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南京方面的青年部次長的陳雪屏奉命北上搶運學者教授，沈從文全家也在名單之中。但沈從文斷然拒絕南下的機會，選擇留在大陸。但之後發生的一切，令沈從文精神近乎崩潰，一度自殺，最後選擇了放棄寫作。
沈從文當時受到了什麼打擊，竟然使他自殺並放棄寫作？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認為是郭沫若害的，他在《沈從文轉業之謎》中寫道：《斥反動文藝》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可以說，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
當時的郭沫若，早已成為文藝界的領軍人物。郭沫若出生於1892年，見證和參與了20世紀中國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如四川的保路運動，發表新詩加入新文化運動，大革命時期投筆從戎，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
1936年魯迅去世之後，左翼文藝界感到缺少能夠跟右翼抗衡的精神標杆，於是郭沫若成為了被左翼陣營豎立起來的標杆。郭沫若獲得了極高的評價——魯迅自稱是革命軍的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領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
全面抗戰爆發之後，郭沫若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組織文化宣傳隊、戰地服務團赴前線勞軍，之後還擔任了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以及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抗戰勝利後，郭沫若寫了一篇《文化界時局進言》，呼籲民主。
1948年底，在解放戰爭局勢極為明朗之時，郭沫若在《抗戰文藝叢刊》第一輯上發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將反動文藝分為「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並對沈從文、蕭乾、朱光潛等幾位自由主義作家做出激烈的點名批判。
郭沫若這篇激烈的批判文章，給這幾位作家的命運帶來嚴重影響。尤其是沈從文，在被郭沫若斥為「桃紅色作家」後，創作和生活陷入了困境與劫難之中。
郭沫若為何將沈從文認定為「桃紅色作家」？郭沫若認為，沈從文的《摘星錄》《看虹錄》在內容上是「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創作動機「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郭沫若還指斥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如在抗戰後期反對作家從政，明顯是心存不軌。
因為當時郭沫若的地位很高，那篇文章中又滿是宣判式的話語，沈從文如遭當頭棒喝，隨即墮入惶恐憂懼之中。沈從文自然憤憤不平，尋思郭沫若批判自己的緣由，不由想起自己與郭沫若的歷史宿怨。
沈從文認為，郭沫若給他戴上的「桃紅小生」的帽子，就是為了伺機復仇和泄私憤。早在1930年，沈從文便在《論郭沫若》一文中寫道：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但是，他的小說創作是失敗了。郭沫若不能用他那筆，在所謂小說一個名詞下，為我們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郭沫若沒有這本事。
當時的沈從文年輕氣盛、不知深淺，發文貶斥郭沫若的文藝才能。對此，郭沫若給出的回答是：我的筆太直，不曲，沒有像魯迅先生的那樣曲。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說，那我實在是不配做小說家。不難看出，郭沫若其實根本不承認自己沒有寫小說的才能。只是當時郭沫若只要的論敵是魯迅，就沒怎麼搭理沈從文。
之後，沈從文又陸續發表了《再談差不多》《一般或特殊》《一種態度》《對作家和文壇的一點感想》等文章，挑戰郭沫若的權威。正因為兩人有不少過節，所以沈從文認為自己被郭沫若嚴厲批判，是因為自己當年開罪了他。沈從文的親友和一些學者也認為，正是因為當年的文字恩怨，使沈從文成了批判的靶子。
1949 年 1 月上旬，北京大學貼出轉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的大字報，並在教學樓掛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幅標語。當時，沈從文是北京大學的教授。突如其來的批判對沈從文造成了非常大的打擊，致使他的精神狀態極不穩定。他感到人家對他不公平，甚至總感覺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說不如自己死了算了。
1949年3月28日，沈從文在家中用剃刀抹脖子、割手腕，之後還喝了大量煤油。幸好被張兆和的堂弟張中和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大難不死。建國後，沈從文放棄了文學創作，並且離開了北京大學，改行從事文物研究。
沈從文命運突變，究竟是誰導致的呢？不少人認為，主要原因是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在那個特殊的時期，文壇領袖的郭沫若將沈從文斥為反動作家，進而激起文化界對沈從文的批評浪潮，引發了北大學生「打倒沈從文」的行動，給沈從文帶來了巨大的思想壓力和心理陰影。沈從文的長子沈龍朱回憶當時的情形時曾說：
那時候我在北京四中念書，放了學就去父親教書的北大看熱鬧，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對父親的刺激卻很大。1月以後他的神經就不正常了。他感覺壓抑，感覺有人要迫害他。郭沫若的政治結論太厲害了。不管沈從文留不留下來，都是自覺的反動派，所以父親壓力很大。他沒話說了，他的路被堵死了。而且後來對待沈從文的態度和許多做法，都是按照郭沫若劃線的方法來定的。
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也曾說：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
沈從文的弟子、著名作家汪曾祺也同樣持這種態度，他在《沈從文轉業之謎》中寫道：《斥反動文藝》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作家罵成了文物研究者。
當然，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沈從文之所以自殺並放棄寫作，主要是自身的原因。比如北大教授錢理群認為：1949年沈從文自殺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既有政治的壓力，也有家庭的危機，更是易代之際知識分子游離時代，被社會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機。
小新認為，不能否認郭沫若的文章給沈從文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反動作家」這頂帽子在那個環境中對沈從文來說是難以抵抗的重擊。當然，沈從文本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在那個時代確實也是不合時宜的，郭沫若的文章既是導火索也是催命符，將問題上升到了太高的高度。
沈從文對自身思想的合理性認同被外部壓力摧毀，但他同時也無法理解自己到底錯在哪裡，只能在精神的拉扯下陷入崩潰的境地。沈從文選擇自殺，是為了保存自我的尊嚴。而之後選擇放棄寫作，是為了更好地保存個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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