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俞閒話丨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屈風骨

俞敏洪 發佈 2023-05-03T14:48:38.435960+00:00

岳南老師和我都是1962年出生,我是9月份的老虎屁股,岳南老師是12月份的老虎尾巴。他們不光在艱苦條件下成就了他們自己真正有脊樑、有靈魂的生命,還在艱苦條件下實現了對中國歷史的考古以及對科學的研究,同時還培養出一大批從西南聯大走出去後又走向世界,甚至最終影響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學生,包括李政道、楊振寧、「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錢偉長等等,我的老師許淵沖、北大英文系主任李賦寧,也是從西南聯大出來的,我的老師許淵沖還曾經和楊振寧坐過同一條板凳。

(本文源自2022年7月10日直播「對話岳南」)

俞敏洪:各位好!今天我邀請對談的是岳南老師。岳南老師和我都是1962年出生,我是9月份的老虎屁股,岳南老師是12月份的老虎尾巴。

今天岳南老師帶著他的作品《南渡北歸》三部曲來和大家見面。這本書主要講了從抗日戰爭開始,中國知識分子一路向西南前進的故事,他們經歷了抗日戰爭的艱苦過程,依然不放棄對學問的追求、對知識的追求、對精神的追求。他們不光在艱苦條件下成就了他們自己真正有脊樑、有靈魂的生命,還在艱苦條件下實現了對中國歷史的考古以及對科學的研究,同時還培養出一大批從西南聯大走出去後又走向世界,甚至最終影響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學生,包括李政道、楊振寧、「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錢偉長等等,我的老師許淵沖、北大英文系主任李賦寧,也是從西南聯大出來的,我的老師許淵沖還曾經和楊振寧坐過同一條板凳。

俞敏洪:岳南老師好,感覺按照正經的說法應該叫您先生,在民國時期,都是叫先生。

岳南:俞老師好,那時候的先生還是比較有含金量。

俞敏洪:現在的先生也有含金量,一般沒人敢承認自己是先生,承認自己是先生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但岳南老師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岳南老師沒有真正上過大學吧?

岳南:考縣裡的師範我都沒考上,考中專也沒考上,我就沒考過大學。

俞敏洪:後來岳南老師當了兵,開始寫作,先寫詩歌,後來就到解放軍藝術學院。和莫言一樣,莫言也是當了兵以後到解放軍藝術學院。

岳南:他還不如我,我是高中畢業當的兵,他是小學畢業。

俞敏洪:現在看來是學歷越低,寫得越好,難怪我北大畢業,寫的東西狗屁不通(笑)。

俞敏洪:大家說岳南老師的口音怎麼這麼熟悉,岳南老師是山東諸城人。

岳南:我說話,你翻譯一下就好了。

俞敏洪:我哪敢翻譯啊?我也聽不懂啊。

岳南:我之前在台灣清華大學當駐校作家講課,後來講著講著都沒有人了,就剩最後一個學生,我說你不能走,你要走了,我沒法講了。

俞敏洪:我覺得你是在堅持民國風範,因為民國的教授講課,下面有一半學生是聽不懂的,當時還沒有標準的普通話。

岳南:魯迅先生有一次講課,底下也一個人都沒有。

俞敏洪:對啊,所以今天越聽不懂,越表明你有學問,表明你有民國大師的風範。

俞敏洪:我讀過你的《風雪定陵》,主要是寫考古的內容,但你自己並不是研究考古的,為什麼會想寫這一系列的書呢?

岳南:1990年,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讀書,剛好有五一假期,我就到十三陵旅遊。當時感覺十三陵非常壯觀,環境非常好,後來又到了定陵的地宮,覺得這個地方應該寫一寫。我打聽到是北京大學考古系帶頭髮掘的,我就騎自行車到北大來了。

當時有兩個選題,一是十三陵水庫,我的老師王願堅寫過一篇《普通勞動者》,就是寫十三陵水庫是怎麼修建的,當時很多將軍,包括毛澤東同志等等都在那裡修;二是定陵發掘。我最終就選擇了定陵的發掘。

俞敏洪:在寫《風雪定陵》之前,你對考古有過研究嗎?

