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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李大釗從日本留學回國，然後被蔡元培特邀進北大當了教員，任職期間他積極投身到了革命事業中，面對軍閥的槍火鎮壓，他常常不顧安危，冒著槍林彈雨掩護群眾撤離。

他也因此遭到了軍閥的仇視敵對，被層層設計抓捕入獄，他在獄中依舊不曾彎下過自己的脊樑，大義凜然地對監獄中的看守員進行革命宣傳，最終被敵人施以絞刑。

李大釗的一生只有短短三十八載，但他身上卻有著諸多謎團，李大釗到底如何被捕的？到底是何人設下的圈套？他又是如何犧牲的？為何連老百姓都感嘆李大釗太窮了？……

李大釗被捕地之謎

一直以來，關於李大釗被捕地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是在蘇聯大使館被捕的，有人則說他是在兵營被捕的，直到24年後，當年奉命抓捕李大釗的軍閥走狗被抓獲，真相才得以大白。

1926年，因為時局動盪，而李大釗組織並親自指揮了多次革命活動，他的活躍讓軍閥們夜夜難眠，最終，軍閥頭子下達了秘密抓捕李大釗的命令。

按理說軍閥們有槍有炮，還有一幫走狗，他們的軍事實力比李大釗強太多了，而李大釗被抓獲時手上只有唯一一把武器，為什麼軍閥們還要讓手下秘密抓捕呢？

因為李大釗住在一個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東交民巷。這個地方按照軍閥與蘇聯的約定，屬於是蘇聯的私人產地，軍閥們在這裡非但不能動槍動炮，甚至連進入其中都要先獲得外國人的許可。

李大釗作為革命活動的領導人，他的行蹤自然很難被軍閥們掌握，於是狡猾的軍閥們想到了一條陰毒的計策，他們先是派人到北大去打聽情報，最終掌握了兩個人的情況。

這兩個人一個叫李渤海，一個叫李大成，他們兩個人一個是李大釗的學生，另外一個是李大釗的貼身工作人員，軍閥們認為只要抓捕到李大釗身邊的核心人物，就一定能掌握李大釗的具體所在。

於是，「京師偵緝處」的處長吳郁文親自指揮了對這兩個人的抓捕行動，雖然李大釗已經躲了起來，但還在繼續指揮工作，所以李渤海和李大成兩人還是在一直活動的。

軍警們很快就發現了兩個人的蹤跡，於是將他們抓到了「警察廳」，然後以嚴刑拷打逼問出了李大釗的所在位置，那就是在東交民巷裡，臨近俄國的一個舊兵營。

可怎麼才能讓這麼多人帶著武器進入到東交民巷呢？外國人肯定不會允許，不得不說李大釗選擇的這個藏身處是極好的，如果不是因為一個意外，他很有可能會躲過軍閥們這次處心積慮的迫害。

正在軍閥頭子為如何進入東交民巷絞盡腦汁時，張作霖聽說了這個情報，此人果然是心狠手辣，一直以來李大釗的革命活動也給他造成了不小的困擾，這次他下定決心要剷除李大釗。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出了自己最為信任的憲兵和警察，臨出發前，張作霖反覆將自己的計劃向他們交代，並且告訴他們必須注意保密，抓到人後不能走大路離開，防止被無孔不入的記者們發現。

他的兵來到東交民巷後，向使館區的公使提出申請：要到遠東銀行、道勝銀行進行搜查，原因是有人舉報「搞破壞的」李大釗可能藏身在這兩個地方其中之一。

不得不說張作霖此人確實是心機深重，他挑選的這兩個地方很有特點，第一是這兩個地方的地理位置在使館區不算深入，第二就是銀行屬於金融場所，根據相關的規定，在這種地方工作的人不算是使館的官員，因此並不觸及外國公使的利益。

再加上當時的張作霖可謂是兵強馬壯，考慮到他提出的要求也不算過分，公使就同意了這個申請，憲兵和警察們進入到了東交民巷。

大批的便衣偵探和穿著制服的警察，在進入東交民巷後，軍警們直接無視被只能搜查申請中所說兩個區域的限制，一窩蜂地湧入了三十號院，而那裡就是李大釗的住處，在眾人都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李大釗直接就被逮捕了。

