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學術成果
1、成書年代
《金瓶梅》研究有一些迄無結論、懸而難決的焦點問題，成書年代即為其中之一。主要有「嘉靖說」「萬曆說」兩種意見。
明人首倡「嘉靖說」。屠本畯《山林經濟籍》傳言於前，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廿公〈金瓶梅跋〉等呼應於後，終明一代，無有二議。
清人多從「嘉靖說」，據吳晗統計，竟有「二說十二類」之多。直到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還認定不疑。
1947年馮沅君〈《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通過對小說中清唱的清理，推論「《金瓶梅詞話》跋稱此書是『世廟時一巨公寓言』，此說大約是可信的」。
1962年龍傳仕《金瓶梅創作時代考索》更明確地對「萬曆說」提出挑戰，1979年朱星重申「嘉靖說」，周鈞韜、日下翠、劉輝、卜鍵、陳詔、鄭培凱、李忠明、王堯、盛鴻郎、楊國玉等附議。
「嘉靖說」的主要論據，一是明人筆記的明確記載，認為除非另有明確記載104其導言與艾金布勒的前言均載《金瓶梅西方論文集》。
為非嘉靖朝成書，而不能輕易推翻；二是小說中的一系列內證，如《如意君傳》的刊刻年代，佛教的興衰，道教的活動，海鹽腔、弦索調與山坡羊、鎖南枝等小令的流行，以及太僕寺馬價銀、太監、皇莊、皇木、女番子、金華酒、書帕等，均是嘉靖朝的象徵。
卜鍵《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根據小說寫的都是嘉靖時事，小說中的戲曲演出無萬曆劇目、聲腔無崑曲判斷「《金瓶梅詞話》的寫作在嘉靖末年並基本完成於這一時期」。
楊國玉〈金瓶梅敘事時序中「舛誤」干支揭秘〉則具體認為「第1-30 回寫於嘉靖二十三至二十七年」，「第52-80回應寫於嘉靖四十年至隆慶六年」，「全書的最後完成時間總要晚一些，最早也在萬曆初年」。
其《金瓶梅人物命詞索隱》更認為「嘉靖二十三年應大致可確定為《金瓶梅》的始作之年。」
清人始有「萬曆說」。
宮偉鏐《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廷聞州世說〉主《金瓶梅》作者趙南星說，趙南星是萬曆朝人物，自然《金瓶梅》成書於萬曆時期。
此說在當時「嘉靖說」的強大輿論壓力下影響甚微。本世紀30年代，鄭振鐸、吳晗先後呼應，力主「萬曆說」，遂後來居上，取「嘉靖說」而代之，一時成為不可移易之論。
1957 年趙景深延續此說105。本階段黃霖最早重申「萬曆說」，其《金瓶梅成書三考；》提出五條證據：
一、 小說第三十五回所引李日華「殘紅水上飄」等曲流行於萬曆年間；
二、屠隆〈別頭巾文〉載於萬曆年間的《開卷一笑》；
三、萬曆十七年雒於仁上「四箴」書勸皇帝戒除酒色財氣與書中出現「陳四箴」的關係；
四、小說第六十五回出現的凌雲翼死於萬曆十五年以後，只有在其身後才有可能為小說所引；
五、「海鹽子弟」演戲乃萬曆習俗。並有一段著名的論斷：「只要《金瓶梅詞話》中存在著萬曆時期的痕跡，就可以斷定它不是嘉靖年間的作品。」
黃霖並且推斷《金瓶梅》成書確切時間「當在萬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間」。而梅節〈金瓶梅成書的上限〉推定在萬曆五至十年。
馬泰來〈麻城劉家和《金瓶梅》〉認為成書於萬曆十一年之前。
魯歌、馬征〈金瓶梅作者王穉登考〉認為在萬曆十九至二十五年間。
李洪政〈金瓶梅書中有作者署名〉則判斷在萬曆二十一至三十二年間，其「寫作地點就在徐州」。
許建平《「金學」考論》集其大成，從凌雲翼總督河漕的時間，何太監的衣冠服飾的朝代，巡按與來住官吏、地方官吏間宴請的鋪張，申二姐所唱小調〔掛真兒〕等的興起時間，「書童」「小唱」風行的時間，海鹽腔的時尚時間，佛教的興衰時間等七個方面，論證《金瓶梅》成書在萬曆六年至萬曆十一年之間。
徐朔方〈金瓶梅成書新探〉等則對「萬曆說」提出全面的商榷和訂正。