岳南:沒有。

俞敏洪:所以你是去了定陵之後,突然對考古、中國歷史感興趣?因為你後面又專門研究了中國重大的考古發現,比如兵馬俑、馬王堆等等,然後以非常生動、故事化的文筆把考古發現以及考古發現對中國歷史研究帶來的影響寫了出來,你幾乎是把每個事件都寫了一本書,後來又把這些書做成了合集《岳南大中華史——從北京猿人、三星堆到清東陵》,這套書差不多有一百萬字吧?

岳南:差不多,有七八十萬字。這本書第一個介紹的是北京人頭蓋骨,這是我們小學課本上的內容。第一個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是裴文中先生,但他是怎麼發現的?中間又有什麼神奇的故事?我們的課本里並沒有寫,所以我就想把它寫出來。比如後來這個北京人頭蓋骨丟失了,到現在都沒有找到,我就找到了最後見到頭蓋骨的人,問他怎麼回事,他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了。為這個事我還響應賈蘭坡先生的號召,親身參與尋找頭蓋骨,找了十年沒找到,但我找到了好幾條線索。

俞敏洪:你也參與了?是不是恨不得把自己的頭蓋骨給弄下來(笑)。

岳南:哎。

俞敏洪:《岳南大中華史》把從民國時期到現在最重大的考古事件都做了非常生動的描述。自周口店北京猿人開始,一路講述了亞細亞文明、紅山文化、仰韶文化、夏商周早期的都城、三星堆等等。還有從山東臨沂銀雀山同一個墓葬里挖出來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終於證明了孫子和孫臏是兩個人。然後借曾侯乙墓講述了被湮沒的「曾隨之謎」,曾侯乙墓之所以那麼壯觀,實際上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有一個曾國,它是後來才被貶成了隨國。緊接著又講了兵馬俑、馬王堆、南越國的趙佗。

岳南:對,這套書是按照時間線索來寫的,從猴子變成人,從七千年前產生人類文明開始,一直講到民國。

俞敏洪:最近三星堆又發現了很多新東西,你有計劃去三星堆看一看?

岳南:那當然了,三星堆太神秘了,有人說是外星人,但我覺得不是。

俞敏洪:三星堆出來的青銅器、物件,跟中原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文化,你覺得它跟中原文化有聯繫嗎?

岳南:有聯繫。三星堆有三個點:第一,不是外星人;第二,它受到了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亞這些國家的影響,當然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家,而是由它古老的前身比如相當於美索不達米亞、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是受它們的影響。

俞敏洪:但在四川那麼一個「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的地方,怎麼可能受到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及蘇美爾文明)、阿富汗的影響呢?

岳南:蜀國往印度有一條路。張騫到西域的時候發現了「身毒」,就是現在的印度,發現那個地方有蜀國的竹杖、拐杖。

俞敏洪:三星堆金杖是不是也受到了那邊的影響?因為中原地區好像從來沒有發現過金杖。

岳南:對,因為三星堆金杖確實看起來有很強的古埃及、印度文化色彩。

俞敏洪:儘管你不是考古學家,但你寫了那麼多考古文字,你覺得中國大地上,還有沒被發掘出來的古文明嗎?如果有,最有可能在哪個地區?

岳南:我覺得有。現在有兩個流派,第一個流派是以夏鼐先生為主,他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古文明的中心。第二個是北京大學的蘇秉琦先生,他覺得中華文明是滿天星斗,沒有中心,黃河不是中心。比如在東北發現了遼河文明,就是象徵著紅山文化的玉龍,它被稱為中華第一龍,這足以證明黃河流域文明興起的時候,在東北也興起了文明。後來又在四川廣漢挖出三星堆來了,所以還是滿天星斗。

俞敏洪:其實中國文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已經遍布了整個中華大地。在發掘仰韶文化之前,我們一直認為中國的彩陶是從西方過來的,後來通過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證明了中國自己本身的文明是一個獨立發展的進程,但我們也確實受到了世界各個地方文明的影響。比如三星堆應該是3500年前,它已經受到了中華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也就是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因此如果只用中華文明來解釋三星堆,某些不同形狀的青銅器就沒有辦法去理解。你覺得未來在祖國大地上,我們可能還會發掘出改變中國歷史看法的考古發現嗎?

