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橫跨歐亞的國家，俄羅斯的亞洲性往往會被忽略，或者說，亞洲部分的歷史在俄國歷史上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怎樣形塑俄國的近現代歷史，仍不甚清晰……西伯利亞蜷縮在歷史的邊角，跟它1300萬平方公里的巨大體量相比更顯「尷尬」。即使我們將視野放到世界史當中，西伯利亞依舊是一塊「可有可無」的土地。作為亞歐大陸東北的龐然大物，西伯利亞有著和其體量成反比的存在感。這裡沒有古典的文明，沒有足夠規模的土著部落，沒有合適的氣候，甚至當現代技術進入後也憑藉自身的條件拒斥了資本主義現代化，只有在索忍尼辛、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國文學家手中，被當做現代悲劇的一環得到了重視。在塔塔爾語中，西伯利亞意為「沉睡之地」，那麼埃里克·厄利的《極北之地：西伯利亞史詩》用80萬字喚醒的是現代視角下的西伯利亞歷史。
《極北之地：西伯利亞史詩》，[瑞士]埃里克·厄利著，夏昱華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
《極北之地》不是一部西伯利亞的元敘事，而是一部試圖嘗試在文明中發現西伯利亞的「現代」史。在這裡作為西方他者視角的審視並不是問題，西伯利亞龐大的體量消弭了作為主體視角的可能，無論是楚科奇人、尤卡吉爾人這樣的原始群體還是俄國人，都無法對130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宣稱一種「代表」。這裡是黑色的，不僅僅是由於資源，也是因為它只能被別人表述，它缺乏自我言說的能力；這裡是童話的，一塊邊疆之地從未如此程度地介入一個國家的歷史，形塑了這個國家的當代樣貌，讓這個國家的中心成為邊緣的「附庸」。黑色與童話的雙重面向，也成為了近現代俄國苦難歷史的底色。西伯利亞的「歷史」從莫斯科大公國斯特羅加諾夫家族開發烏拉爾山兩側作為起點，在一開始，伊凡雷帝就成為「手握閃電之人」，掌控著開發者的命脈，商業家族的政治獻金換來對商業開發的許可，絕對忠誠的保證換來皇權代理人的特權，這為之後400年的西伯利亞「發現史」奠定了基調：閃電般的黑色基調。由於俄國沒有自己完善的貨幣體系，長期以來對外貿易採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動物毛皮起到了貨幣的作用：歐洲由於美洲的發現帶來貴金屬的湧入，掀起了對奢侈品的濃厚興趣，毛皮作為貴重商品既可以換來貴金屬貨幣，又可以以物易物換來急需的商品。對毛皮的渴望推動了以商業為表象的東向探索，來為皇室積蓄財富。散落於西伯利亞的諸多部落，對於俄國來說更是徵收毛皮的對象。這裡不像美國西部平原有聚集的、強大的部落來反對國家力量，俄國也願意用一些法令保護土著的生存，換取他們的「牙薩克」（即每年的毛皮貢物）。自1582年葉爾馬克東征西伯利亞汗國開始，到1639年伊萬·莫斯科廷維奇抵達鄂霍次克海，當北美洲的清教徒還不曾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時，俄國人在不到六十年的時間裡已經越過了六千公里到達了太平洋的岸邊。他們每十年向東躍進一千公里，這是一千公里的追尋，一千公里的捕獵、一千公里的渴望，一千公里的「鄂霍特」（俄語意為「捕獵、渴望」，這也是鄂霍次克海名字的由來）。而在北方海洋上，對於亞洲與美洲之間是否有陸地連接，或者從北方海洋能否到達勘察加半島，開闢比條件惡劣的西伯利亞陸路運輸更方便的航路仍是亟待證明的問題。