魏子云亦是非「嘉靖說」的主力陣容成員。不過他採取的是索引的方法，認為西門慶影射萬曆皇帝，小說第一回廢嫡立庶事影射萬曆帝寵愛鄭貴妃與其子福王常洵；
魏子云更主張「《金瓶梅》編年說」，從所謂萬曆三大案一系列事件的考索中，得出「其成書年代，最早絕不會越於天啟元年」的結論。
對這種類似「舊紅學」的「影射說」「編年說」，徐朔方、鄭培凱、陳詔、劉輝等均提出過批評。
調和「嘉靖說」與「萬曆說」的觀點也幾乎可以鼎足而立。
張鴻勛〈試談金瓶梅的作者、時代、題材〉106「認為這兩個說法沒有多大的出入，既然確切的年代無法知道，那麼它大約的年代就在16世紀上葉，再具體地說，是在嘉靖與萬曆之間」。
杜維沫〈談談《金瓶梅詞話》的成書及其他〉、徐扶明〈金瓶梅寫作時代初探〉等後來又從不同角度闡揚這個觀點。
潘承玉《金瓶梅新證》通過區別分析小說創作的客體與主體，在其〈佛、道教的描寫：有關金瓶梅成書時代的新啟示〉一節中，認為
「《金瓶梅》一書所寫的時代，是佛教由長期失勢轉而得勢，道教由長期得勢轉失勢的時代。
……換句話說，《金瓶梅》反映的不僅是嘉靖朝的歷史或萬曆朝的歷史，而是從嘉靖中期至萬曆前期這一時間跨度大得多的歷史，……《金瓶梅》從開頭至西門慶死前後的情節，創作於崇道抑佛的嘉靖朝；
西門慶死後的情節，創作於崇佛抑道的萬曆朝。……小說最後定稿於萬曆十七年以後」。
另外，周鈞韜的「隆慶說」107，趙興勤的「隆慶至萬曆初年說」108等，附此備考。
2.成書方式
這也是一個《金瓶梅》研究中的焦點問題，主要有兩說：
一是「個人創作說」。
明清兩代均主此說。本世紀更一度成為定論，魯迅以後的眾多文學史、小說史因此稱《金瓶梅》為我國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一次完成的長篇白話小說。
本階段亦得到朱星、杜維沫、黃霖、周鈞韜、李時人、魯歌、浦安迪、日下翠以及所有提出某作者說的論者的支持，仍是壓倒的優勢。此說的主要根據有三：
一、如果《金瓶梅詞話》是「話本」，為什麼至今未見類似作品流傳？
二、明代一些著名文人對《金瓶梅》的反應均是剛剛出現而非世代累積。
三、《金瓶梅》具有完整的藝術結構、一以貫之的思想、統一的文學風貌。
二是「集體累積說」。
劉輝《金瓶梅論集》認為此說在丁耀亢《續金瓶梅‧凡例》 中初露端倪。
四十年代趙景深〈《金瓶梅詞話》與曲子〉109、馮沅君〈《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110等都曾透露出《金瓶梅》非一人之力所為的想法。
五十年代又出現潘開沛與徐夢湘的一次爭辯。八十年代初，徐朔方對此說集中展開論述，提出十條例證：
每回前均有韻文唱詞，大部分回目以韻語作結束，正文若干處保留有說唱者的語氣，吳月娘、孟玉樓、春梅、玉簪兒祭奠訴苦唱《山坡羊》，幾乎沒有一回不插入詩、詞、散曲，不少地方與宋元小說戲曲雷同，全書對勾欄用語、民間諺語的熟練運用，行文的粗疏重複，《金瓶梅》與《水滸傳》的關係，《金瓶梅》與《志誠張主管》的關係等，並概括為：「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111。
孫遜、陳詔〈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說〉，鄧瑞瓊、吳敢〈從「來保押送生辰擔」看《金瓶梅詞話》的成書〉，陳遼〈金瓶梅原是評話說〉，傅憎享〈金瓶梅用字流俗是俚人耳錄而非文人創作〉等復為此說提供了若干重要「內證」。
魏子云、王利器、支沖、蔡國梁、吳小如、蔡敦勇、周中明、吳紅、胡邦煒、尾上兼英等亦附和此說。
劉輝《金瓶梅論集》更從《金瓶梅詞話》保留的可唱韻文之多，採錄、抄襲他人作品之多，訛誤、錯亂、重複處之多等方面，繼徐朔方之後，再次為此說集其大成。
陳詔〈《金瓶梅詞話》是一種揚州評話〉更具體指出評話的品種。
黃霖〈金瓶梅成書三考〉、浦安迪〈瑕中之瑜〉、李時人〈關於金瓶梅的創作成書問題〉、劉孔伏等〈《金瓶梅》是累積型作品說駁論〉、劉振農〈金瓶梅「累積型集體創作說」質疑〉等則對「集體累積說」提出商榷。
