會是什麼結果，韓豈能不考慮？他選擇了「明哲保身」（趙碑），主動辭職，然後「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孫志）不敢與部下見面，還不是因為怕有人誣告他與部下合謀叛變，成為岳飛第二？
四、 「莫須有」故事細節辨析之二：假定韓世忠會為岳飛說話，他該找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弄清製造岳飛冤案的主角究竟是誰？宋代是中國古代王朝中最講法治的朝代，它不像秦始皇想殺宰相李斯，自己下一道命令就辦了，明朱元璋也是如此，下一道命令就將成千上萬的大臣及其下屬親人殺了。宋代講究法治，即使是有意整人，也得走法定的程序。像岳飛這樣的大案，在宋代叫做詔獄。其程序是：
第一步，由皇帝下詔，組成特別法庭，御史中丞牽頭，會同大理寺官員審判。
第二步，御史中丞上奏審判結果：罪行，證據，判決。
第三步，皇帝批示。
皇帝的批示是最後的裁決，一般是從輕發落，或同意，極少有加重發落的。從下詔到最後裁決，皇帝掌握著主動權，案子對與錯，主要責任人應是皇帝。
具體到岳飛案，下詔並作最後裁決的是宋高宗，在幕後籌劃的是秦檜，站在第一線審訊逼供的是万俟卨（1083—1157）。顯而易見，製造這起冤案的首犯是宋高宗，主犯是秦檜。或以為宋高宗是傀儡，這是低估了宋高宗，如果是傀儡，只要畫圈就可以了，但是當万俟卨呈上判決意見時，他作了如下更改：
對岳飛，由「決重杖處死」，改為「賜死」，讓他死的稍微體面些，表示了一點皇恩，但本質上仍然是死。可是對岳飛之子岳雲，卻無限的加重，由「徒三年」改為「斬」。
顯然他深怕三年後岳雲活著出來，萬一率領岳家軍與他作對，事情就難收拾了，於是一不做二不休，痛下殺手。這一更改說明他不是傀儡，他在充分運用最終裁決權。再說，事過十幾年，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死，宋高宗在其臨死前下詔，讓秦檜祖孫三人同時致仕，並清除秦黨，起用被秦檜排斥的官員，將權力全部收到自己手中，如果他真是傀儡、如果冤案完全是秦檜辦的，此時豈不是給岳飛平反、表自己清白的絕佳機會？然而他沒有作，直到紹興三十二年退位，依然沒有作，這不是清楚的表明冤案是他們共同製造的嗎？區別只是站的位置不同，他在前台下聖旨，秦檜在幕後出點子。
如果韓世忠真要為岳飛說話，就得找高宗，雖然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但歷史上也有稍見效果的事例。宋神宗聽說趙世居長得像趙匡胤，可能會影響它的皇位，於是製造了一起冤獄，說世居企圖謀反，賜死，理由是與其有交往的幾個人，有謀反的意圖，罪證則是隨意拼湊的。其中一人李士寧，罪狀兩條：一是送給世居一把雕有龍紋的寶刀，二是贈世居母一首詩。前者純屬牽強附會。後者最終查明，詩是從《宋仁宗御集》中抄來的。李士寧是王安石的座上客，王對他的為人很了解，便與神宗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最終神宗因為要依靠王安石搞改革，不得不讓步，李士寧由「當誅」改判為流放。
韓世忠身為樞密使，官位僅次於宰相，真要為岳飛說話，是有機會的。按宋朝決策層的議事規則，有關政務事，皇帝與宰相、參知政事商討，軍事則與樞密使、副商議，商議畢，大臣有事可以單獨留下，與皇帝談，稱之為留身奏事。由於是兩人之間的交換意見，即使皇帝不愛聽，不接受，後果也不至於太嚴重，更不會下獄。但韓世忠沒有這樣作，他怕引火燒身，十月十三日岳飛下獄後，他一看形勢不妙，接連上奏辭職，於二十八日歸家。此後，自稱清涼居士，優遊林下，為了避免岳飛的下場，他不與舊部見面，不問世事。
墓誌：「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絶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獨酌，興盡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在杭州遊覽之時，還留下了題名：「紹興十二年（1142），清涼居士韓世忠因過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為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立，男彥直書。」事在其辭職後數月。可與墓誌互證。
