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是一部驚世之作，它不僅其有超乎一般作品的小說史意義，同時也是一部有著非常歷史文化意蘊的小說。
儘管在這部中國16世紀的文學巨著中，創造和因襲、弘大和卑瑣、深刻和淺薄、質樸和庸俗奇怪地混雜在一起，經常迷亂讀者的閱讀和思考，使一般讀者甚至批評家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陷於顧此失彼的誤讀，儘管其形式和技巧上有許多原始和拙笨的地方，甚至有不少恣肆的性行為乃至色情描寫，但就總的來說，其與生活同步的恢宏氣勢以及逼視現實人生的力量，卻近似於歐洲的那種寫實的、生活型的「近代」小說。
假若借用19世紀法國小說家巴爾札克的一個說法，我們甚至可以說《金瓶梅》是中國16世紀後期的「社會風俗史」。
這意思就是說，《金瓶梅》不僅展現了晚明時代豐瞻繁複、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而且創造了若干具有準確歷史內涵和豐富人格特徵的人物形象，尤其對書中主角西門慶更可以作如是觀。
通行的《中國文學史》和若干批評家們認為，《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是一個「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勢力代表人物」。
這一說法似乎很全面，卻說不上準確，因為《金瓶梅》中的西門慶雖然有多重社會身分，但他真正的人生角色卻只能說是商人。
而不搞清楚這一點，幾乎就無法說明白《金瓶梅》。
在《金瓶梅》中，西門慶的主要人生事業是商業活動，他的全部人生遭際也無不與經商買賣有關。
即使靠納賄當上理刑副千戶、千戶後，他也沒有放棄經商，而是愈發大幹起來：在原有的中藥鋪外，增開了解當鋪，又與人合資，從南方販來絲綢絨線，開起了緞子鋪、絨線鋪，還販官鹽，充買辦，不放過任何經商發財的機會。
欺詐和貪贓枉法的事，西門慶當然幹過─資本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崛起，即原始積累時期，免不了巧取豪奪─但使他成為巨富的主要途徑還是各種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商業活動。
長途販運，經營綢緞布匹更使他最後大發其財。小說對西門慶致富的過程，以及資金、商業經營方式和經營商品的種類都有詳盡的描寫。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金瓶梅》是一部中國16 世紀商人西門慶的興衰史也未嘗不可。
無論是小說所描寫的西門慶的人生行為、生活方式，還是所揭示的西門慶道德觀念、價值取向，都說明在《金瓶梅》中，西門慶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商人，一個當時的商業暴發戶─我們甚至可以通過這一典型的剖析，了解晚明商業活動之一般，乃至認識商人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命運。
晚明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除了其他原因之外，16 世紀中葉以貴金屬（白銀）為主、銅幣為輔的「銀本位」貨幣制度的確立，國家賦稅從實物形態演變為貨幣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當時商業的發展。
「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成為異於往古的現象。
由於商業、特別是販運性商業的空前發展，使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據當時人宋應星估計，萬曆時「徽商」的資本總額達白銀3000 萬兩，年獲利900 萬兩，比國庫的稅收多一倍。各地經商致富之人驟增，如新安大賈「藏鏘有至百萬者」，「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金瓶梅》描寫西門慶從不大的中藥鋪起家，短短的七八年時間，就積累了商業資本白銀數萬兩，全部家產達到10 萬兩之巨，可以說是對當時現實經濟生活的真實寫照。
西門慶不就是《金瓶梅》所描摹的這幅畫卷中「活」的富商大賈嗎？
確實，西門慶身上帶有中國16 世紀商業暴發戶的鮮明特徵。對於金錢、權勢、異性的占有欲如此強烈地成為他人生行為的內驅力和性格的支點。
當他崛起之時，曾經表現過非凡的野性力量和進攻的姿態。他肆無忌憚地踐踏一切傳統的社會規範、道德原則，在他的金錢面前，聖賢偶像、法律尊嚴、女性節操，都失去了聖潔的光輝。
西門慶以他的行為表現了對封建社會全部秩序的侵擾和破壞，甚至憑藉金錢順利地擠進了以維護封建秩序為職能的官僚行列，有能量令制度和法令的作用顛倒。
當他的事業達到顛峰，色膽包天地到「世代簪纓」的招宣府去奸占林太太的時候，不是大有手提錢袋強闖封建貴族婦女密室的歐洲「資產階級」暴發戶的氣概嗎？
不過，歷史是不能簡單比附的。雖然對於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秩序來說，西門慶表現為一種破壞力量，說他是「封建勢力的代表」，未免不符合實際─在商品經濟中，物與物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實際是互為表里，這個叫西門慶，又叫西門大官人、西門大老爺的人物，究其底里，不過是商業資本的「肉身代表」。
只是在16 世紀的中國，要成為商業資本的「肉身代表」，沒有經商以外的社會身分，沒有官僚惡霸的身分，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典型的。但是，如果因此強調西門慶是「新興商人」，應該說也是失當的。
因為西門慶這樣的商業暴發戶，只是中國「前資本主義」，或者說是封建社會末期商業資本的「肉身代表」，並沒有發展成為一種代表新的歷史起點的「新興」力量。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給予歐洲「前資本主義」商人以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是「中世紀」世界「發生變革的起點」。
在西方，商業資本是促進「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主要因素，其中的關鍵在於商業資本向生產資本的轉化。但是中國16 世紀的歷史沒有為這種轉化提供必要條件。
一方面，大一統的專制統治，特殊的社會結構和調整機制，決定了商人們只能在一定限度內生存和發展，只能將積累的財富和力量投入有限的畛域；
另一方面，商人自身也帶有孕育他們的那個社會種種惡性基因，自覺不自覺地要走上迷失自我或自我毀滅的道路─曾幾何時，西門慶和他的事業就「燈吹火滅」，其「依附者亦皆如花落木枯而敗亡」─中國16 世紀的西門慶們不是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失去了歷史長子權，而是必然耗損於孕育他們的那個社會的慣有引力之中。
因此，正如何滿子先生為拙著《金瓶梅新論》所寫的序言中所談到的，西門慶的「多財貨則恣欲」的人生行為，實質上就是一個歷史角色的自暴自棄，即找不到正當出路的商業資本及其「肉身代表」的自暴自棄。
他的「縱慾喪身」不僅僅是一種「性格悲劇」，也是一種「歷史悲劇」。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說西門慶實際上是中國「前資本主義」商人的悲劇象徵。─創作《金瓶梅》的這位中國16 世紀不知姓名的小說家，也許壓根兒沒有想到這一點，
但是，當他為中國16 世紀後期那種帶有新色素的生活所振奮，為晚明社會新思潮所激盪，因而大膽改造了一個歌頌傳奇英雄的故事，著意去描摹自己就生活於其中的銅臭刺鼻、道德淪喪的世俗世界時，這樣一種「歷史認識意義」實際就已經深蘊於他的描寫之中了。
文章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
本文獲授權發表，原文刊於《光明日報》， 1955年7月19日。後收錄於《李時人<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