周鈞韜〈《金瓶梅》：我國第一部擬話本長篇小說〉認為，《金瓶梅》既是一部劃時代的文人開山之作，又不是一部完全獨立的無所依傍的文人創作，而是一部從藝人集體創作向完全獨立的文人創作發展的過渡型作品，標誌著整理加工式的創作的終結和文人直面社會創作的開始，對兩說來了個折中。
霍現俊《金瓶梅新解》支持此說。主張「集體累積說」者，同時認為有一位加工寫定者的存在。
徐朔方認為李開先或他的崇信者是這一寫定者。早在1964 年，徐朔方就撰文〈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提出這一觀點。此文20年後才在《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發出。
該文從四個方面（李開先符合「嘉靖間大名士」的傳統說法、李開先符合作為小說作者的基本條件、小說大量直接引用李開先《寶劍記》和其他作品、小說與《寶劍記》有不少相同之處）證明李開先是《金瓶梅》的寫定者。
徐朔方後來在〈金瓶梅成書新探〉一文中將這一觀點修改為「《金瓶梅》的寫定者或寫定者之一是李開先或他的崇信者」，而「寫定者的籍貫則在今山東省中西部及江蘇北部，即黃河以南、淮河以北一帶」，其寫定時間則「當在嘉靖二十六年之後，萬曆元年之前」，並認為「一、如果改定者是李開先的崇信者，他的文化修養不會太高，根本不是『大名士』；二、如果是李開先本人，那他只是出主意或主持印製而已，並未自始至終進行認真的修訂」。
劉輝認為李漁是崇禎本的作評者、寫定者。其證據有五：
一、首都圖書館藏本卷首有一葉回道人的題記，而回道人即李漁；
二、第一奇書的康熙乙亥本、在茲堂本署名為「李笠翁先生著」；
三、小說所用方言有眉評所不解處與評語所用方言有李漁所知者；
四、李漁在眉評中徑稱《金瓶梅》為「予書」；
五、李漁〈三國志演義序〉對《金瓶梅》的評價與評語觀點完全吻合。
吳敢〈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瑣考〉112根據李漁與彭城張氏的交往，亦推測「或者張評本的祖本即崇禎刊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系李笠翁由說唱本改定為說散本的吧？」
此說濫觴於鄭振鐸，他在〈談金瓶梅詞話〉中曾說：「我們可以斷定的是，崇禎本確是經過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筆削過的。」
戴不凡亦認為其寫定者為浙江蘭溪一帶人。沈新林〈李漁評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考〉支持此說，並多有補益。
黃霖〈關於《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對「李漁說」提出質疑，認為首圖本系翻刻本，回道人的題詞有可能是書賈的後補；繡像本刻於崇禎間無疑，而李漁不可能在此間作評；
李漁把《金瓶梅》列為奇書第四種而非「第一奇書」，且「第一奇書」與李漁稱《三國》為「第一才子書」相左；
張竹坡評語對崇禎本評語多有大不敬之處，不符合對其父執的態度等，「總之，說李漁是崇禎本初刻的改定作評者，是難以成立的。」
魯歌、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亦否認李漁是崇禎本的評者和改寫者。其實黃霖早在〈《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點初探〉一文中即推測評改者為馮夢龍。
其後魏子云、陳毓羆、陳昌恆等也對馮夢龍與《金瓶梅詞話》的關係作有探討。
吳紅、胡邦煒《金瓶梅的思想和藝術》坐實為馮夢龍。該書認為要解開《金瓶梅》作者之謎，必須從「嘉靖間」「山東人」「大名士」這三個框子中跳出來，而建立在「集體積累型」、萬曆丁巳本系初刻本這兩個前提下；
然後從外證、內證兩個方面展開分析，結論是「『東吳弄珠客』即是馮夢龍」、「《金瓶梅》的整理寫定者是馮夢龍」。
3、作者
