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難之下，國寶顛沛流離，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作家、紀錄片導演祝勇常年書寫與故宮有關的歷史，其新書《故宮文物南遷》選取了這座宮殿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也最為可歌可泣的一段歷程。作品以翔實的考證還原了歷史原貌，尤為可貴的是將有關的歷史中人化為鮮活的文學形象，為讀者留下了難以替代的感性認知。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清宮舊藏117萬件文物歸國家所有。1931年 「九一八」事變，瀋陽故宮及所藏文物全部被日軍控制。1933年2月，故宮人帶著文物精華13000多箱緊急撤離，穿越大半個中國，輾轉遷徙。沒有人知道，這條路有多遠；沒有人知道，這一去是多少年。他們以血肉之軀，築起新的長城；他們以書生意志，延續文化命脈。1950年—1958年，8000餘箱文物重返北京。日本侵華戰爭使中國文物損失慘重，唯故宮文物損失甚微。
「2023年是故宮文物南遷啟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歲月算不上遙遠，但畢竟時空環境都已變化，我輩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記憶，那段歲月，就將隱沒於歷史的黑洞中。這正是我們在首席專家鄭欣淼先生帶領下進行『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這一課題研究，以及我寫作本書的意義所在。面對那段業已模糊甚至已被遺忘的歲月，我們不能不感嘆時間流逝之迅猛，感嘆歷史記憶之脆弱。」身為著名作家、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的祝勇懷著這樣的心情，用豐贍的細節還原歷史現場，以翔實的考證重建南遷之路，寫下了新書《故宮文物南遷》，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
今天，人們一說到祝勇，腦海中第一時間聯想到的便是故宮。沒錯，祝勇近年來一直堅持著以自己的方式書寫著故宮的歷史風雲變幻，展現出了一名深入社會肌理和時代脈搏的行走型作家的不俗實力。2011年，祝勇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供職於故宮學研究所，擔任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故宮裡的空間，故宮裡的時間，一直滋養著祝勇的寫作。他充分運用「近水樓台」，從書畫、建築、器物等多個面向入手，寫出大量關於故宮的文章。截至目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除新書《故宮文物南遷》外，祝勇已經出版了包括《故宮六百年》《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風流》《故宮的隱秘角落》《 在故宮尋找蘇東坡》《舊宮殿》等10多本書，形成了名聲在外的「祝勇故宮系列」。「故宮給我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其實我想表達的許多內容，都可以收納在故宮這個主題之下，所以我目前沒有打算偏離以故宮為主題的寫作。其實大家可以從一個更寬泛的角度來理解我的故宮寫作——我寫故宮，寫的其實不只是故宮。故宮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它是世界的縮影。」談及自己的故宮寫作，祝勇如是說道。
頗為有趣的是，作為一名作家，祝勇早在2000年前後，就開始參與北京電視台紀錄片主創。自此他進入了文學寫作和紀錄片創作兩種藝術形式的互動階段。他先後創作出不少紀錄片好作品，也得過多項紀錄片大獎。其中，他曾任《蘇東坡》等十餘部大型紀錄片總編劇，獲金鷹獎、星光獎等多種影視獎項，還曾任國務院新聞辦、中央電視台大型紀錄片《天山腳下》總導演，該片入選「新中國七十年紀錄片百部典藏作品」。於是，一度他的朋友擔心，祝勇就此走上轉型導演的康莊大道，會偏離了寫作。但是祝勇並沒有放棄寫作。他對文學的初心依然不改。「拍攝紀錄片和寫作都是我的所愛，但我更重視寫作。一個作家，可以依憑最簡單的工具——文字的世界來表現世界，甚至是塑造世界，在我眼裡，世界上沒有比這更神奇的事了。」
經過幾十年的寫作摸索，祝勇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非虛構寫作技藝和經驗，在《故宮文物南遷》一書中達到一個成熟的藝術境界。他將寫作的寬度拉開了，跟那個時代的歷史、文化、政治緊密相連，那些好像跟故宮不相干的歷史寫作，最終都巧妙地都跟故宮文物南遷、文物保護緊密關聯。儘管此前祝勇對故宮文物南遷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參加過一些學術研討會，但隨著採訪、田野調查和檔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場肇始於八十多年前的文物遷徙行動在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上逐漸展開，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在寫作種中，祝勇除了在故宮博物院查閱檔案文獻，還先後去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遼寧省博物館、重慶市檔案館、上海市圖書館等地查找檔案資料；採訪參與南遷的故宮人員的後輩，如馬衡院長之孫馬思猛先生、梁廷煒先生之孫梁金生先生、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先生等；隨同故宮博物院領導多次前往重慶市南岸區、巴南區和四川省樂山市、成都市等地進行調研，又率紀錄片劇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寶雞、貴陽、安順等文物南遷途經的城市鄉村進行田野調查，試圖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構那段不平凡的歲月。「在那個戰亂的年代，前輩們的使命是在遷移中保護這些價值非凡而又無比脆弱的文物，他們不僅要面對天上的敵機、地上的槍炮，還要面對急流險灘、火災水患，以及疾病和飢餓的侵襲，更不用說在污濁黑暗的政壇上，還有各種明槍暗箭引而待發。總之，幾乎人世間的所有艱難，包括戰亂、饑饉、疫病、大自然的災患、官僚系統的骯髒腐爛等等，都一股腦兒地拋到他們的世界裡，沉甸甸地壓在他們身上，要他們肩扛起來，也反過來映襯了他們的偉岸。他們不僅要有氣吞山河的勇氣，更要擁有具體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確保南遷進程的滴水不漏、穩健無虞。這樣的挑戰，不是我們今天這些在空調房裡坐而論道的書生們可以想像的，我們也不禁捫心自問，假若這樣的責任落到我們身上，我們是否有勇氣、有能力把它扛起來？ 正是這些艱辛，錘鍊了故宮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品質，鑄就了故宮人一絲不苟的專業精神。」在後記中，祝勇掩飾不住內心的那份感動與崇敬。
