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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一直強調描繪現實生活的繪畫作品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因為它們能在無言中傳遞著歷史的故事。在19世紀，美國畫家喬治·加勒伯·賓漢將畫家形容為"紀實天使"，他認為藝術的使命在於以公正的方式記錄下社會和政治的特徵，以防止它們在時間的洪流中消逝。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在《圖像證史》中探討如何將圖像視為歷史的證據。儘管圖像證史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對稱，可能引起可靠性的爭議，但它仍然被視為了解真相的有效途徑。對於繪畫來說，17世紀的荷蘭繪畫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17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荷蘭在全球海洋貿易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被譽為"海上馬車夫"。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巨變使荷蘭的工商業蓬勃發展，市民階層興起，中產階級崛起，財富分配發生改變，因此社會對日常生活的風俗畫充滿了濃厚興趣。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繁榮塑造了荷蘭藝術的風采，繪畫作品生動地反映了荷蘭社會在資本主義崛起時期的特點。
在與佛蘭德的聯繫中斷後，荷蘭擺脫了南歐文藝復興藝術的影響，加上受到拜占庭和哥德式藝術對宗教祭壇畫和精細聖像畫的影響，荷蘭繪畫與佛蘭德分道揚鑣，孕育出嶄新的北歐文藝復興繪畫風格。另外，新加爾文派對偶像崇拜的反對也使荷蘭畫家將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將日常審美視為社會的新潮流。這個視角的轉變促使繪畫圖像的演變，傳統的歷史畫，以希臘神話和聖經故事為題材，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風俗畫和個人或集體肖像畫。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由於發現了生活之美，畫家們現在成了美德的制定者，繪畫不再是美的鏡子，而是美的源泉。"
17世紀荷蘭社會的生產專業化和分工細化是一個重要標誌，集體生產取代了個體勞動，群體生活方式成為主流。為了記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人們紛紛邀請畫家繪製團隊的群體肖像，這成為一種時尚。荷蘭群體肖像畫因此應運而生。這一時期的群體肖像畫崛起的原因之一是人們的主體意識覺醒。法國歷史學家茨維坦·托多洛夫曾這樣評價荷蘭繪畫："社會和國民精神決定了荷蘭繪畫的基調。"
群體肖像畫是社會生活的全面反映，它涵蓋了社會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因此，歷史學家更願意將一些經典藝術品看作是其所在時代精神的表現。19世紀的攝影家塔爾波特常以荷蘭繪畫為參照進行拍攝，他認為荷蘭畫派為我們提供了足夠權威的榜樣。無論是風俗畫作為歷史的參考，還是個人或集體肖像作為人們意志獨立的象徵，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當時荷蘭的時代精神。
荷蘭群體肖像畫強調了觀者與畫中人物的互動關係。不同於南方的歷史畫，荷蘭的北方人物畫以並置的群體肖像為主。人物在畫中沒有明確的次序，他們處於同等地位。觀者通過人物之間的眼神、手勢、象徵物等互動建立聯繫，實現了與畫外世界的內外聯繫。這種觀看方式在荷蘭群體肖像畫的不同時期發生了演變，分為象徵時期、風俗時期和情境時期。
舉例來說，雅各布斯的《公民警衛隊群體肖像》採用中心和兩翼的構圖方式，畫中人物均為半身像，面部呈3/4側面，目光均投向畫外。這幅畫似乎要告訴觀者，中心人物不僅在視覺上是重要的，而且在社會身份上也是獨具地位的。雖然不是所有的群體肖像畫都完全遵循這一構圖規則，但無可否認，這種形式的新穎性為荷蘭繪畫樹立了一個里程碑。
倫勃朗的《夜巡》是情境時期的代表之作，他在這幅畫中構建了一個三維空間，將群體肖像畫帶入了一個新境界。觀者與畫中人物的互動關係更加豐富，人物性格各異，手勢多變，面部朝向自然。倫勃朗通過這幅作品成功地展示了群體的協同行動，並通過畫面中的元素預示了故事的發展。
17世紀荷蘭繪畫的發展對西方古典藝術史產生了深遠影響。荷蘭繪畫將繪畫從理想世界帶回了現實世界，創造了一種新的美學風格，確實稱得上是古典主義以外的另一種經典美學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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