這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焦點問題，有人稱為金學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向為海內外研究者所關注，吸引了眾多的學人，發表了幾百篇論文，提出了眾多的人選，其廣有影響者為：
(1)王世貞說。
屠本畯《山林經濟籍》中的一段按語與《萬曆野獲編‧補遺》「偽畫致禍」條最早含蓄地透露出王世貞作《金瓶梅》的信息。
宋起風撰於康熙十二年的《稗說》與清初的〈《玉嬌梨》緣起〉均指實為王世貞。
其後〈第一奇書謝頤序〉以及清人的眾多筆記即陳陳相因，推波助瀾，一時形成作者非王世貞莫屬的輿論，竟至演化出如《寒花盦隨筆》所敘「苦孝說」的一段公案。
此說三十年代遭到魯迅、吳晗、鄭振鐸、王採石、姚靈犀、趙景深等人的嚴重打擊。1979 年朱星列舉十條理由重倡此說：
一、王世貞是「嘉靖間大名士」；
二、他不但是大名士，還能寫小說，其《弇州山人四部稿》就有一部是說部；
三、他著述等身，有這樣的大魄力能夠一個人寫下來為個人創作之首的大創作；
四、他有完成這部大創作的足夠的時間；
五、他不但是大名士，還是大官僚，所以能寫出許多官場大場面；
六、他因多次升調，到過不少地方，《金瓶梅》中的地名與王世貞經歷相合；
七、他崇信佛道，而《金瓶梅》中所記佛、道二教的活動，摘錄出來可成一本《明末佛道二教史》；
八、他是大官僚子弟，自己也是大官僚，生活浪漫，好色醉酒，具有寫作《金瓶梅》的情懷；
九、他是蘇州太倉人，但祖籍山東琅琊，又做過山東青州兵備副使三年，不僅具有運用山東語言的客觀條件，也有懷念山東鄉土的主觀感情；
十、他知識面廣，能夠寫出包含萬象的這部一百回的長篇小說。周鈞韜等支持此說。
黃霖、徐朔方、趙景深、張遠芬、吳紅、胡邦煒等則很快撰文與之商榷，「王世貞說」重又混入諸說林立的迷茫之中。
許建平《「金學」考論》繼朱星、周鈞韜之後再次舉起「王世貞說」的大旗，從外證、內證兩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論證。如其內證有三：
一、寫入小說的明代官吏如狄斯彬、韓邦奇、凌雲翼、王燁、曹禾等都是王世貞的同鄉同年或熟知的朋友；
二、小說指斥的對象正是嚴嵩父子、陸炳、陶仲文一類嘉靖後期的權奸，與沈德符、屠本畯、廿公諸人所言「寄意於時俗」「蓋有所刺」甚為吻合；
三、王世貞好吃「鞋杯酒」，小說中西門慶亦吃「鞋杯酒」。許建平甚至認為「新時期的人選，無一能取代王世貞的地位」「21 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
又有王世貞門人說，見〈《玉嬌梨》緣起〉〈第一奇書謝頤序〉。又有王世貞、王世懋兄弟合寫說，見朱星《金瓶梅考證》。
周鈞韜《金瓶梅新探》更演變為王世貞及其門人聯合創作說。因為盧楠、屠隆等都是王世貞的門人，故此說事實上已融幾說於一爐。
(2)賈三近說。
這是本階段《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說。倡論者為張遠芬，其《金瓶梅新證》從以下十個方面進行論證：
一、「蘭陵」即山東嶧縣，「明賢里」也指嶧縣「金華酒」即蘭陵酒，而賈三近是嶧縣人；
二、他有資格被稱為「嘉靖間大名士」；
三、小說的成書年代與賈三近的生活時代正相契合；
四、他是諫官，以「指斥時事」為業，且官至正三品，其閱歷足可創作小說；
五、小說中有大量嶧縣、北京、華北方言，賈三近分別在這些地區長期居住過；
六、小說中有幾篇文字水平極高的奏章，賈三近正精於此道；
七、小說中有些人物事件類似賈三近；
八、小說多有戲曲描寫，賈三近有這方面的生活積累；
九、他先後三次共十年在家中閒居，有創作小說的充分保證；
十、他寫過小說。
鄭慶山《金瓶梅論稿》對此說有所補發。
馮傳海〈金瓶梅作者賈三近〉，高念卿〈賈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賈三近說新證〉，王冠才〈賈三近與金瓶梅〉，馬森〈金瓶梅的作者呼之欲出〉等表示支持。
王冠才而且認為此說「目前最稱完備」，馬森則認為「蘭陵的賈三近實在是最接近蘭陵笑笑生的一個人物」。