辭職以後是否還可以為岳飛說話呢？那只有上書了，這可是比留身奏事危險得多的選擇，韓世忠沒有那麼傻。從史料看，韓並沒有上奏。
在紹興十一年十二月的最後幾天，竟然出現了這樣一幕：秦、韓兩家喜事連連，岳飛一家倒了大霉。真箇是兩家歡喜一家愁。
《要錄》卷143：紹興十有一年（1141)十有二月戊子（二十四日），「直祕閣、新知溫州秦梓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梓、檜皆引嫌辭，上不許。右承務郎韓彥質、彥朴並直祕閣。二人皆世忠子也。」二十九日，岳飛父子被處死。全家被流放。
秦檜之兄秦梓（？—1146）剛任命知溫州，還沒有到任，就升至中央當官。韓彥質、彥朴是韓彥直之弟，是年韓彥直才12歲，其弟不過十歲或不足十歲。對比一下，北宋時楊業為國捐軀，宋太宗恩賜其子官，其中最小的兩個兒子因為不足十五歲，按慣例都沒有賜官。現在韓世忠尚健在，並沒有為國捐軀，兩個幼小的孩童卻得到分外優厚的待遇，而且與岳家的悲慘命運幾乎同時出現，如果韓世忠在岳案的立場上，不與高宗、秦檜保持一致，能有此等好事嗎？
五、 「莫須有」故事細節辨析之三：韓世忠如果質問秦檜，秦檜會回答「莫須有」嗎？
前面已經說過，從法制的程序上，審判之事不由他結案，最後批示則在皇帝手裡，此事找他沒有道理，他完全可以不管。考辨至此，本來可以畫句號了，不過，為了說的更透徹一點，不妨再推論一下，假如韓世忠敢於質問，秦檜會不會回答：「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按：其第一句話有點答非所問，岳飛的罪狀主要是：指斥乘輿、抗拒詔命。至於岳雲與張憲書，乃是用來定張憲與岳雲之罪的。秦檜怎麼會避開岳飛之罪，去談岳雲與張憲書呢？
《要錄》卷143：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二月癸巳，「岳飛賜死於大理寺。……飛以眾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西前後親受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留，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
王明清曾看過這案卷，他在《揮麈錄余話》卷2中說：
「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迺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以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為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為亂，所供雖嘗移緘，既不曽達，繼復焚如，亦不知其詞云何，且與元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極，而不得實情，的見誣罔，孰所為據，而遽皆處極典。」
秦檜的第二句話「莫須有」，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說話非常果斷，決不會吞吞吐吐地說句模稜兩可的話。其子秦熺寫的相關史論，代表了他的思想。
「史臣秦熺等曰：……十一年果竭眾以犯淮西，必欲以全取勝，時遣三大將領兵進擊，而岳飛陰有異謀，遷延顧望，拒命不進，……岳飛擁重兵據上流者累年,稔成罪釁,日圖反叛,至是皆暴章首告繼踵，逮核實於天獄,悉得其情,逆狀顯著,審讞無異,飛與子云及其黨張憲皆賜死。」這裡的用詞：「核實」、「悉得」、「顯著」、「無異」。無不斬釘截鐵，不留餘地。
如果韓世忠真的質問過秦檜，並且當場勃然大怒，秦檜會就此善罷甘休嗎？不可能。這裡舉兩個秦檜親信的例子即可證明。
其一是何鑄（1088—1152），他在任御史中丞時，秉承秦檜的旨意彈劾岳飛，免去岳的樞密副使之職，十月高宗命他主審岳飛案。此人還是有點良心的，審了一個多月，發現構不成重罪，一直拖著，不願按照高宗、秦檜的意圖結案。此時，高宗、秦檜感到為難，免他的官找不到藉口，於是想出一招，提拔他為簽書樞密院事，讓他出使金國，處理和議事，騰出御史中丞的位置，讓更中意的親信万俟卨擔任，這樣審判權就轉移到万俟卨身上。