岳南:一定有可能。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確實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但這並不能說除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其他地方都是野蠻的、落後的,其他地方也有文明,並且各地的文明是相互碰撞、相互聯繫的。前面提到在東北發現的玉龍有將近7000年的歷史,這種文明的高度一點也不遜色於黃河流域。

俞敏洪:最初你研究考古,把歷史寫成讓人願意讀的書,比如《風雪定陵》《復活的軍團》,這些書名特別吸引人,我當時就是看了書名去買的。但後來我發現你圍繞民國知識分子也寫了很多書,比如《那時的先生》《陳寅恪與傅斯年》,為什麼會選擇轉型?

岳南:《風雪定陵》是我寫考古的第一本書,接著寫了《馬王堆》《法門寺》《復活的軍團》……大概寫到幾十本的時候,合成了一套考古中國。之所以轉型是因為,我去四川考古研究所採訪三星堆文物發掘的事情,採訪完之後我就一個人在博物館門前喝茶,然後突然感覺上天在叩擊我的額頭,跟我說你趕緊去李莊看看。我知道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李方桂、吳定良、陶孟和、向達、吳金鼎、曾昭燏、夏鼐等大家曾在李莊待了六年,於是我第二天就出發去了李莊。

我原以為李莊是個小村子,但其實不是那樣,李莊九宮十八廟,抗日戰爭的時候還容納了12000人。到了之後我就和正在考古的老教授聊天,才知道他的老師就是傅斯年、李濟、梁思友、梁思成、董作賓。當時先是同濟大學搬過去了,接著是梁思成領導的中國營造學社、傅斯年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陶孟和領導的社會學研究所以及國立中央博物院也就是現在的南京博物院,還有一個新聞通訊社都遷到了李莊。

俞敏洪:李莊還保留著原來抗日戰爭時期的那些研究院嗎?同濟大學還是原來的狀態嗎?

岳南:我去的時候都在,沒拆,保持了原來的樣子。但我去的時候只有一個遊客,就是我自己。後來《那時的先生》《梁思成林徽因與那個時代》《陳寅恪與傅斯年》出版以後,現在一年到李莊旅遊的遊客已經有接近200萬人了。

俞敏洪:大家對陳寅恪、傅斯年、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清華校長梅貽琦這代人的了解,很多都是從你書中知道的,實際上你起到了文化傳承的作用,你讓大家看到了民國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年代以及後面的歲月中,他們是以怎樣的精神奮鬥,或者是以怎樣的骨氣支撐的。

大家都特別熟悉西南聯大,很多人還看過紀錄片,但很多人其實並不知道李莊的故事。抗日戰爭以後,西南聯大主要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構成,但有很多其他大學比如同濟大學也都轉移到了內地。最初大家走到了長沙,但長沙很快變成了前線,為了保存知識實力,大家決定去昆明。到昆明以後,因為昆明也被轟炸得厲害,一部分人就跑到了號稱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四川宜賓的李莊鎮。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董作賓、李濟這些人就在這個地方待了六年,岳南老師的《那時的先生》就寫了這段老故事。你在李莊待了多長時間?

