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犯罪片的主要形態美國著名編劇羅伯特·麥基在《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一書中提到：「不同的類型元素融合為一體會產生具有新意的影片。」
通過具有獨創性的雜糅與融合，影片創作的可能性是無限的，會創作出觀眾未曾看過的影片。
犯罪題材本身所帶有的獵奇性吸引了大批觀眾，同時融合進喜劇、懸疑、動作等類型元素，進一步提升了影片的觀賞性，增加了商業賣點。
當前，內地市場上的商業犯罪片主要整體呈現為三種形態——情節荒誕的喜劇犯罪類、注重懸念的懸疑犯罪類以及突出動作的警匪犯罪類。
這幾種亞類型之間也存在著互相交叉的現象，本小節將依據其中最為突出的類型元素對其進行劃分。
喜劇型犯罪片
犯罪題材與黑色幽默的結合構成極具本土特色的犯罪亞類型——喜劇犯罪片。
這些影片的共性是採用荒誕的喜劇形式講述犯罪故事，消解犯罪本身的嚴肅性，其喜劇元素的應用具體表現在荒誕的情節設置、誇張的人物塑造以及詼諧的地域方言三個方面。
首先是荒誕的情節設置。
曹保平導演的電影《追兇者也》中，董小鳳作為一名職業殺手，卻因為高度近視而殺錯了人，這也是正是「貓哥」死亡的真相，令人啼笑皆非。
宋老二憨厚倔強，為了不被誤認為殺人犯，他一路追兇，陰差陽錯地找到「兇手」王全友，在抓壞人時自己卻被村民誤認為是壞人套入網中，引發不少笑料。
修車工、殺手、小混混等底層小人物之間你追我趕，作為本應維護社會秩序，查明案件真相的警察卻直到最後才緩緩出場，這種荒誕感也是影片喜劇性的另外一種傳達方式。
類似的荒誕情節在《火鍋英雄》中也有出現，三個火鍋店主是一群偶然犯罪者，他們迫於生計，產生了盜竊銀行金庫的犯罪計劃。
然而中途卻戲劇性地遇到了真劫匪，影片採取「毛賊遇到真劫匪」的情節模式，產生意料之外的喜劇效果。
最後的結局是計劃犯罪的人緝拿了真正的劫匪，警察卻並未發揮關鍵作用，這映襯了秩序力量的缺席，是一種黑色幽默的表現方式。
其次是誇張的人物性格。
喜劇犯罪片通過對人物性格的誇張描寫，產生一種變形效果，引人發笑。
在《瘋狂的石頭》《火鍋英雄》中，我們都能夠看到類似於《偷天換日》《兩桿大煙槍》等電影中的「笨賊」形象，與人們慣常所認為的兇狠壞人形象發生反差，打破了觀眾的思維定勢。
曹保平在《追兇者也》中塑造了殺手董小鳳這一人物形象，他的出場方式也很搞笑，頭戴一頂牛角帽，穿著一身白色西裝，與電影中經典的黑幫殺手形象產生巨大反差，在視覺上對觀眾的固有經驗造成衝擊。
同時，他作為殺手卻極其不稱職，不僅誤認了僱主的指定對象，還在殺人後弄丟了西裝，導致身份暴露。
導演在影片中採用誇張的表現方式塑造人物，以鬧劇的方式呈現他追逐王友全的過程，增強了影片的喜劇性效果。
最後是地域方言元素的使用。
本土化敘事語言的應用是喜劇犯罪片的一大特徵。在這些影片中，犯罪故事往往發生在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內，人物被放在真實的生活環境當中，以當地方言展開對白。
方言獨特的語音語調能夠產生一種陌生化效果，接地氣的方言對白比普通話更俏皮，也容易引發觀眾對人物的認同感。
《瘋狂的石頭》《火鍋英雄》中，主人公在交流過程中都使用了方言，其中包括重慶方言。
在人們的審美經驗中，重慶方言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風格特色，其音調和詞句詼諧幽默，類似於「你個瓜娃子」等極具個性的方言對白充滿喜劇色彩。
《追兇者也》中修車工宋老二說的「算逑」是貴州方言，殺手董小鳳開口便是一嘴東北話，這些直白的方言一方面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人物身上的喜感，產生滑稽效果。
同時，作為展現個性化的地域文化的聲音元素，方言能夠增強影片的地域化特徵，實現犯罪電影的本土化表達。
懸疑型犯罪片
在近年的院線犯罪電影中，最受觀眾喜愛的就是包含懸疑元素的犯罪片，這一方面受到韓國同類犯罪片的輻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內地懸疑網絡劇的發展緊密相關。
懸疑犯罪片的製作成本可控性強，影片重點在於劇本的精緻編排以及演員的精湛演繹，對特效製作等需求不高，往往不需要太大的投入，符合資本的製作經費預期。
同時，這類影片情節環環相扣，反轉不斷，給觀眾帶來驚險刺激的感覺，非常抓人眼球。