李錦山〈對「金瓶梅作者即賈三近」的異議〉，李時人〈金瓶梅中的「金華酒」非「蘭陵酒」考辯〉〈賈三近作金瓶梅說不能成立〉，李錦山、齊沛〈賈三近不是金瓶梅作者〉，寧源偉〈金瓶梅作者賈三近質疑〉等則提出異議，尤其李時人的後一篇文章全面否定了張遠芬的論據，並對其考證方法提出批評。
劉輝〈金瓶梅研究十年〉、許建平〈新時期《金瓶梅》研究述評〉亦持不同意見，認為「蘭陵」有二，一為山東嶧縣，一為江蘇武進，以地理與方言定人，其科學性值得懷疑。
(3)屠隆說。
黃霖首倡。黃霖是中國《金瓶梅》學會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是名符其實的金學全能。他出版有 2 本專著、3 本編者，審定注釋了 2 種原著，發表論文二三十篇。
關於屠隆說，他發表了一組 8 篇文章，提出七點理由：
一、小說第五十六回的〈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出自笑話集《開卷一笑》，其題署「笑笑先生」「哈哈道士」等都是屠隆；
二、小說流露出不少浙江方言，與屠隆籍貫相合；
三、屠隆祖籍武進，古名「蘭陵」；
四、萬曆二十年前後，屠隆罷官潦倒，潛心佛道，其思想與小說創作宗旨一致；
五、屠隆以「淫縱」罷官，並認為文學作品可以「善惡並存，淫雅雜陳」，此情慾觀正是小說一個特殊的思想基礎；
六、屠隆具備創作《金瓶梅》的多種生活基礎和文學素養；
七、屠隆與劉承禧、王世貞關係密切，而此兩人均持有全部《金瓶梅》稿本，
當為屠隆所贈。魏子云〈屠隆是金瓶梅作者〉〈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補證〉首先響應，又著文〈論屠隆罷官及其雕蟲罪尤〉討論「屠隆可能寫作《金瓶梅》的動機」，進一步考證後，再發表一文〈為金瓶梅作者畫句點〉。
劉孔伏、潘良熾〈從《金瓶梅》抄本之流傳情況談作者問題〉、李燃青〈金瓶梅作者屠隆說考釋〉、呂珏〈屠隆與屠本畯：笑笑生與欣欣子〉、李燃青等〈屠隆與文學解放思潮〉繼而支持。
鄭閏則出版《金瓶梅和屠隆》一書，進一步從屠隆曾任清河縣令、寫過小說如《征播奏捷傳》等出發，坐實蘭陵笑笑生即屠隆，並認為屠隆草成《金瓶梅》全書的時間是萬曆十七年夏。
所不同的是他認為「哈哈道士」是屠本畯，其所著《笑詞》即《開卷一笑》，而自署「欣子」的屠本畯即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
鄭閏是黃霖倡立屠隆說後，用全力鼓吹此說的第一人。徐朔方〈〈金瓶作者屠隆考〉質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質疑之二〉〈〈別頭巾文〉不能證明《金瓶梅》作者是屠隆〉等文，認為《開卷一笑》即《山中一夕話》是清初的作品，其作者是徐述夔，這類笑話東拼西湊，不能當作可信的史料。
這對於屠隆說無異於釜底抽薪，當然引起與黃霖的一場討論。徐朔方還認為「笑笑先生」不等於「笑笑生」，「參閱者」不等於編者，更不是作者。
張遠芬〈也談金瓶梅中的一詩一文〉指出小說第五十六回在「陋儒補以入刻」的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之中，屠隆充其量是這五回的作者，而不是全書的作者。
顧國瑞〈屠本畯和《金瓶梅》〉亦認為「作者屠隆說，同樣也難以成立」。
劉輝〈金瓶梅研究十年〉認為屠本畯與屠隆同里同宗，關係親密，屠隆如作《金瓶梅》，屠本畯不會不知道，他不必跑到金壇王宇泰那裡看抄本，更不會在《山林經濟籍》中說出「相傳為嘉靖時有人……托之《金瓶梅》」這樣的話來。
鄭慶山《金瓶梅新考》認為小說中所引所謂屠隆作品是補作詞話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的人抄進去的。張慶善〈「蘭陵笑笑生」與「笑笑先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質疑〉等亦提出討論。