岳南:我開始去的時候待了半個月,很感慨,因為當年梁思成的孩子梁從誡、梁再冰的很多同學都在那,他們就給我講梁從誡、梁再冰的故事。梁從誡冬天上學的時候因為沒有錢就只能穿草鞋,後面的腳都凍爛了;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林徽因得了肺結核。

俞敏洪:那個年代是治不了肺結核的。我得過肺結核,但我的年代能治,大概是1945年左右有了青黴素、鏈黴素,還有兩個特效藥異煙肼和利福平,結合起來就能治好肺結核,但林徽因那個年代是治不好的。

岳南:對,當時林徽因得了肺結核,最後沒錢了,也沒藥了,只有一個溫度表,結果梁從誡不小心打碎了溫度表,梁思成一看就火了,咣咣打了他倆耳光,林徽因說你打他幹什麼?但其實溫度表碎了以後就再也沒錢買了,林徽因發燒也只能摸摸額頭,吃點藥。就這樣,為了一個溫度表,打完兩個耳光,大家又抱著哭,就那麼艱苦。後來特別艱苦的時候,林徽因說,如果日本人來了,我後面就是長江,我就跳江。梁從誡和梁再冰說,媽媽你跳江了我們怎麼辦?她說,那個時候我就管不了你們了。這體現了一種中國人民的矢志不屈。

費慰梅跟林徽因是朋友,在抗日戰爭末期,她想給林徽因聯繫去美國治肺結核,林徽因說我不去,我與我的人民一塊受難,堅持要在李莊。終于堅持到抗戰勝利,他們用英文寫完了《中國建築史》這部巨著,一下就在世界上打響了,梁思成被美國邀請到聯合國大廈,也是因為這個。

俞敏洪:在《梁思成、林徽因與他們那個時代》中,他們去山西五台山艱難地考察唐朝留下來的建築,認真描述、手繪建築結構圖,不斷為中國建築做傳承,他們倆對中國建築的研究真的非常用心,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梁思成和林徽因是真心相愛嗎?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也是真的嗎?

岳南:梁思成和林徽因是真心相愛的,但林徽因對金岳霖也確實是真的。林徽因住在北總布胡同3號,老金搬到了她的後院,當時梁思成外出考察,她就對梁思成說,她很痛苦,梁思成問為什麼痛苦,她說她愛上了兩個男人。梁思成問除了我還有誰?她說我也愛上了老金。梁思成就說,我覺得老金還不錯,你和老金過吧,你跟他說說。林徽因就去後院找到金岳霖,說梁思成說了,讓我跟你過。但最後林徽因一輩子也沒嫁給他,老金也一輩子沒娶。

(梁思成、林徽因)

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說過,林徽因對老金是真的,但她從來沒把心交給過徐志摩。徐志摩愛林徽因,但林徽因不愛徐志摩,她只是偶爾動心一下,這是要明確的。後來1931年,徐志摩乘坐的飛機撞到濟南的白馬山,林徽因得知消息當時就暈倒了,後來是梁思成去白馬山收的屍,然後帶了一個飛機碎片回來給林徽因。

很多人說林徽因把飛機殘片掛在床頭是對梁思成的侮辱,讓梁思成感覺我愛徐志摩,我不愛你,但其實不是。我寫《那時的先生》和《梁思成、林徽因與他們那個時代》的時候考證過,林徽因有一個弟弟叫林桓,後來當了飛行員,他在成都陣亡了,林徽因也是派梁思成去收屍,說你拿一塊飛機殘片回來,我要做紀念,梁思成就到成都空軍機場,專門帶回一個飛機殘片,林徽因把這個飛機殘片也掛在李莊的床頭上。所以如果掛徐志摩的飛機殘片是對梁思成的羞辱,那掛她弟弟的飛機殘片又是對誰的羞辱呢?這就證明她沒有羞辱誰,她就是單純的懷念而已。

俞敏洪:《南渡北歸》三部曲寫了從抗日戰爭開始,中國民國一代知識分子在抗戰中的奮鬥史以及抗戰之後的生命史,分成三本,《南渡》《北歸》和《離別》。這套書真的非常了不起,是一本翔實的,既帶有故事色彩,又把民國知識分子的性格和命運描述得特別到位的非常悲壯的知識分子歷史。我讀過兩遍,這次為了和你對談,我又翻閱了第三遍。這三本書加起來有150萬字?

