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王安憶和余華來到華東師範大學普陀校區思群堂，進行了一場主題為「現實與傳奇」的文學對談。
兩位蜚聲國際的當代中國文學大師就文學的現實性、傳奇性、人工智慧、短視頻時代、「大學教育能否培養作家」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淺出、別具匠心的闡釋和解讀。王安憶言笑自若；余華的風趣也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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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回憶
對談一開始，余華率先追憶了自己寫作《活著》的往事。他說，《活著》的最後十頁是在華東師範大學的招待所里定稿的。當時，他和蘇童、格非等人多次相聚，一見面就談文學。有時，縱談到學校和招待所都關門了，他們便一起翻越學校鐵門、鑽過招待所窗戶，進進出出。余華回憶到此處，動情地笑了。這是屬於他們的文學的黃金時代。
言談間，余華主動玩起了「他和莫言曾被學生認錯，代對方簽名」的熱梗，並調侃道，他比莫言的簽名更好看，因為以前在北師大的宿舍時，就曾模仿過莫言的簽名。
談及今日的對談對象王安憶，余華說：「一個作家和文學，自始至終保持一種純粹的關係，如果這種純粹存在的話，這個純粹就叫王安憶。」
王安憶在追溯八九十年代時，也談到自己和格非、孫干露等作家經常聚會，一見面就聊文學。華東師範大學就是他們的一個文學據點。後來，她因為不堪忍受一些人在飯局上的無禮的段子，逐漸退出人群。但也會有幾個真正的朋友，像莫言、余華、張承志、韓少功等人。
王安憶直言：「時代記憶非常豐富，一時不知從何談起。」談起余華，她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1988年，他們同去台灣，中途在香港轉機。由於經驗匱乏，下了飛機後，一行人非常迷茫。這時，有一位農民裝扮的浙江人，看到余華後就笑道：「你是去台灣找你爸爸。」
「余華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找爸爸的孩子。」王安憶笑著說，並且認為余華的諸多文學作品就是在處理孩子與父親的關係。
她說，她羨慕60年代的作家，他們經歷了各種思潮，沒有受到過去的禁錮，還產生了自身的經驗。不像現在的孩子，生活非常格式化，從小學到中學、大學，很難轉化出自己的獨特經驗。
王安憶認為，中國當代最好的作家就是60年代的作家：遲子建、余華和蘇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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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現實」
此次對談的第一個關鍵詞是「現實」。怎樣理解文學中的現實？
王安憶稱自己為寫實主義的作家，要從現實生活中汲取材料。她坦言最初看余華的《現實一種》等先鋒作品時，很警惕，懷疑先鋒文學的敘事方法不能持久，不具備深遠的可讀性。「我們讀作品是從常識出發的。他們（先鋒作家）的表達形式和日常常識不一樣。」
在那一批先鋒作家中，王安憶認為余華是唯一一個清醒的、自覺的、重新開始敘事的作家。「余華是唯一一個服從了現實生活的邏輯，又能從現實邏輯里脫身的作家。大部分人（先鋒作家）是不能脫身的。」王安憶說。
余華在談到「現實」這個話題時表示：所有文學，沒有現實基礎的話，會飄走，像斷線的風箏，「現實是文學的基礎，也是出發的理由。」
他認為，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的材料，就像一場化學實驗，有的時候，材料夠了，就足以成為一部作品；有的時候，材料不夠，就需要作者再往前「推一下」。
余華拿魯迅的作品《風波》和澳大利亞作家弗蘭納根的《河流引路人之死》做了一個例證說明。
在《風波》裡，魯迅通過一條趙七爺的「辮子」，寫出了當時時代的劇變，和底層民眾應對這種劇變的方式。那樣的時代，本來有很多角度和材料可供選擇；但魯迅只是提煉出一條「辮子」，便足夠了。
相反，在《河流引路人之死》中，父親要把義大利的母親「騙到」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島。在接近島嶼時，作者寫了房屋傾倒、天空晦暗的場景，與母親慣常住的義大利風景非常不同。他們登島後，遇見的第一個島上的男人，正在和一個電線桿吵架。旁邊來了一個女人勸架。男人說，滾開，這是私人談話。
余華說，塔斯馬尼亞島的場景是一種現實，島上和電線桿吵架的男人，則是在現實基礎上，又往前「推了一下」。他並未直言其中的關節，只是像講了個寓言般，讓在場師生自行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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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傳奇」
