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主義與自由國際秩序的意識形態之爭
作者：Gregorio Bettiza，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社會科學與國際問題研究院高級講師；Derek Bolton，英國巴斯大學國際關係專業講師；David Lewis，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社會科學與國際問題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Gregorio Bettiza, Derek Bolton, David Lewis. Civilizationism and the Ideological Contestation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5, No. 2, 2023, pp. 1-28.
導讀
自由國際秩序正處於現代性危機之中，無論是地緣政治層面，還是意識形態層面，該秩序均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對自由國際秩序走向的研討熱度居高不下。其間，「文明」「文明標準」乃至文明衝突再次成為了重要議題。恰如阿米塔夫•阿查亞所言，「文明」又回到了全球政策辯論的前沿。在相關研究者看來，不同宏觀文明實體之間的關係是全球政治的核心驅動力。文明的想像通常同對文明的危機和衰落焦慮相互交疊，並為世界各地的主要政治角色所接受。話語和實踐再現了多種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抑或對話、興起抑或衰落。那麼應當如何解釋文明政治如此出人意表的激增呢？本文認為，對文明話語和實踐日益增長的政治顯著性的最佳理解是：在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的背景下，相關人士針對自由國際秩序議題在意識形態（文明主義）層面生發的反應和爭論。本文將意識形態置於分析一般國際秩序特別是自由國際秩序制定和爭論的中心位置。作者強調文明主義應當被理解為，是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全球化的反霸權意識形態反應。它以強大的構成性意識形態權力促成了冷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深化和理論擴大化，並凝結成一種獨特的、現代的、非正式的、普遍的「文明標準」。這種自由主義「文明標準」可以被西方內外的非（完全）自由主義行為體所體驗，通過社會化或污名化過程在意識形態層面使之陷入一種象徵性的權力剝奪狀態。本文展示了文明主義何以通過闡明一種獨特的、有價值的（本質化的）集體歸屬感，以及另一種非自由主義規範體系和廣泛多極的國際秩序願景，為抵制和挑戰自由主義「文明標準」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路徑。本文的核心貢獻有二：一是強調並揭示了意識形態動力在國際秩序特別是自由國際秩序制定和爭論中的關鍵作用；二是暗示並展現出文明作為意識形態結構的普遍研究價值。
自由國際秩序、意識形態與構成性權力
在二十世紀的多數時間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主要表現為一種區域秩序。該秩序的作用範圍是保護和推進，同時亦是構成並界定，美國及其盟友——所謂的「自由西方」（liberal West）——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價值觀和利益。隨著冷戰的落幕，自由國際秩序開始從歐美、跨大西洋、全球核心走向全球化。同冷戰期間自由國際秩序存在於全球兩極體系的「內部」相異，這種內部秩序逐漸演變成為了「外部」秩序。這一進程以不同程度發生在自由國際秩序的三大支柱上：即政治（人權規範、民主治理）、經濟（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和政府間（國際制度和機制擴張）。自由主義學者普遍認為這些發展與歷史的進步力量是同步的。
正如不同理論傳統的學者觀點所呈，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不只是一種規範性的單薄秩序。它通過價值無涉的規則、制度和市場以互利的方式調節國家間的關係。換言之，它是一種在意識形態層面相當厚重的秩序。其中注入了一套繁複的思想、規範和原則，其主要制度、行為體和實踐試圖轉變西方內外的國家及其社會。它們通常同旨在實現此種（自由主義）現代性和秩序的形式相當的（意識形態）構成性權力相交織。其中構成性權力用以塑造「作為社會存在的行為體的社會身份和能力」。在此基礎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普遍意識形態的構成性權力凝結成批判學者所概念化的現代的、非正式的、多元的自由主義「文明標準」。
自由主義「文明標準」及其象徵陷阱
在當前的國際秩序中，實現「文明的」自由主義現代化通常同民主原則和普遍的（社會和政治）人權規範；自由市場，最好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原則；以及自由的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視界息息相關。西方或非西方行為體、社會力量如若不被承認——它們亦不認為自身是自由主義者或完全自由主義者——可能會拒絕全部或部分關鍵的規範性層面。而這些規範性層面確然支撐著當前國際秩序的非正式的「文明標準」。大量的建構主義研究文獻相對準確地探討了複雜的跨國公民社會、政府或超國家行為體和機構，如何始終如一地在全球範圍內將國家和社會社會化為自由主義規範和身份。融入自由主義規範和身份的社會化進程可以被視為賦予某些國家行為體和社會力量以權力。這些國家行為體和社會力量認為，它們將從成為自由國際秩序成熟成員中象徵性地（和物質性地）獲益。然而，成為「文明的自由主義者」可能會給相對而言的「他者」帶來如下知覺：即通過破壞其集體身份的延續性和獨特性，侵蝕其規範體系，限制其意識自主性和能動性，從而滋生出本體論層面的不安全感。在西方內外的非（完全）自由行為體或共同體看來，情況尤為如此。它們往往可能被視為是不情願的社會化者。事實上，對於這些行為體而言，由於「涉及失去一種身份以獲得另外一種身份」，因此，成為自由主義者或許並非是積極的變化過程，反而是一種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被）統治。