岳南:謝謝。原來是150萬字,現在有200萬字。

俞敏洪:我就說怎麼越寫越厚,岳南老師是不斷想辦法加厚書來賺稿費啊(笑)。我看你補充了很多鮮活的故事。

岳南:對。台灣清華大學有一個寫作中心,2011年我去那裡做駐校作家,剛好台灣資料館有很多資料可以參考,所以我又補充了一些故事。

俞敏洪:岳南老師的文筆非常流暢,他憑藉自己對歷史執著的研究、對史學真實的忠誠,寫下了《南渡北歸》三部曲,沒有讀過的朋友一定要讀一讀,這是我近十年來讀過的寫民國知識分子的大部頭著作中最好的一本。

岳南:這本比較全面,其他人可能沒有把這麼多人物放在一個作品裡,這本寫的人物比較多。

俞敏洪:是民國知識分子的群像。我最喜歡讀的就是劉文典跟蔣介石打架的故事。這本書涉及到蔡元培、梁啓超、王國維、蔣夢麟、梅貽琦、胡適、董作賓、傅斯年、李濟、徐志摩、李約瑟、吳金鼎、陶孟和、陳寅恪、吳密、金岳霖、葉啟森、鄭昭倫、聞一多、梁思成、童第周、林徽因、梁思勇、鄭昭玉、吳晗、夏鼐、陳夢家這麼一大批耳熟能詳的知識分子。可以講一下當初這些知識分子是怎麼南渡北歸的嗎?

岳南:「七七事變」之後,日本把北京和天津控制住了,所有北京的知識分子,北大、清華、南開的人離開北京抵達天津,然後渡海到青島,再從青島坐火車到濟南,再坐火車到鄭州,然後到長沙。因為武漢當時馬上就不行了,長沙又離武漢太近,所以他們必須要走。後來他們計劃去雲南昆明,分三路,一路走海路,從廣州到香港以後坐船到越南河內,再到雲南蒙自,這也是為什麼後來蒙自也變成一個中心的原因。另一路是坐車,經過南寧,到海防再到蒙自,最後抵達昆明。還有一路是步行,從長沙徒步前往昆明,那些學生走了兩個月。後來昆明被轟炸,他們又開始往重慶和宜賓之間遷移,也就是李莊,金沙江、岷江、長江三江匯合的地方。

俞敏洪:「七七事變」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但為什麼當時日本人攻占天津,首先炸的是南開大學?為什麼日本人到了北京,首先占領的是北大、清華?

岳南:1928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搬到南京,所有國家機關幾乎全部搬到了南京,在北方、華北地區能夠和日本人抗衡的只有北大、清華、南開。那時候華北已經很緊張了,沒有人敢說話,就是北大、清華、南開的學生上街遊行鼓動抗日的熱情,就是我不服氣,我喊口號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讓他們滾出去,要收復河山。日本人恨死這些學校了,但當時由於戰爭還沒有正式爆發,日本人也不好出手,所以「七七事變」爆發以後,第一炮就把南開給炸了。日本人非常恨南開,因為南開非常能鼓動抗日熱情,同時日本人也知道,要想滅亡一個民族,你滅亡幾棟樓、滅亡其他的東西不行,必須滅亡她的文化和教育,教育太重要了。

俞敏洪:從《那時的先生》到現在的《南渡北歸》,從李莊這麼一個點最終擴展到了一個面,這個變化是怎麼來的?

岳南:我到了李莊以後,寫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覺得還沒有寫完,一想還有更大的一部分是西南聯大時期的故事,很多老師和他們都有關係,所以必須把這部分加上去,才覺得完成了。寫著寫著又覺得那些人不寫可惜了,他們是一個群體,相互之間都有聯繫。

俞敏洪:你從只寫李莊的故事,到寫抗日戰爭開始的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群像《南渡北歸》,我認為完全升了一個維度。原來是寫一個點,後來變成一個面,原來是寫一小段歷史,後來變成了一個宏大歷史敘事。這種宏大的歷史敘事對於你來說也是一個挑戰,因為宏大歷史敘事不可能由一本書來完成,所以你最後寫成了《南渡》《北歸》和《離別》,寫成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而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和中國當時天翻地覆的大時代歷史聯繫在一起,內憂外患之後,這些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體現他們作為民族脊樑的一面,我覺得這個東西的落腳點就變得無比宏大。你有沒有想過這本書一寫就要寫好多年?