1648年9月，謝苗·傑日尼奧夫到達了日後被稱為「傑日尼奧夫角」的大石岬角，南邊就是白令海峽；1732年8月，測繪員格沃茲德夫從勘察加向東北登陸了阿拉斯加，成為第一個從西岸登陸美洲的西方人，即使這一功績長久被掩埋在歷史之下；1741年7月14日，維圖斯·白令與奇里科夫船隊抵達阿拉斯加。這一部分的探險史，代表了西伯利亞早期帶有強烈知識性色彩的行動，博物學家、地理學家占據了極其重要的舞台，尤其是伴隨白令探險西伯利亞和海上的德國人斯特勒，他對於科學的熱衷，對於生物痴迷般的喜愛和純粹，任何一個讀者都無法放下他的故事。但到此為止，西伯利亞在俄國眼中絕非知識的寶庫，探險西伯利亞也絕非為了充實國家的博物收藏和編寫博物志、地理志。
毛皮-牢籠-化石能源：西伯利亞發現中的三條線索
對於俄國政府而言，這些探索西伯利亞及其周邊海洋的動力來源於對毛皮的渴求，這種動力正如作者所言：
就像紫貂是征服西伯利亞大陸的動力一樣，海獺也將成為人們先後征服北太平洋、科曼多爾群島、阿留申群島、白令海峽的普里比洛夫群島、阿拉斯加海岸和北美的動力。（267頁）
如同伊比利亞對於拉美黃金與白銀的需求，對東方香料的需求一樣，資源構成了地理探索的第一重特性。出售西伯利亞毛皮的收入，長期占據了俄國年財政收入的20%左右，甚至在高峰時達到了30%。弔詭的是，這些收入並沒有促成俄國經濟的原始積累，而是進入了沙皇的金庫。西伯利亞冬天極其漫長，地理條件惡劣，鄂畢河、勒拿河與葉尼塞河三條排名世界前十的大河及其流域卻缺乏通航條件，毛皮的獲取只能通過森林獵人和荒原獵人艱難的狩獵獲得，缺乏一種爆發式的、快速的財富積累，尤其在西伯利亞大部分地區動物生態還極其脆弱的環境下，不可能成為財富高效積累的手段；在歐洲完成大西洋西岸地區的探索之後，大西洋作為高效且供應量巨大的毛皮產地不僅壓低了俄國毛皮的價格，也取代了俄國毛皮貿易中心的地位。毛皮貿易對於俄國而言只是提供了不斷進行擴張戰爭的資金，以及鞏固了以物易物的原始商貿體制，甚至無法填補由於探險開發西伯利亞帶來的成本支出。若非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兩位影響整個羅曼諾夫王朝的君主堅持保有西伯利亞，後世君主很有可能放棄西伯利亞的開發。與西伯利亞命運不同的是俄國歷史上唯一名正言順的殖民地俄屬美洲，自1783年建立到1867年賤賣阿拉斯加，80餘年的時間裡由於地理原因連食物都無法自給，成為了俄國的負擔，從烏拉爾山運物資到堪察加半島或俄屬美洲首府新新阿爾漢格爾斯克的時間，甚至比英國繞過好望角或麥哲倫海峽到達這裡的時間都長，這樣的狀況與西伯利亞何其相似。
無獨有偶，在西伯利亞的現代歷史上，化石能源的大量發現也仿佛重演的毛皮發現後的歷史，只不過相較於以毛皮為驅動的西伯利亞開發入不敷出相比，油氣和金屬礦藏資源的發現為中央政府帶來了大量的收入。在蘇聯時代，西伯利亞成了石油與天然氣之海，向東的動力變為了化石燃料和金屬礦藏。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時期，石油勘探的成功讓蘇聯的年石油出口量大到1.1億到1.8億噸，阿拉伯世界對西方的石油禁運帶來的油價高企使蘇聯經濟跨越式的發展，而1945年蘇聯石油的年產量才2000萬噸。指數級的增長原本為蘇聯後期的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卻反而讓蘇聯患上了進口依賴症。石油紅利助長了不思進取，集體農莊的改革和輕工業體系的建設被擱置，大量的進口產品填補了內部需求，柯西金為首的改革派最終被石油紅利所擊倒。石油和毛皮，就像是兩個不同維度的西伯利亞詛咒，讓俄國患上了荷蘭病，直到現在這一模式仍未改變，俄羅斯仍然是一個農產品和工業原料的出口國，奉行著自莫斯科大公國以來的發展模式，歷史的變化無非是從毛皮到石油、天然氣，從糧食到再到更多種類的糧食。