果然，經過一個多月的審訊，万俟卨搞定了這一冤案。第二年，万俟卨以何鑄「黨惡」為由進行彈劾，何鑄僅僅當了八個月的執政官，便下台了。万俟卨因此晉升為參知政事，繼續充當秦檜整人的打手。有一次，万俟卨出使金國，返回後，秦檜讓他將金人讚美自己的話轉達給高宗，万俟卨一看是秦檜自己編的，大概覺得太肉麻了，沒有照辦，秦檜立馬指使御史中丞李文會彈劾，免去其職。這條乏走狗只當了一年半執政官，就回了家。
這兩個親信一直為秦檜效勞，從來沒有與主子發生過正面衝突，僅僅因為稍微跟得不緊，馬上摘掉烏紗帽。要是韓世忠真的敢質問秦檜，還敢勃然大怒，那恐怕天大的禍患就會降臨頭頂。然而，在岳案期間及以後出現過什麼災禍嗎？沒有，完全沒有。有的只是韓世忠的兩個幼兒與秦檜之兄一起升官的美事，這難道不是最好的反證嗎？
這裡再舉一個韓世忠非常敬畏秦檜的例子。《東南紀聞》卷1第10條：「汪勃（1088—1171），歙人也。仕州縣，年踰六十，猶未調，官滿趨朝，試干秦檜，求一近闕，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寘台省。」
《揮麈後錄》卷11：「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馬帥解潛曰：雖雲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其指為札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為是邪？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嶺外。」按：此條記載不完全準確，但說明在人們心目中，韓世忠是懼怕秦檜的。
為什麼會如此敬畏、懼怕？朱熹說得好：「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髙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髙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
直到臨死，韓世忠仍對秦檜有恐懼之心，他知道，自己一死，按慣例，皇帝要到家裡臨奠，他留下遺囑，一定要懇辭。果然，不出他所料，秦檜派人威脅韓家，必須懇辭。韓家怕有後患，照辦了。
趙雄《韓碑》：「屬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脩然，合掌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城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君父，上表懇免至再，太上黽勉從之。」
此表，是以韓世忠妻子名義上的。《宋會要》禮四一之二三：「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故太師、通義郡王韓世忠妻魏國夫人茆氏(壯)[狀]：『亡夫世忠身薨，恭聞車駕將欲臨奠，經由道路窄隘，不敢仰勤清蹕臨幸，乞賜寢免。』詔依所乞。」
這就不難理解，韓世忠死後，為什麼還要在墓誌中對岳飛案表態，明確與高宗立場保持一致。
六、是誰編造了莫須有的故事？
凡作偽者都是為了得到好處，因此故事的編造者必定是得益者。此舉的得益者有：
韓世忠家屬：韓世忠在當時沒有站出來為岳飛說話，怕殃及自己和全家，這是可以理解的。韓世忠死後，其子請孫覿撰墓誌，竟然讚美高宗英明，處死跋扈的岳飛，當時，大概覺得這是多數官員共同的看法，他們一家因為立場站在高宗一邊而得到好處。但是，當孝宗為岳飛平反之後，韓家就尷尬了。韓、岳都是抗金英雄，韓怎麼能這樣對待岳飛呢?這太有損韓的形象了。現在編出這麼一個故事，一舉兩得，一方面，韓的形象全變了，另一方面，害岳飛的的責任全歸到秦檜頭上，他們得以平息孫覿撰墓誌的影響，樹立韓世忠抗金英雄的正面形象。從與岳飛對立轉變為站在岳飛一邊共同對付奸臣秦檜。韓世忠的後代也會因此而沾光。為此，家屬不惜以重金酬謝撰者與書寫人。墓碑的素材歷來都是死者家屬提供的，他們應是故事的編造者。此碑一出，將孫志譴責岳飛跋扈之說掩蓋掉了，只有岳飛的孫子岳珂還記住這筆帳，在《金陀粹編》卷23專門批判其孫志跋扈之說，為祖辨誣。