岳南:我當然想過。剛開始覺得簡單一點,後來這麼多人物,要調查、採訪,需要花很多時間,中間一度寫不下去,後來我參考《水滸傳》的寫法。《水滸傳》寫的梁山一百單八將,開始是柴俊,然後林衝出來,被別人暗害之後,他上了梁山,我寫的也是一百單八將,我就受了啟發,按照這個方式寫。

俞敏洪:所以你對人物的布局,哪個人物先出現、哪個人物後出現,人物之間的關係其實有很好的關聯?

岳南:《水滸傳》的寫法就是用一個人鬧事,帶著好幾個人上去,宋江、曹蓋這些人物就出來了。我也想用這樣的方式來寫,所以第一個人是誰就很關鍵,找來找去,就找到梁思成、林徽因。縱觀晚清到民國這些年,沒有一個家族能夠超過梁啓超,他只要一出來,他兒子、兒媳婦一下子就把幾十年抓過去了,其他人不行。所以無論是《南渡北歸》還是《那時的先生》,都是讓梁思成、林徽因作為主線,他們兩個先走,老金跟著,他們三個到天津,從天津到長沙,到了長沙以後這些人就一塊出現了。

俞敏洪「剛毅堅卓」是西南聯大的校訓,從你的角度來說,你覺得哪位民國時期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能夠對當時知識分子的氣節、「剛毅堅卓」這四個字起到真正的代表作用?

岳南:我最喜歡陳寅恪和傅斯年。

俞敏洪:陳寅恪的「恪」應該讀què還是kè?

岳南:讀què。新華字典上這個字讀kè,但陳寅恪先生是客家人,在客家人的發音里,這個字讀què。所以這個字在別的地方都讀kè,只有是陳寅恪的時候,讀què。之所以喜歡傅斯年,我覺得可能因為他是山東人的性格,比較暴躁,我也是山東人,我們的性格比較像,所以比較喜歡他。但陳寅恪先生就很理智、理性、有學問,確實學問做得好。

(陳寅恪)

俞敏洪:大家都知道,陳寅恪先生有一個「三不」,別人講過的我不講,書本上有的我不講,我講過的已經成書公開出版的我不講。他作為一個教授、作為一個講課的人,對自己有這麼高的要求,日益精進,真的非常厲害。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老師了,現在的老師都是自己講完一堂課以後,一輩子都講那些話,從講師講到教授,五十年不變。

岳南:是的,而且他身上的氣骨非常值得欽佩。他在為王國維投水自沉兩周年的紀念碑銘上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種傳世經典,我非常喜歡。

俞敏洪:你覺得現在的大學教授、學生或者知識分子,需要從西南聯大的這批老先生們、教授身上學到什麼東西?

岳南學到他們愛國的情懷。愛國不是空洞的,不是喊喊口號就行,留學之後要回來的。李濟先生說,那時候他們留學沒有一個人是留學結束了,還要在美國找工作不回國,沒有這樣的想法,大家讀完本科、碩士、博士就回來報效國家。

俞敏洪:好像在20世紀初出去留學的那些青年,基本上沒太多人留在國外,學完就回來了,而且學位還很高,回來就當教授報效祖國。而且他們這些人在國外留學的時候,生活條件都很好,凡是能出國留學的,家庭條件都非常不錯。但在西南聯大那麼艱苦的日子,他們依然意氣風發地和學生一起精進,即使天天都在拉空襲警報,也始終讓人感到他們沒有失去精氣神。你覺得這是中華民族精氣神最核心的一部分嗎?