有學者認為，「國內懸疑犯罪片的第一個創作高潮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是反特、偵探、犯罪、驚悚、愛情甚至傷痕反思等的多元混搭。
當前，《心迷宮》《烈日灼心》《記憶大師》《暴雪將至》《誤殺》等一系列懸疑犯罪片集中上映，取得優秀票房，引發又一輪創作熱潮。
懸疑效果的實現往往需要藉助「懸念」，建置與維持懸念是烘托懸疑氛圍的最佳方法，能夠最大程度地引發觀眾的觀看欲望。
「懸念」作為一種經久不衰的敘事技巧，最初是在著名懸疑大師希區柯克的電影中衍生開來。
他曾將懸念比喻為安裝在桌底的炸彈，「觀眾先於影片中的主人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知曉其即將面臨的命運，因而在好奇和期待之中觀察故事走向。」
在犯罪片的類型常規中，「懸念」的建置上可以從兩個角度展開：首先是犯罪是如何產生的？其次是誰造成了犯罪行為？
由此可以形成兩種敘事模式：一種是從犯罪者出發，揭秘他們的犯罪過程、犯罪心理、犯罪動機；另一種是偵探或者警察對犯罪案件展開調查，重點在於通過推理及偵察，確定犯罪人，抓捕犯罪者，強調警方的積極力量。
柯汶利導演的《誤殺》以及曹保平導演的《烈日灼心》都以一樁殺人案為線索。
影片中的主人公李維傑、辛小豐三兄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無惡不作的壞人，他們或出於保護家人的心理、或是因為意外而淪為殺人兇手。
這種情節設定讓觀眾對其產生了心理認同，不希望他落網。
因此，當劇情一步一步推進時，懸疑感也越來越強，觀眾越發緊張。
《全面目擊》《十二公民》中的懸疑則來犯罪者的真假身份，電影在開場時就設置一樁罪案，犯罪者的身份處於未知狀態，從而吸引觀眾的興趣。
由於限制性視角的使用，觀眾被蒙在鼓裡，隨著劇情的展開，越來越多的疑點有了答案，觀眾獲得解謎的快感。
同時，影片還將犯罪案件與司法審判聯繫在一起，故意設置虛假的犯罪者迷惑觀眾，撲朔迷離的情節引發懸念，通過縝密的邏輯推理，逐漸還原真實的犯罪人身份，獲得事實真相。
警匪型犯罪片
在警匪犯罪片中，執法者和犯罪者同時作為影片的主要人物，敘事重點在於建立警匪之間二元對立的人物關係，側重於展示雙方鬥智鬥勇、追逐抓捕的情節。
以激烈的外部動作和緊張的案件偵破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因此往往包含部分動作場面，影片結局必然是犯罪分子被繩之以法，正義戰勝邪惡。
警匪犯罪片在香港地區成型較早，是電影市場上極其重要的類型之一。
杜琪峯、吳宇森、劉偉強、麥兆輝、莊文強、爾冬陞等香港電影人創作的警匪片成為一代經典，風靡一時，對韓國、美國等東西方國家的犯罪電影創作都產生過極大影響。
港式警匪片以正邪雙方的二元對立衝突為主要敘事情節，注重警匪正反兩方人物的塑造，強調邪不壓正的價值觀念。
影片中，槍戰、追擊等奇觀場面占有大量比重，凌厲快速的剪輯手法和眼花繚亂的動作戲構成影片中的華彩段落。
20世紀90年代，內地銀幕上曾經也出現過類似警匪片的創作實踐。
然而，與港式警匪片觀感極為不同，內地刑偵片往往從公安幹警的視角出發，對犯罪行為的打擊以及社會秩序的重建是影片的重點內容。
警察身份比較嚴肅，娛樂性不強，對警匪雙方人物的塑造也比較扁平化，影片重在彰顯國家權力，維護政府權威，意識形態顯著。
新世紀以來，導演丁晟進行了警匪犯罪片的創作嘗試，2015年他依據真實犯罪案件改編的電影《解救吾先生》上映，打開了內地警匪片創作的新局面。
影片以當時廣受關注的「明星吳若甫綁架案」為故事原型，採用紀實性的攝影風格，同期聲的聲音造型，增強了電影的真實感。
在敘事上，將外部衝突轉化為人質與綁匪之間的心理鬥爭，人質與綁匪之間周旋是影片中的精彩看點，帶來與以往警匪片完全不同的感覺。
此後，《冰河追兇》（徐偉，2016）、《引爆者》（常征，2017）、《綁架者》（徐靜蕾，2017）、《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徐紀周，2017）、《心理罪》（謝東燊，2018）等警匪犯罪片相繼出現，它們傳承了香港警匪片的創作經驗，注重對槍戰、追逐、警匪搏鬥等精彩的動作畫面的呈現。
同時，也致力於塑造更加立體的犯罪者形象，強調他們的心理活動與犯罪動機，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反思犯罪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