如果說毛皮和化石能源是理解西伯利亞的兩個線索，那麼第三個線索就是牢籠。一個冰天雪地、環境惡劣、與世隔絕的西伯利亞，天然就是法外之地，也是一個無窮無盡的牢籠。俄國在西伯利亞的東進並沒有在政治上塑造一個可被治理的空間，也不像美國的西進運動那樣擴大了民主的空間，推動奴隸制度的解決，反而推動了農奴制的鞏固：自由派的官員和異見者有了合適的安排方式。歷史以悲喜劇的形式作為開場：第一個被流放西伯利亞的犯人是1591年中部城市烏格里奇教堂的一口鐘，由於它曾經鳴響以告訴人們，皇位的合法繼承人、被囚禁於此的皇儲德米特里於不久前被沙皇部下殺害。這口鐘遭遇了和太子支持者們一樣的刑罰——割斷舌頭，即拆除鍾心錘，放逐托博爾斯克。這裡容納過十二月黨人，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越到近代，放逐的邏輯也越從「你是國家的強制勞動力，因為你被國家逮捕了」倒轉為「你被國家逮捕了，因為國家需要強制勞動力」，小到偷雞摸狗、私砍樹木，大到發表不當言論，都會讓人成為古拉格的一份子，成為開發西伯利亞的奴工。
殖民地還是俄國東陲：一場西伯利亞性質的討論
從上述三個線索看西伯利亞，會自然而然認為西伯利亞在性質上更像是俄國的殖民地，因為這樣的模式完全符合西方歷史上的殖民，尤其是開發的運作模式上這裡也與西方殖民運動的發展如出一轍：先是給予特許權給商人進行探索開發甚至代理統治、資助探險隊或船隊進行地理探索，最後由帝國出面進入西伯利亞直接統治和開發。但我們細究西伯利亞的歷史，會發現這裡與殖民地的諸多不相稱之處。
歷史上沒有哪個殖民地是長期需要母國輸血的，而西伯利亞正是這樣的存在。毛皮的收入無法抵消維繫俄國政府存在的支出，對西伯利亞探險的投資也是一個無底洞，維圖斯·白令在1733年開始對西伯利亞北部航路及美洲的探險就花掉了俄國財政預算的六分之一，且在後續不斷追加，這樣的狀況持續了數個世紀。條件惡劣、人口稀少，讓開發西伯利亞變得無比艱難，以至於尼古拉一世時期一度不顧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定下的原則，討論放棄西伯利亞：「讓亞洲和太平洋見鬼去吧！」為了極力壓縮成本，西伯利亞的監獄化就成了開發和維繫西伯利亞開發和統治的制度化工具，上文所述「你是國家的強制勞動力，因為你被國家逮捕了」到「你被國家逮捕了，因為國家需要強制勞動力」的邏輯倒轉，就是這一制度的核心。在前現代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也沒有足夠的勞動力供應，西伯利亞在經濟上阻礙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又讓俄國政治環境有了更加保守和反動的空間，這在任何殖民地與母國的互動關係中，都是一道奇特的景觀。美國邊疆學家拉鐵摩爾在對亞洲的考察中提出了著名的「內殖民化」概念，由於缺乏殖民地，亞洲國家近代化中的資本原始積累往往會通過內部方式進行解決，農業的剪刀差代表的商品內部傾銷或者通過強制勞動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低廉的成本進行生產，從這個角度看西伯利亞，無疑更加符合拉鐵摩爾的論斷，即使這樣的方式在俄國並不成功，只有相當晚近的時候，才得到了較為有效的運轉。