岳南:費正清當年在李莊考察的時候就看到了傅斯年、林徽因、梁思成他們艱苦的情況,他曾經說過一段特別著名的話,大體意思就是,這麼艱苦的情況下,國外的知識分子早就跑了,只有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戰火連綿中能在山溝里、在村莊裡、在寂寞的地方,一直忍耐著,能耐得住寂寞,犧牲了自己的身體,去做學問、做研究,中國一定會興旺的。他就從知識分子身上看到了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這是費正清說的,我在書里也寫到了。

俞敏洪:我覺得中華民族的未來依然要靠一代知識分子的精氣神,靠這種剛毅堅卓讓中國不斷走向更加繁榮的未來。

岳南:原來我下了一個定義,大師之後再無大師。後來有次吃飯,有個老師就說,這話我不同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大師,過去的大師已經遠去了,陳寅恪先生、傅斯年先生、梁思成先生已經走了,新的時代將會產生新的大師,至少產生新的責任,會產生新的、對時代負責任的人。我想是會產生新的大師,所以我說的「大師之後再無大師」,是對一個時代的惋惜,是對一個時代的一種悲涼之後的感嘆。歷史長河是流動的,都是往下發展的,但有時候在一些歷史階段是往後退的,200年前能達到的高度,你200年後就是達不到,像陳寅恪他們這些大師能達到的高度,很多是我們目前的人達不到的。

俞敏洪:到今天,我們也達不到李白、杜甫寫詩歌的高度,這很正常,但一代人應該是人生代代無窮已,人才輩出的狀態。

岳南:有一種新的使命,新的責任。

俞敏洪:你對現在的大學生有什麼建議嗎?在他們學習的路上、在他們追求的路上,在今天中國經濟狀況比抗日戰爭時期已經好出了不知多少的情況之下?

岳南:他們現在承載的歷史使命不一樣了,但總體上歷史是發展的。我相信現在的大學生都很聰明,一點也不比老一輩差,只要好好讀書,努力工作,一定也能取得驚天動地的成就。

俞敏洪:我覺得最關鍵的不光是讀書,還要讓孩子們內心產生一種志向,這種志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可剝奪。我認為《南渡北歸》中的老一代知識分子,面對抗日戰爭這麼艱苦的局面,他們依然天天堅持做研究,依然相信知識的發展是救國救亡最重要的環節,他們內心有對自己的期許,有篤定的志向,有剛毅堅卓的氣節。不管這個國家當時爭不爭氣,他們相信他們堅守的這些東西對於這個民族和民族的未來是有重大影響的。

現在的孩子缺的不是知識、設備、學習條件,恰恰缺的就是內心的志向。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學了就是為了自己好,這個世界怎樣,這個國家怎樣,人民怎樣,跟他們沒有關係,或者關係不大,這樣就變成了一盤散沙。董宇輝在直播間說,所有的大學生都應該為老百姓、為人民做事情,因為你上大學時候花的錢,遠遠不止你交的那點學費。比如北大、清華,一年花幾百個億,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一年就是幾十萬,這個錢是老百姓的納稅錢,國家的錢用到你身上,你內心如果再不產生畢業以後或者有能力以後去回報社會的思想,不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建設做貢獻,你就是愧對自己,也愧對這個國家。

現在的孩子,缺的恰恰是西南聯大那些學生身上的這種氣,這種剛毅堅卓的氣。比如我的老師許淵沖也是西南聯大畢業的,你書中也提到了他,他們為什麼能堅持一生這樣勤勤懇懇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因為他們身上有這種氣。我讀《南渡北歸》的時候幾次都熱淚盈眶,儘管你已經用了非常客觀的筆調在寫,但我覺得你有時候也在努力壓抑自己的感情。

岳南:這個書讓我哭的時候大概有五個淚點,其中一個是北平淪陷時,他們撤退,學生說老師不要走,老師們說,我們還會回北平的。那時候其實並不知道能不能回來,但是他們說他們會回來,一定要打回來,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這種類型的故事有很多。無論如何,讓我們的孩子看看這些大師,確實有好處。