而多年後，當年的奉系軍閥已經覆滅，他們中的一些人投靠了老蔣繼續幹壞事，這其中一定有殺害李大釗同志的兇手！抱著這樣的決心，我黨的同志苦尋二十餘載，最終將真兇抓獲了。

真兇落網始末

1951年6月5日，一封蓋著紅色「絕密」印戳的密函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密函中提到殺害李大釗同志的主要兇手偵緝處處長吳郁文，現在化名吳博哉藏身在舊鼓樓大街。

這個情報是兄弟單位在審訊特務時得到的，特務為了立功將自己知道的情況和盤托出，具有一定的真實性。「真是及時雨，正找不著殺害李大釗的兇手呢！」

這封密函的到來讓苦苦追尋多年的同志們看到了希望，特務之間的狗咬狗終於讓吳郁文浮出了水面，考慮再三，馮基平將抓捕任務布置給了偵查處副處長狄飛和偵查員溫振海。

溫振海迅速完成了初步偵查，又找到了當地的戶籍民警，戶籍民警還告訴溫振海，他要找的「鼓樓灣」就是現在的舊鼓樓大街，隨後民警拿來戶口底簿，翻找舊鼓樓大街4號住戶的檔案，發現那裡有一個叫「吳博齋」的人，年齡是69歲，其餘信息都是空白。

溫振海暗暗想道：「吳博齋與密函里提到的『吳博哉』只差一個字，聲母不同，韻母卻相同，會不會是發音相近造成的誤差呢？年齡也差不多，有可能就是他。」

「而且密函上雖然沒寫具體門牌號，但卻在門牌號的位置上畫了一個X，為什麼要畫一個X呢，說明這個門牌號很可能是個位數，也就是1至9之間的號碼，如果是10號以上，就該畫兩個X了。」

心中有了初步推測後，溫振海決定實地偵查一番，他騎車來到了舊鼓樓大街4號，剛走進院子他就發現這裡是一個大雜院，東、西、南、北屋都住著人家。

溫振海再次下了正確的判斷：如果這房子過去是吳博哉的，那麼他應該還會住在這裡。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將一些成分不好的人的房產重新分配了，所以其他三個屋子都有人住，而吳博哉應該就住在條件最好的北屋。

門沒鎖，他敲了敲門，沒人答應，他就接著敲，並且假裝找人，喊道：「於永奎，於永奎是住在這兒嗎？」喊著，推門就進了屋子。屋內東側的一張床上躺著一個老頭，這個老頭說道：「這兒沒你要找的人，只有我這個瘸子。」

確定了這個老頭的長相後，溫振海裝作走錯門，離開了北屋，來到了胡同口找附近的老人們閒聊，問他們：「這一片地方風景可真好，以前住在這裡的應該是大戶人家吧？」

老人們告訴他：「那可不錯，4號院裡住著一個吳老頭，他可是前清的舉人，以前是個大官兒。」

溫振海就追問道：「您知道他是什麼官兒嗎？」

老人回答道：「據說是給張大帥當過差。」

此時，溫振海幾乎斷定剛才自己見到的瘸老頭就是吳郁文，為了證明這個猜想，他迅速返回局裡，將自己偵查到的情況向副處長匯報。狄飛又安排專人突審了關押在北京監獄裡的特務們，深挖關於吳郁文的線索，最終確認了那個老頭就是吳郁文。

案情匯報到了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那裡，彭真同志認為，吳郁文的犯罪證據確鑿，迫害李大釗同志實屬罪大惡極，應該立即抓捕。但是，也有的同志認為，吳郁文已經那麼老了，並且一條腿還殘廢了，就算抓了他，也活不了幾年了。

彭真斬釘截鐵地說：「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氣也得抓，一定要把他的反動歷史抖落出來！務必徹查！給犧牲的同志一個公道！」

1951年6月20日，在完成了細緻入微的偵查後，公安民警再次來到了吳郁文的家中，問道：「你是吳郁文嗎？」這一聲問宛如晴天霹靂，將他震得說不出話了。

過了好久，這個瘸腿老頭說道：「我是。」公安民警義正詞嚴：「你是迫害李大釗同志的主要兇手，我們要逮捕你！」吳郁文還在掙扎，企圖能夠逃脫懲罰，說道：「我是瘸子，走不了路。」