如何看待文學的傳奇性，王安憶和余華有各自的理解。
王安憶說，每個寫作者都夢想傳奇性，每個作家都渴望寫平民英雄。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平民英雄難得。
她提及了一部描寫上海市井生活的作品《同和里》。她直言，書里的世俗細節很多，「感到就和我們的生活一樣地（令人）厭倦。」但書里有一個人物，有可能會升華成傳奇性，只是作者略過了。這個點是寫一個上海老太婆，沒受過什麼屈辱或迫害，只是某天有一個神思，要去跳河。問起她為什麼。她只是說「沒意思」。
王安憶說，自己很重視這一點，這就是傳奇。想要實現作品的傳奇性，「除了要有想像力，還要有對世界的認識。」就像許三觀，一個老實本分的人，能接受一個非親生兒子，並且陪這個兒子，一起為他的親生父親叫魂，這就是傳奇。
在回應主持人關於「寫作如何結合現實和傳奇這兩個要素」的問題時，王安憶坦言：「說來容易，做起來難。最初，你坐下來寫作，只是看這個題材能不能吸引你。至於能否升華到傳奇，沒有把握。」但她也說，你選擇這個題材時，或許從一開始它裡面就包含了能夠升華到傳奇的空間。
之後，王安憶談到了對虛構和非虛構的理解。她說，虛構很難寫，所以現在有大量的非虛構。真實的東西，傳奇性一點也不弱；比如近期香港的碎屍案，它很傳奇，但沒有寫的價值。
「生活有很多材料，傳媒越發達，材料的獲取途徑越多。但很多人（作家）反而會因此湮沒傳奇性和敘事性。」
「我們寫我們那一代，對我們未必傳奇；對年輕人，可能覺得很傳奇。」余華隨後展開了他對「傳奇」的回答。他認為有兩種傳奇，一種是現實生活里本身就有的；另一種，需要在時間拉長之後，才能逐步顯示出來。
余華談起自己近些年的新作《文城》，表示自己是故意當成傳奇去寫的。他年輕時讀亨利·詹姆斯的《一個女士的畫像》和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時，就生出了用傳奇因素和大量對話來完成一部小說的想法。由此，產生了《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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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AI」
近期，全世界都在熱議「AI」。主持人提到，AI的疊代和進化，或許會取代模式化寫作，對部分網絡作家構成威脅。那麼，王安憶和余華又是如何看待AI對文學的挑戰呢？
王安憶指出，AI涉嫌抄襲，它的邏輯大概是搜索再組合，應該適當控制一下。從數學角度講，人工智慧或許可以概括一切；但從文學的角度講，很難。
隨後，王安憶用阿爾法圍棋(AlphaGo)舉例。人工智慧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可以靠近人。她的一位圍棋朋友，就曾在AlphaGo的棋路里，看到了吳清源的影子。或許，AlphaGo可以比我們人類更快地到達未來。另一方面，儘管AlphaGo的預測和計算能力很高，能夠最快地知道最正確的路是什麼。但「從此，我們就失去了『復盤』的樂趣了。」她引用朋友的話，表示這種「正確」和「高效」會喪失下棋的樂趣。
「如果AI可以寫作，我們作家幹什麼？寫作是有樂趣的。過程是不可替代的。」最後，還有一點，王安憶說：「我很懷疑人工智慧能否做到真正的寫作。生活不是按照常理出發的。」
余華接過王安憶的話，強調道：「生活不按常理出牌，是我們打敗AI的唯一途徑。」
他用更幽默的方式去回應這個問題。他說，他應用過國內的某AI進行對話。
余華問：「文學是個什麼東西？」
AI回答：「搜索出現故障。」
余華再說：「文學有什麼意義？」
AI回答：「搜索出現故障。」
余華笑道，可能「故障」就是最好的回答。不過，他確實看了很多AI的東西，感覺它很厲害。但照他的理解，AI要寫小說，大概只能寫出中庸的小說，可能不會寫出有個性的小說。
「它可能把小說寫得很完美，但（小說）可能很平庸。」
余華解釋道，在文學作品中，優點和缺點是並存的。AI它若沒有缺點，也就是等於說，它沒有優點。「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有敗筆。」余華拿卡夫卡的作品《變形記》舉例。他認為，卡夫卡絲絲入扣地寫了格里高爾變甲蟲以及作為甲蟲的生活，但在處理結尾時，卡夫卡過於草率，應該描寫「如何把甲蟲的屍體艱難地移走」。
「人腦總是要犯錯誤，但這也是它最可貴的地方。」余華補充道，「AI到目前為止，不會對王安憶和我構成威脅。」
在後續的對談中，兩人又談及創意寫作學院能否培養青年作家的問題，以及短視頻對文學創作的衝擊。
「在技術高度更新的時代里，所有時髦的東西未必能夠長久。原來很笨拙的那種，比如拿著一本書，尤其很厚的書，放在膝蓋上閱讀，它反而可能持久。」余華最後總結道。
紅星新聞記者 蔣慶 實習記者 李瑞峰 實習編輯 李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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