俞敏洪:我覺得學生們,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還是大學生,如果沒太多時間讀書,那就讀這套《南渡北歸》三部曲就夠了,這套書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一套書。我覺得你一輩子寫這一套書就夠了,因為《那時的先生》和《梁思成、林徽因與他們那個時代》是與這套書相連的,這套書是集大成的,所以真的值得一讀。讀最後一本的時候,一代知識分子不管在什麼地方,談到隕落以及年紀變大以後的狀態,總是令我涕淚連連。

岳南:1984年,金岳霖先生去世,他是這些大師中最後一個去世的。我從晚清一直寫到1984年金岳霖先生去世,我最後寫下了一句「一個時代結束了」,我當時眼淚也流下來了。

俞敏洪:作為他們這些大師,的確是一個時代結束了,但他們留下的剛毅堅卓的精神的火種,到今天依然在熊熊燃燒。

俞敏洪:你後續還有什麼寫作計劃嗎?

岳南:有。我現在在做一個國立學校的系列,大概也要寫三本。還有一個考古的,寫西域三十六國,大概也是三本。

俞敏洪:寫三十六國,你都得跑新疆那邊去寫了。你到了60歲,還不休息一下?

岳南:我一生中就這兩個東西,就這兩個東西,我死之前要把它做出來的。

俞敏洪:有人生目標其實會讓我們活得更長。

岳南:大約可能得70歲吧,我能把它寫完,過了70歲就比較麻煩,精力就上不去了。

俞敏洪:還有十年。我是沒啥人生目標了,你寫的時候我可以幫你整理書稿。

岳南:我們喝個酒,聊個天,你給我鼓勵,我本來沒勁頭了,一喝酒、一鼓勵,我就又來勁了。

俞敏洪:那當然,一定陪你喝酒。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我最後再推薦一下岳南老師的書籍。岳南老師跟我同齡,1962年出生,雖然岳南老師只上到高中畢業,我上到了北大畢業,但岳南老師寫出來的書比我寫的要深刻得多,思想要豐富得多。岳南老師的《南渡北歸》寫了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從抗日戰爭開始,西南聯大以及和西南聯大相關的這些大師的奮鬥、命運和堅守,以及他們與國家共存亡的精神和決心。這很值得大家每天在床頭翻閱一下,每個大師的故事,可能都能讓你重啟人生中的某種信心。

同時,再次推薦一下《岳南大中華史》。岳南老師最初寫書的內容都是考古,他不是考古學家,但他從文學的角度、故事的角度來講述考古的發現對中華民族文化、歷史所產生的影響,所以《岳南大中華史》不是寫的歷史,是寫了中國十幾次有重大意義的考古,比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考古,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考古,三星堆、兵馬俑、馬王堆、法門寺、南越國的考古,還有十三陵、清西陵等等。

《梁思成、林徽因與他們那個時代》是以梁思成、林徽因為主線,從梁思成的父親梁啓超寫起,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抗爭、命運、經歷以及他們個人的成就。今天就推薦到這,岳南老師還有什麼想和大家說的嗎?

岳南:謝謝俞老師的推薦,儘管這些書沒有寫好,但我也盡力了。同時,我想買了這個書至少不會後悔,我相信一個人只要讀了《南渡北歸》三部曲,就絕對不會變得松松垮垮,抽菸喝酒,他會按照西南聯大的校訓「剛毅堅卓」,引領自己走好人生路。

俞敏洪:我覺得對於一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讓內心產生自強,產生剛毅堅卓的骨氣更加重要,而《南渡北歸》三部曲就是在給一個人的靈魂注入這種東西。之前很火的一部電影《無問西東》,裡面表達的精氣神是凝練的,而在《南渡北歸》三部曲中,你可以無數次讀到這種精氣神。一個人為了自身的榮耀、為了人的尊嚴、為了民族的榮耀、為了民族的存亡,可以產生何等的力量,以及他們為民族不顧生死去進行努力的閃光的精神狀態。表面上現在一切和平繁榮,似乎不需要這種精神,但恰恰是在這種時代,更需要這種精神。

岳南:謝謝俞老師。

俞敏洪:今天就先到這裡了,各位朋友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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