如果非（完全）自由主義行為體或共同體——無論處於西方內外——抵制自由主義的社會化過程，它們便被視為是低於現代「文明標準」的存在。其結果是，不情願的社會化者隨後會被同樣複雜的、推動自由秩序全球化的行為體和社會力量網絡污名為「未開化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過程表達了構成自由主義「文明標準」內核的意識形態力量的第二面，並且深刻牽扯著自由國際秩序的擴展和團結問題。污名化在兩個關鍵層面象徵性地剝奪了不情願的社會化者的權力。其一，污名化是自由國際秩序中特定身份和地位等級產生的組成部分；其二，污名化有助於使那些不情願的社會化者所運用的非（完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結構去合法化。例如，非西方行為體通常被構成自由國際秩序的強大西方代理人塑造成為「不負責任的」「落後的」「流氓的」「野蠻的」「非理性的」，最終是「不文明的」存在。在所謂自由西方以外，一種普遍的觀點已然浮現，即自由主義「文明標準」不僅維持著普遍規範，還產生了使西方價值觀和利益合法化的國際等級制度。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同歐洲殖民實踐相結合的、形式更為正式的十九世紀「文明標準」。以此，不情願的社會化者發覺自身在意識形態層面為自由國際秩序的「文明標準」所困。這種「文明標準」通過社會化或污名化來實現和維持不對稱的權力關係。
文明主義的意識形態邏輯及其反霸權功能
首先文明主義提供了一種思想體系。該體系通過解釋和闡明被剝奪權力感和危機感，來應對自由主義社會化和/或污名化。因此，文明主義將系統地指向一種非（完全）自由主義行為體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所經歷的不安全感。
其次，文明主義的意識形態邏輯關涉本體論安全和抵制社會化的追求。文明主義產生了自身的構成性權力關係。它與一種獨特而持續的自我意識的社會建構有關，以對抗源自成為現代「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社會壓力。正是在「文明衝突」的話語和實踐中，沿著相互排斥的本質化路徑，這些「我者—他者」構成的動力得到了最為顯見的發展。
再次，文明主義的意識形態邏輯同其應對污名化的功能有關。相關行為體可以採用三種具體方法來應對污名化。反污名化進一步提出了替代既定規範的價值體系。就價值觀而言，文明主義提供了智識資源，允許相關行為體形成一種旨在拒絕和反對自由主義污名化的文明價值觀。
最後，文明主義的意識形態邏輯聚焦於形成一種同自由國際秩序相競爭的國際秩序觀。文明主義在意識形態層面闡明了通往現代性和區域秩序的多元且不同的文明道路。這條道路並非是一條通向自由主義現代性和全球秩序的普遍且趨同的道路。多元文明世界的概念構成了對「普世性自由主義規範本質上優於所有規範的自由主義假設」的、極其有力的意識形態批判。在此過程中，它還提供了另外一種有望克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推動力量的秩序邏輯。
文明主義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不可避免地挑戰並補充了當前將文明視為文化實體、身份的社會建構、或（西方）霸權話語的學術研究。事實上，作為意識形態的文明主義可以識別出某些非（完全）自由主義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試圖抵制和克服現代自由主義「文明標準」時所浮現的共性。文明主義在尋求捍衛特定身份的同時，往往超越了簡單的定義。通過借鑑同源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知識傳統，它們積極參與闡述一系列更廣泛的規範、價值觀以及國際秩序願景。儘管意識形態視角同樣關注權力問題，但是文明主義相對而言更為清晰地突出了反霸權意識。
結論
本文提供了文明主義意識形態邏輯的實證說明，並以之作為自由主義「文明標準」構成力量的回應。本文將四個主要案例（美西方、伊斯蘭世界、中國及俄羅斯）的研究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描繪文明危機敘事的興起及其作用；其次提煉出該文明主義的構成邏輯關係；最後揭示該意識形態在闡明另一種世界秩序願景中的功用。相關案例不僅充分說明了文明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還有助於明晰其文明主義在當前制定邊界、規範、國際秩序願景的實質性內容。文明主義體現為一系列特定的建構性意識形態邏輯，通過對本質化且有價值的集體歸屬感，以及對另一種國際秩序規範體系和願景的表達，來挑戰並試圖克服自由主義「文明標準」。這些可供選擇的身份、規範以及有序的願景並不是虛構的。它們借鑑並同（1）現有歷史、文化資源和智識傳統；（2）「文明」概念及其所承載的象徵意義產生共鳴。鑑於其當前的反霸權動力，文明主義能夠顯露重要的解放主題。
自由國際秩序仍然是霸權的。文明主義通過構建替代性身份和規範，為消磨自由主義霸權和促進後自由國際秩序轉變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需要注意的是，文明主義需要被整個社會而非僅僅是精英階層所接受。文明主義或許已經在公眾層面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本文認為國際秩序的重新排序取決於替代性意識形態產生反霸權聯盟的能力。其中部分趨勢依然引人注目。文明主義為跨國行為體提供了意識形態潤滑劑。意識形態可以為更好地理解規範傳播和爭論、身份建構和本體論安全、文化再生產和具體化、或身份尋求和污名化等過程的動力和政治意義提供新的概念優勢。此外，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全球政治意識形態鬥爭加劇為標誌的「超越」歷史終結的時代。建構主義作為一種解釋主義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不僅適用於理解這些挑戰，還有助於推進這一時代的關鍵辯論。正如約翰·伊肯伯里所言，國際秩序必須提出更為審慎的願景，不再痴迷於某個必然的遠景而向全球性邁進，以保護現代性不受自身、彼此以及現代性猛烈風暴的衝擊。
參考文獻
[1] 參見[美]G.約翰·伊肯伯里著，陳拯譯：《自由國際主義與全球秩序的危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10頁。
詞彙積累
文明主義
Civilizationism
污名化
Stigmatization
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
本體論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
反西方文明主義
reactionary Western civilizationism
譯者：趙旌宏，國政學人編譯員，吉林大學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為冷戰史、東北亞國際關係。
校對 | 周震 劉若鋒 朱忻博
審核 | 丁偉航
排版 |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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