如果我們將西伯利亞視為一個1300萬平方米的巨大邊疆，能否正確理解西伯利亞的性質？借用德勒茲對於國家的看法，國家的一個根本任務就是使他所統治的空間紋理化，或者說均質化，從而讓統治完成對於不同地理空間的捕獲。西伯利亞的歷史是海洋與陸地空間紋理化的雙重失敗，北極航道無法被開闢，路上鐵路的建造十分有限，直到20世紀初南西伯利亞才有了一條簡陋的鐵路線路，長期只能用畜力運輸，導致整個西伯利亞無法高效的進行網格化管理。即使創造出古拉格這樣類似的局域性的可治理空間，但並不能代表陸地與海洋的平滑空間。一方面，俄國沒有亞洲國家的國家裝置對於山地和草原極強的紋理化能力，另一方面又受困於北冰洋的環境，缺乏西方將北方海洋和地中海技術耦合起來歸併大西洋的能力。這裡是政治無法通達之地。
在國家能力方面，西伯利亞完美詮釋了俄國的歐亞主義：既無法像歐洲，又無法像亞洲。整個西伯利亞就處在這樣弔詭的環境中，它沒有歷史，又無法定義，既不是殖民地也無法視之為邊疆。它是地理上的極北之地，在觀念上依舊是一塊極北之地，離莫斯科太遠，離太平洋太近。
拒絕現代：技術在西伯利亞的異化
當我們審視近代以來西伯利亞，會奇怪地發現，現代技術似乎並沒有改變西伯利亞太多，或者說並沒有完全推進整個俄國的現代化轉型。技術對世界巨大的改造能力，對舊有觀念爆炸性的摧毀能力，我們很難在這片大陸發現。
早在伊凡雷帝時期，為了保護西伯利亞的「純潔」，禁止西方國家在西伯利亞地區進行貿易， 也禁止西方國家通過融資等形式介入西伯利亞的開發，對俄貿易只能限制在北部有限的指定城市當中，即使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專制時期，對外開放也從來不涉及西伯利亞，俄國由於資金有限也無法持續性開發西伯利亞，這導致西伯利亞長期的封閉，缺乏借用外資的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俄國的保守勢力發展，彼得大帝以來強調的開放風氣從未吹拂西伯利亞。此外，牢籠體系的制度化提供的無成本勞動力，就像美國南部蓄奴州經歷的那樣，讓機械力在這裡的發展極為緩慢。當19世紀鐵路以不可阻擋之勢傳播開來，長期的保守讓俄國在觀念上有了一套極為獨特的認知。在《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中，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希弗爾布施強調鐵路的崛起改變了空間和時間的觀念，區域市場的通過火車介質擴大讓貿易時間變的更為重要，最終讓時間成為工業化的標誌。此外在歐洲，當意圖維護舊秩序的「神聖同盟」遇上國際鐵路，一個時代隱喻就此形成：鐵路是工業進步和現代化的象徵，它定義了「現代」，將馬車乃至各種舊秩序打入「舊世界」。鐵路給歐洲人的空間感和時間感帶來了一場革命，廣闊的新視野打開了，國家似乎縮小了規模，偏遠的腹地被納入了首都城市的軌道。火車和輪船打碎了德意志諸邦林立的狀態，德意志關稅同盟和德意志貨幣同盟相繼出現，最終推動了德國統一；運輸方式的快速化讓土地貴族們面對來自殖民地的糧食和肉製品的大量輸入而相繼破產，一個階級在經濟上被徹底邊緣化，推動了19世紀歐洲的政治變革。可以說鐵路和輪船在歐洲起到了非常馬克思式的歷史推動作用。當1825年營建第一條從斯托克頓到達靈頓鐵路線的英國人想到的是鐵路這種革命性運輸方式能為煤礦的開發經營帶來助益，俄國在1837年的第一條鐵路則是為了聯通聖彼得堡與皇帝的夏宮，第二條鐵路則是為了方便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士兵運輸。
