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滄海史宿

編輯|滄海史宿

顧愷之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曾經歷了多次變遷，起初備受推崇，但後來又遭到貶低。顧愷之善變的藝術生涯成為黜顧與崇顧之爭的主要根源。

該爭議的時代背景涵蓋了批評家與顧愷之之間的生活時代差距、藝術潮流的變遷以及文論發展階段，這些因素給批評家提供了更多審美觀點的空間，也增加了正確評價藝術家歷史地位的難度。藝術家的生活經歷和批評家的觀點在這場爭論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黜顧與崇顧:顧愷之畫史地位的歷史變遷

顧愷之的藝術地位經歷了長期的波折，評價起伏不定，貶黜和推崇之聲交織。

最初，北魏的孫暢在《述畫記》中貶低顧愷之，認為他的面貌畫得不如戴逵，山水畫不如戴勃。南齊的謝赫在《古畫品錄》中將顧愷之僅列為六等中的第三等，地位較低，稱讚他的畫作精微而不妄下，但認為未能達到意境之上。

相反地，東晉的謝安對顧愷之給予高度評價，稱他的畫作有著超凡的神奇之美。南陳的姚最對謝赫對顧愷之的貶低表示憤慨，竭力提升顧愷之的地位，稱其為畫壇古今上下千載一人，認為他的美妙、獨步非凡，超越了眾多畫家。初唐的李嗣真也肯定顧愷之的才華，批評謝赫將顧愷之列為下品，認為顧愷之的才華與地位遠不止於此，與陸探微和張僧亦並列上品。

陸探微是南朝劉宋時代最著名的畫家，他擅長肖像畫、人物故事和佛教繪畫。謝赫對陸探微的評價較高，但姚最對張僧亦的評價較低，李嗣真則對張僧亦非常推崇，認為他是繼顧愷之和陸探微之後最傑出的畫家。

隨後，盛唐時期的張懷瑾成為一個善於調和、客觀批評的評論家。他肯定了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亦各自的藝術特點，認為他們在古今畫史上獨具特色，無法局限於品級的劃分。張彥遠進一步深入分析了這三位大家的藝術風格，認可了顧愷之作為畫史上的宗師地位。從此以後，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亦作為六朝時期的"三大家"的地位逐漸得到廣泛認可。

顧愷之在身後的評價經歷了起伏，但最終被承認為畫史上的傑出藝術家，其作品和藝術風格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顧愷之的善變生涯:黜顧與崇顧論辯之爭的主體根源

（一）依附於實力階層的苦楚境遇

藝術家是創造精神產品的人，他們需要被支持和贍養。在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或成功的藝術流派背後通常都有一群贊助和支持他們的人。這個規律在古代和現代、國內和國外都適用。顧愷之的才華在藝術方面，而不是治國理政方面，真正的藝術家並不擅長經營世事。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顧愷之最初依附於權臣桓溫，並與他關係密切，將他視為知己。在375年桓溫去世後，顧愷之曾寫詩悼念他：「山崩海竭，魚鳥將何依」。從詩中可以看出，顧愷之對桓溫的情感是真摯的。

然而之後，顧愷之又依靠殷仲堪，並與他相處得很好。殷仲堪垮台後，顧愷之轉投了桓溫之子桓玄。即使桓玄兵敗被殺後，顧愷之依然從容地擔任朝廷的散騎常侍，並在此職位上去世。

我們不能苛責藝術家的變化，而應該設身處地地考慮藝術家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他們自身的社會地位，這樣才能理解他們所經歷的困境。當然，藝術家依附於實力階層也給批評家們提供了批評的理由。

（二）賣藝博賞的苦澀生活

顧愷之能夠在東晉動盪的時期安然度過各種風波，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明確了自己的身份，並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他將自己定位為一個閒人，不涉足所依附對象的具體事務，不捲入複雜關係中。

無論是依附桓溫、殷仲堪還是桓玄，他都擔任一些名義上沒有實權的職位，如參軍，最後的散騎常侍職位也只是虛名而已。然而，在他所依附對象的私人文化娛樂生活中，顧愷之卻積極扮演著助興的角色。

據《世說新語》記載，桓溫治理江陵城非常華麗，他讓賓客們從江津遠望城市，如果能夠看到城市的美景，就會得到獎賞。顧愷之當時作為客人在場，遠望城市後形容得很美，桓溫立即獎賞了他兩個婢女。

在儒家士大夫的眼中，賣藝博賞是一種不屑為之的行為，但顧愷之卻積極迎合座主，取悅眾人，因為他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價值所在。正是因為這樣的自我定位，遠離權力鬥爭，顧愷之與各方勢力都保持著友好的關係，而各方勢力也樂於巴結這個才名顯赫的文人。然而，這種賣藝博賞的自我定位也成為批評家們貶低顧愷之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韜光養晦的「痴絕」行為

有些評論者常用「才絕」、「畫絕」和「痴絕」來評價顧愷之，而「痴絕」主要關注於顧的性格特點。

據《世說新語》記載，顧愷之曾經將一批畫存放在桓玄那裡，結果都被桓玄偷走了。然而，顧愷之並沒有追究此事，反而說：「這些精妙的畫作通靈，變化無窮，就像人登仙一樣。」以顧愷之的聰明才智，他怎麼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呢？顯然，他是在裝痴。如果這只是桓玄善意的戲弄，那下面發生的事情就更像是對顧愷之的嘲弄了。

據記載，桓玄曾經用一片柳葉給他說：「這是蟬蛻下來的葉子，拿來蒙住自己，別人就看不見你了。」顧愷之很高興，拿起葉子蒙住自己，相信別人看不見他，非常珍惜這片葉子。

作為大藝術家，顧愷之選擇了韜光養晦。他忍辱負重，幾乎自我侮辱。然而，對了解東晉歷史上那段生死不確定的時期的人來說，他們對藝術家只會感到同情和理解。實際上，時人對顧愷之這種韜光養晦的生存方式並不是不了解的。