最後，幾名幹警連拖帶拉，將他弄上了汽車帶到了公安局，面對確鑿的證據，吳郁文終於將自己是如何抓捕殺害李大釗的事實交代了出來。

李大釗同志被捕後，被施以了絞刑，他的家人們也因此過上了更為艱難的生活。一些記者到李大釗夫人租住的房子裡採訪，紛紛發出了驚嘆：「這一家怎麼這麼窮？李大釗教授的錢去哪了？」

李大釗工資之謎

李大釗的家在一個破舊三合院裡，家中除了三四件舊家具和一架風琴，再也沒有件像樣的東西。據鄰居們回憶，李大釗常年穿著一件褪了色的長袍，從來沒有穿過皮鞋，整天踩著一雙布鞋徒步往返二十多里地去北大上課。

他的家裡沒有幫傭，於是他的妻子除了看孩子外，每天還要做飯、打掃、洗衣服，家務的繁重加上時常為柴米油鹽發愁，她面容比同齡人蒼老不少。

而就是這樣一個破舊寒酸的住處，還是李大釗從托關係從朋友那裡用低價租來的，難道當時大學教授的工資不高嗎？他一家為何過得如此拮据。

李大釗剛到北大工作時就是管理圖書的主任，每個月工資就有120元。而到了1920年7月他又被聘為教授，每月工資又增加了80元。除此之外，他還在校外兼職講課，也能獲得不菲的收入，據他的妻子回憶，李大釗每月收入都在300元左右。

當時的物價是這樣的：一百斤白面的價格大約82元、一百斤豬肉的價格大約190元、而一包足夠一家人用三個月的煤炭才2元錢。

所以，當時的大學教授薪水並不低，可以說是屬於高收入階層，即使其他家人什麼也不干，教授的工資也能讓他們生活得不錯。

當時北大的教授里，有人豪擲幾千元的買房，甚至有的能購買了好幾所房子用來對外出租。可見北大教授的生活多麼優裕，但同為教授的李大釗，一家人的生活為什麼這麼拮据？他的工資去哪裡了？

原來，那時我黨的工作剛剛起步，經費十分短缺，李大釗就每月固定捐出80元，用於革命活動的交通食宿、購置印刷品等。在早期共產主義者中，他是每月資助革命最多的人。

李大釗毀家紓國，竭盡所能，但從不告訴別人。有一次因為召開集會，黨組織的開支大增，宣傳費、印刷費、旅費都出現了空缺，李大釗不露聲色地湊錢，甚至準備去借高利貸。

有人有困難找他，他只要手頭有錢，誰急需就給誰，給了錢往往還叮囑一句：「以後有困難儘管跟我說啊！」如果手裡沒錢，他會寫個借條讓人到北大會計室領取，發工資的時候再讓會計人員把上月借的錢扣除。

劉仁靜是北大學生，他家境十分貧寒，李大釗兩次墊付和擔保他的學宿費，並向學校出具親筆證明。國家博物館現存有一張李大釗的親筆字據：「劉仁靜同學學費先由我墊。李大釗。」像這樣接受過李大釗接濟的貧困學生，還有許多人。

因此，每月發薪水的時候，李大釗領到的常常是一堆條子，拿不到幾個現錢。校長聽說後，特意囑咐會計室：發薪水時，把李先生薪水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給李夫人，以免李夫人難為無米之炊。

李大釗犧牲後，記者紛紛到當時李夫人租住的家中採訪，在看到家裡的情況後，這些記者個個震驚不已。他們想不到，像李大釗這樣的知名教授，家中竟如此貧寒。

因為沒有積蓄，李大釗去世後，夫人和四個未成年孩子的生活成了一個大問題，只能依靠李大釗生前好友的捐款和接濟，再有就是北京大學發放的撫恤金。

有一次，北大的一些教授提出延長向李大釗的遺屬發放撫恤金。有人反對，理由是北大從未有此先例。

校長蔣夢麟聽完後，一字一頓地說：「誰要是也像李大釗一樣為了主義被他們絞死，我們也可以多給一年恤金。」會場陷入一片寂靜，反對者的手再也沒有舉起。

李大釗同志的一生都是為了革命工作，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他捨棄小家；為了實現紅色夢想，他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時至今日，我們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時，仍然應當深切悼念像李大釗同志這樣不屈的革命先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