在西伯利亞，北極航道因為自然因素的開闢失敗以及三條大河通航困難讓輪船變得無用武之地，大陸北側由於大量永久凍土的存在讓鐵路修築也難上加難，西伯利亞頑強的用自身條件拒斥了現代技術的快速介入。在西伯利亞南部，為了快速修成鐵路和控制成本，直線鋪設鐵路線成為了工程原則。從烏拉爾山到鄂畢河上游的直線距離為1500公里，而兩地之間的鐵路里程驚人的只有1534公里，幾乎沒有任何偏差。為了降低徵收土地的成本，鐵路往往離城市很遠，以各個城市命名的火車站，距離城市市區的距離甚至有幾十公里的距離。旅客？客戶服務？盤活城市經濟？這些都不是首要的關切。鐵路最為首要的經濟作用完全被異化了，直線路法代表了一套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理念：鐵路首先要為俄國的國家意志理念服務，連接政治目的而非經濟目的，修築鐵路網不在於實現地區間的交通便利和盤活地區經濟，而是為了快速到達某個港口或具有政治意義的地方，設計者們不會為了城市或居民的需求延長哪怕一公里的鐵路線。
對現代鐵路的創造者和建設者而言，鐵路往往帶來的是現代生活，帶來的是社會變革的加速，貴族的沒落與市民階層的崛起並行不悖。而在俄國，在西伯利亞，鐵路的降臨帶來的是權力的彰顯，權力的延伸，權力意志的無往弗屆。鐵路本身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徵與文化馬克思意義在這裡消弭不見，一項先進技術的落地最終成為了推動政治保守的保證。技術在西伯利亞的歷史，又何嘗不是俄國歷史的巨大隱喻。
西伯利亞與歐亞主義：一場黑色童話的結局
因為西伯利亞的存在，俄國反而更加封閉，在經濟和文化上與工業文化、現代文化越來越遠。西伯利亞的封閉影響了整個俄國自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以來確立的開明的、自由主義的政策，錯過了一整個經濟大爆炸的時代，卻又因為封閉，全盤接受了工業文明的副產品：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前現代的沙俄從未真正開發出西伯利亞的真正價值，這裡只能提供運輸成本高昂的木材，一些動物毛皮，而到現在這裡雖然有足夠的資源，但依然與國家一道，代表了生產與技術的原始和粗放。它加劇了一種荷蘭病的症候，讓現代依舊沉溺於沙俄。西伯利亞的黑色童話，就在於當它無法帶來效益時，它成為了近代化的阻礙；當它能帶來效益時，卻讓俄國停滯在了前現代而無法自拔。西伯利亞對自身的無法言說，創造了雙重意義下的極北之地：地理上的，觀念上的。當我們看到如今俄國所奉行的歐亞主義意識形態，依舊帶有西伯利亞歷史的濃厚背影：西伯利亞依舊是資源之地，歐洲部分則依舊步履蹣跚。
美國童話研究領域扛鼎者傑克·齊普斯曾這樣講述童話的本質：根本不存在童話或兒童文學，因為從來沒有一部童話是兒童寫出來表達自身的，只是成人將自己的價值觀以童話式的方式進行表達來教育兒童。真正的童話只能是黑色的，只有黑色的童話才能表達出兒童不能被成人化的，被成人話語收編的黑暗本性。西伯利亞正像是一個黑色的童話，它在被別人表述的進程中頑強的拒斥著被收編的命運，並反而深刻地影響並形塑了收編者與言說者的歷史。這就是我眼中《極北之地》講述的西伯利亞，我們能看到西伯利亞的頑強，在現代文明視角審視下的獨特生命力，一個無法被定義的西伯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