圍繞此說的爭議雖然比較熱鬧，但此說仍是該時期論據較為有力、推斷較合情理、影響較大的一種。又有屠大年說，見鄭閏〈欣欣子屠本畯考釋〉。
魯歌〈欣欣子不是屠本峻，笑笑生不是屠隆、屠大年〉則對此表示懷疑。
(4)李開先說。
此說始於孫楷第，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所載孫楷第致胡適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1962 年一版的一條腳註，是存疑的語氣，1979年重印時便把「李開先的可能性較大」一句刪除。
這一條腳註系吳曉鈴所加。吳曉鈴 1982年 6 月在美國發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講演時重申此說，他在日本、印度、加拿大、遼寧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講演時又多次說過同樣的話，其論文〈新刻《金瓶梅詞話》和李開先《寶劍記》研究〉，1989 年7 月發表於香港出版的《明報月刊》。
徐朔方則主張李開先是《金瓶梅》的寫定者。趙景深〈《金瓶梅考證與研究》序〉支持徐說。
杜維沫〈談談《金瓶梅詞話》成書及其他〉則支持吳說。日下翠〈金瓶梅作者考證〉對李開先說提出二點新見（對李開先與《金瓶梅》關係的「三點補充」，西門慶身上有李開先的「自我投影」）。
朱星、鄭慶山、王輝斌等排斥李開先說。李時人等駁議集體累積說。而卜鍵覓蹤章城，訪書南都，發現《李氏族譜》，考察李開先的行實宦蹤，並進而探查《金瓶梅》作者，著成《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一書，從《寶劍記》與《金瓶梅》、李開先與西門慶、清河寓意、蘭陵意旨等諸多小說內證方面，以及個人素質、作文風格、交遊類群等一些作者資質方面，集李開先說為大成。
劉輝為該書作序說「這是我近年來讀到的最有說服力的一篇論證《金瓶梅》作者的文章」，但也認為書過細密，難免穿鑿，「清河」就是章丘，即為一例。
許建平〈新時期《金瓶梅》研究述評〉對此說表示懷疑：
「《金瓶梅》抄引化用的文字作品不單是戲曲，還有大量的話本、詩文，不單是李開先的作品，還有許多他人的作品，若要證明作者是李開先，必須將其他作品的作者也具有創作寫定《金瓶梅》的可能性排除掉」。
(5)徐渭說。
最早透露這一消息的當是袁中道《游居杮錄》。1939 年阿瑟‧戴維‧韋利在英譯本《金瓶梅‧導言》中首倡此說，卻鬧了一個形近而誤、張冠李戴的笑話。
不期 60 年後，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卻完成了此說剝繭抽絲、瓜熟蒂落般較為全面的學術論證。該書首先通過對小說中佛、道教描寫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為「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活動在嘉靖朝的人物」。
接著「指出小說作者同時又是數據豐贍的戲曲學者、技巧純熟的戲曲作家、素養全面的畫家與擅長應用文寫作的幕客」；「作者應該有邊關甚或禦敵的生活閱歷」，「具有較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禦敵衛國意識」；「作者有強烈的方言俗語愛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區（按指紹興、山東、北京、蘇州、山西、福建、廣東等）的生活經驗」；「有著書藏名於謎的愛好」。
並通過 〈《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紹興酒及其他紹興風物〉〈《金瓶梅》中的紹興民俗〉〈《金瓶梅》中的紹興方言〉等考證，「證明小說作者必為紹興人」。
然後逐一論證「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條件」。潘承玉還把小說諸謎如「廿公」「徐姓官員」「清河縣」「蘭陵」「笑笑生」等破解為「浙東紹興府山陰縣徐渭」，歸結到「紹興老儒說」。