其實，在這本《故宮文物南遷》出版之前，祝勇曾作為大型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的總導演、總編劇。該紀錄片於2020年啟動。2020年12月末，故宮博物院官方微博發布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5分鐘先導預告片視頻。在先導片中，首先就出現畫面強調該片「獻給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再現了一群故宮人於千鈞一髮之際奮力守護國寶南遷的經歷。抗日戰士以血肉之軀築起新的長城，故宮人以書生意志延續文化命脈。」
作品以翔實的考證還原了歷史原貌，尤為可貴的是將有關的歷史中人化為鮮活的文學形象，為讀者留下了難以替代的感性認知。比如，在《從皇宮到博物院》一文中，文繡與溥儀的悲劇婚姻讓人唏噓徐：「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繡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以散心為由，悄然離開了居住多年的，幾天後向法院起訴，與溥儀離婚。這一天，距離『九一八事變』爆發，只有二十四天。文繡是滿洲額爾德特氏端恭的女兒，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給溥儀，從此開始了『孤燈伴淚夜難眠』的『皇妃』生涯，那一年，她只有十三歲。她在大婚時穿用過的兩件禮服至今保存在故宮博物院織繡藏品中。九年後，她在給妹妹文珊的信中這樣評述她的婚姻生活：『姊受專制家庭非人類待遇已九載矣！無日不以淚洗面，薄命如斯，夫復何言！惟逆來順受、苟延殘喘而已……世界之大，姊之所受壓迫、虐待可為。』10月22日，文繡與溥儀宣告離婚，溥儀因此成為秦始皇以來兩千年帝制史上位離婚的皇帝（遜帝）。當時媒體稱之為：『皇妃革命』。十九天後，溥儀在鄭孝胥、鄭垂父子以及上角利一、工藤鐵三郎（後為溥儀的警衛官工藤忠）等十幾個日本人的陪伴下，乘汽艇偷渡白河，又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奔赴已經淪陷的東北，在那裡，他將開啟他的第三次『皇帝』生涯。在此之前，他的『寵臣』鄭孝胥已經為他描述了他未來『帝國』的宏偉圖景：『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直到幾個月後，日本關東軍參謀部板垣征四郎把事先擬好的《滿蒙人民宣言書》放到他的面前，他才如夢初醒：鄭孝胥描述的，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虛擬圖景，這個在日本人『幫助』下建立的『新國家』，只不過是殖民地的一種好聽叫法而已，連他自己，也是日本人羽翼下的傀儡皇帝，連起碼的行動自由都沒有。離他而去的文繡，卻從此過上了平民的生活，成為北平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學的國文和圖畫老師，不僅沒有跟隨溥儀走上背叛祖國的命運，更避免了婉容的悲慘結局。」
當然，作者在本書中不僅僅只是關注人物的命運，還有那些文物的顛沛流離：「溥儀出宮時，敬懿皇貴太妃（同治皇帝的瑜妃，1913年被宣統帝尊為敬懿皇貴太妃）將乾隆皇帝愛的『三希』中的『兩希』——王獻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遠帖》攜帶出宮，後來通過娘家侄孫，以低價賣給後門橋外的古玩店——品古齋。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儀帶出紫禁城。溥儀倉皇辭廟，來不及帶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寶熙回養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時晴帖》塞進衣物中，出神武門時，警官白桂亮見寶熙神色有異，上去檢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見《快雪時晴帖》，當場扣下，交給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為確保安全，將《快雪時晴帖》存入保險柜中。被乾隆皇帝時時把玩、晝夕觀覽的三件晉人法書，從此開啟了各自飄零的旅程。」
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表示，對於以典守中華國寶、守護中華文化根脈為職志的故宮博物院來說南遷就是其中永遠值得追憶、回味的一頁。李文儒作為故宮博物院的原副院長，對南遷這段歷史也飽含深情：故宮文物南遷的壯舉和成就，是抗戰勝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偉大貢獻。它是歷史上時間最長、最壯闊、最壯烈、影響最大的一次文化保護。「相信由於祝勇這本書的出版，這個意義會被越來越多的人了解、認知和記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則認為《故宮文物南遷》用豐贍的細節還原歷史現場，以翔實的考證重建南遷之路，既有一種學術的研究姿態，同時又是一種文學的書寫。祝勇嚴謹地爬梳史料、考稽典章，最後把它點化為自己的創作，過程實屬艱難不易，其學者與作家的身份也在故宮的書寫上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結合。而祝勇對本書背後所承載的那段歷史歲月有著獨特的感受和思考：「兩年中，我除了調查和拍攝，其餘時間幾乎都投入到本書（與另一本書《故宮藝術史》）的寫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場艱難而孤寂的長旅。隨著寫作的深入，也隨抗日戰爭的浩大圖景在我眼前一層一層地展現，我愈發能夠體會到故宮前輩們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體會到他們以文弱之軀扛起傳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責任，不懼『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頑強力量和聖徒般的犧牲精神。如是，這次寫作的長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動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宮文物南遷，也不再只是塵封在文字檔案里的一段歷史，而成了我們前行的動力之源。」（讀者報全媒體記者 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