《世說新語》記載：「桓溫說：顧長康既痴又聰明。」藝術家生活在這種時常受到責備、如履薄冰的環境中，可以想像他們內心的壓抑。當桓玄倒台，顧愷之感到無所依靠時，朝廷任命他為散騎常侍，顧愷之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我沒有意識到陛下賜予的聖恩，讓我成為常伯的身份，給我增添了榮耀。」

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喜悅，讓一直備受憂慮的顧愷之感激不已。最終，顧愷之在散騎常侍的職位上度過了他的晚年。他為了生存而選擇的韜光養晦的「痴絕」行為，對批評家評價顧愷之的藝術地位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探討批評家與顧愷之的時代差異：黜顧與崇顧的爭議時代根源

（一）批評家的美學旨趣與藝術潮流變遷

謝赫和姚最之間在評價顧愷之的問題上為何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呢？原因在於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受到不同的藝術潮流影響。

謝赫生活在南齊時代，雖然與東晉相近，但時代的藝術風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時代強調了日常現實的美，將感官愉悅的方面置於首位，並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這種文學風氣的轉變直接影響到了繪畫領域。

謝赫是一個注重「官體」風格的畫家，在《古畫品錄》中提出了「氣韻生動」的美學標準，不再強調顧愷之所追求的「以形寫神」。謝赫所處的時代注重設色和明暗暈染，以表達「官體」藝術風格。而謝赫正是擅長這種畫風的畫家，他說過：「在賦彩和製作上，都有創新的意味。」

姚最也不否認謝赫在這方面的才華：「別體精微，多自赫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謝赫對顧愷之的評價是符合情理的。相反，南梁時期的張僧踩的藝術風格更符合謝赫的審美理念。

張僧踩是梁武帝時期的知名畫家，擅長寫真、佛道人物、山水等各種繪畫，被尊奉為「百代宗師」。

他的畫風與顧愷之迥然不同，一方面他創造了一種疏體寫意的筆法，另一方面他受到梁武帝佞佛的影響，從印度繪畫中吸取靈感，注重顏色的運用，使畫面呈現出強烈的立體感，有一種浮雕的效果，直接影響了唐代的吳道子和其他一大批中國人物畫家。張僧踩的畫風符合謝赫的美學標準，與顧愷之的藝術追求有所不同。

然而，到了姚最的南陳時代，時代風氣再次發生變化，外來的古印度佛教藝術逐漸融合到中國本土文化中，凸暈染法逐漸沉寂。而顧愷之那種「目送歸鴻，手撥五弦」的藝術形象更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因此，姚最對謝赫貶斥顧愷之表示不滿，並對顧愷之給予高度讚揚是情理之中的反應，儘管姚最沒有清楚地闡述其中的原因。

（二）批評家的審美移情與文論發展階段

謝赫對顧愷之持有壓低的態度，但他對陸探微持有高度推崇。儘管如此，謝赫評價陸探微的標準並不是他所推崇的"六法兼備"，而是充滿玄學意蘊的語言："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可以說，陸探微的美學標準與顧愷之的"傳神論"相一致，而與齊梁時期官廷美學對"俗"的追求相左。因此，張懷瑾評價陸探微："陸公參靈酌妙，動與神會。筆跡勁利，如錐刀。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凜凜若對神明。"

這種"秀骨清像"的藝術形象與顧愷之追求的"瘦形而神氣遠"的理想人格幾乎一致，與謝赫所處的齊時代強調設艷麗形象美俗的審美風氣是矛盾的。

陸探微最大的貢獻在於繼承和發展了顧愷之的"密體"畫風，並緊跟時代風氣，創造出影響中國後代人物畫審美取向的"秀骨清像"的藝術形象典範。

謝赫一方面貶低顧愷之，另一方面又竭力讚揚陸探微的藝術成就和地位，這明顯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究其原因，應該是六朝時期中國繪畫批評理論尚處於起步階段，理論體系並不嚴密，批評家在展開藝術批評時帶有較為強烈的主觀喜惡傾向。另外，謝赫和陸探微雖然處於同一時代，但陸探微距離謝赫時代更為接近。

陸探微作為這一時代最傑出的畫家，謝赫在評論他的藝術成就時實際上具有自覺和不自覺的審美移情，將陸探微視為齊梁文藝新風在繪畫領域的代表人物來肯定和推崇。只是在對陸的藝術特色展開批評時，謝赫仍然不得不肯定陸探微的藝術風格與顧愷之的一致性。這充分展示了謝赫作為卓越批評家的實事求是的學術素養。

顧愷之的人品和他的藝術作品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藝術家的生活經歷對於批評家來說，評價藝術家的歷史地位變得更加困難。同時，批評家與顧愷之之間存在時代差距，藝術潮流和文論的發展也會給批評家提供更多審美移情的空間。因此，準確評價一個藝術家的歷史地位是相對的。對於顧愷之的評價，在他的畫作歷史地位上出現了褒貶不一的爭議，這是正常的，也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顧愷之作品的內涵。

藝術本身是多元而複雜的，每個藝術家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和創作特點。顧愷之的作品雖然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們仍然展現了他卓越的繪畫技藝和個人風格。他的作品對後世的影響不容忽視，並為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評價顧愷之的繪畫地位時，我們應該綜合考慮他的成就和貢獻，並意識到藝術本身是多元而包容的。雖然存在爭議，但顧愷之作為一個傑出的藝術家，他的繪畫作品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據著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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