宋孝宗有雄心大志，想恢復中原，因此為岳飛平反，以鼓舞士氣，但這樣一來，太上皇宋高宗面子就過不去了，孝宗雖非高宗所生，但畢竟是高宗立他為太子而後繼位的，與親父無異，按儒家的傳統，理應為尊長避諱，如何才能解決這個難題呢？現在莫須有的故事一出，將冤獄的責任全部推給秦檜，這個問題就全辦妥了。秦檜本來就是個大奸臣，害人無數，將全部罪過堆到他頭上，最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孝宗看過趙雄碑文非常滿意，特意下詔命周必大書寫，周推辭，孝宗再下詔，周不得不接受，下足了功夫，到八月交卷，二十三日奉聖旨交給韓家，韓世忠子彥古上劄子，奉送潤筆費「二百金器」，周必大上奏推辭，孝宗「御筆批依例收受，不須懇免。」孝宗對此小事如此上心，一再下旨，不難看出他興奮之情已難以言表，他是故事的得益者。不過，依他的身份當然不至於下聖旨造假，但他的心事一定會在趙雄面前有所表示，讓他去細細體會。
趙雄得益甚大，他在奉孝宗之命，撰成此文後，好事不斷。同年七月，即跳過兩個台階，由禮部尚書直接升為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十一月升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六月又升參知政事，十月晉升為右丞相。他應當參與了故事的編造。故事中用了宋人俗語「莫須有」，顯得更像是真的對話，顯然是精心策劃的結果。
七、結語
韓世忠質問秦檜，秦檜回答莫須有的故事，完全是杜撰的，編造者就是韓世忠的兒子彥古和碑文的作者趙雄。
韓世忠與岳飛都是抗金英雄，他們在抗金上是一致的，兩人之間的關係還可以，但不算太密切。韓世忠與張俊則是雙重的兒女親家，關係密切。韓、張與高宗的關係都相當好，岳飛則比較疏遠。張俊與岳飛的關係不好，最後對岳飛落井下石。秦檜與宋高宗在與金議和與收兵權上完全一致。宋高宗的目的是消除內憂外患，穩坐寶座。秦檜則是通過掌握台諫勢力，為高宗消除憂患，排除異己，操控朝野，實現權相夢。他們通過製造岳飛冤案，為實現各自的目標掃清障礙。
岳飛被害，抗金派受壓，韓世忠為明哲保身，在岳飛案上與朝廷保持一致，所以在最早的墓誌中寫下了讚美高宗處死岳飛之詞。
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撕毀和議，南下伐宋，抗金派重新抬頭。但岳飛冤案的副作用非常嚴重，不僅岳家軍軍心渙散，舉國將士均受影響，將軍也不敢盡全力，因為立功升官，難免遭忌，落得岳飛的下場。金的南侵，因金國內亂而暫時告一段落，但誰能擔保不會再來呢？岳飛冤案不平反，誰為朝廷出力呢？高宗自己作了虧心事，又死要面子，不願承認與糾正，於是將寶座傳給孝宗，自己作一個逍遙自然的太上皇。
孝宗有恢復中原的雄心，他需要岳飛那樣的抗金英雄，因而積極為岳飛平反，然而平反以後，高宗的面子需要尋找合理的辦法照顧。而岳飛的平反，使韓家非常難堪，因而乘著為韓世忠作新碑之機，韓彥古與趙雄合作編造了莫須有的故事，既使韓世忠保持完美的形象，也讓高宗蓋住了顏面。
莫須有的故事編成，社會影響極大。碑豎在韓世忠墓前，而碑額乃宋孝宗親筆題寫。碑文的作者與書寫人都是先後當上宰相的名人，此碑所記自然被看作最真實的信史。於是「莫須有」的故事被許多史書所採用，最後寫入了《宋史》。
此碑文為所有涉及高宗與秦檜共同乾的壞事定了調：那都是秦檜乾的，與高宗無關。以後許多著作多依此執行。事實可以改編，只要編得高明，有權威撐腰，就會變成信史。有這個榜樣擺著，於是新的故事一個又一個地被好事之徒編造出來。
如在岳飛墓前應該跪的是高宗和秦檜，卻成了秦檜與王氏。智商不高的王氏被升格成比秦檜還陰險的狐狸，高宗與秦檜密謀轉換成秦檜與王氏，密謀的地點由西窗變為東窗，最後，經過上百年的加工，一個完整版的「東窗事犯」的故事終於出籠，並且流行開來，成為新的掌故。歷時三個月的詔獄，公開下的詔書：賜岳飛死，卻變成秦檜一個紙條付獄吏處死。歷史就這樣被改寫，人們依據這樣的「信史」，去評頭品足，去抒發感情，去編寫符合時人胃口的新史，後人就這樣被愚弄著。
古往今來，形形色色的假貨太多了。尤其在社稷鼎革期，政治鬥爭殘酷複雜，冤假錯案撲簌迷離。史學工作者頭等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有廣闊的視野、敏銳的目光，洞察史料的詭異，運用嚴謹科學的方法，追尋歷史的真相。
作者簡介：李裕民, 男, 浙江桐鄉人,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本文原刊於《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引用時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