潘承玉還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認為董其昌是流傳線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齡是傳遞抄本的關鍵人物，而「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來自徐渭，而且極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
潘承玉還做有《金瓶梅文本與徐渭文字相關性比較》，「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寫，《詞話》也是徐渭所寫」。
潘承玉進而論證「紹興士人與嚴嵩」「沈練與嚴嵩父子」「徐渭與沈練」，在〈緣何泄憤為誰冤〉一節中，認為「徐渭因感於鄉風並激於沈練的死而寫《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這支筆，則同時飽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
嚴格地說，潘承玉才是徐渭說的創立者。正如嚴雲受〈金瓶梅新證序〉所說，「無論你是否接受作者的論斷，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的文本材料和相關數據所吸引，因而覺得頗受啟迪。」
《金瓶梅新證》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邏輯最為嚴謹、推論最為精微、行文最為典訓、結構最為周到的一種。
潘承玉關於徐渭說與黃霖關於屠隆說、卜鍵關於李開先說、許建平關於王世貞說，在 20 世紀《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可以並稱為四大說。
(6)王穉登說。
見魯歌、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主要證據有十三條：
一、王穉登最先有《金瓶梅》抄本，而且是有抄本者之中唯一具有作者資格的人；
二、他是古稱「蘭陵」的武進人；
三、他對屠隆人品不滿，因選其〈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入小說，以示譏諷；
四、小說中的詩詞曲與王穉登所輯《吳騷集》語句、意境相同或相似；
五、王穉登《全德記》中的某些內容、用語與《金瓶梅》中的寫法相同或相似；
六、他的詩文與小說中所寫亦一脈相通；
七、小說中有吳語、北京話、山東話、山西話，王穉登的經歷使他熟悉這些方言；
八、他與小說均鄙視南方人，具有中原正統觀念；
九、他符合「嘉靖間大名士」「世廟時一巨公」；
十、他是王世貞門客，故以小說「指斥時事」，為王世貞之父報仇；
十一、王招宣一家是王穉登家「族豪」醜類之原型的藝術再現；
十二、小說三次引用他感觸甚深的詩句「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十三、小說反映出的作者模樣正與他的情況若相符節。
孫遜《漫話金瓶梅》認為此說是影響較大的五大說之一，「其可能性當不在賈三近、屠隆說之下」。
此說曾被《報刊文摘》《文教資料》《新聞出版報》等報刊摘要報導。
(7)湯顯祖說。
見芮效衛〈湯顯祖創作金瓶梅考〉。芮效衛臚列了 30 條小說原文，論述其與湯顯祖的關係；並就《金瓶梅》早期流傳情況與湯顯祖的生平行誼相考察，得出湯顯祖在遂昌知縣任期內創作了《金瓶梅》的結論。
徐朔方〈《湯顯祖創作金瓶梅考》的簡介和質疑〉對芮文 30 條中的 10 余條提出駁論，認為其「對某些人事的敘述和判斷往往脫離事實，違背原意」。
芮效衛〈對批評〈湯顯祖創作金瓶梅〉的答覆〉對此申辯說「他雖然指出我立論中有不妥之處，但我認為我的建築大體仍然屹立無恙」。
(8)馮夢龍說。
陳毓羆〈《金瓶梅》抄本的流傳付梓與作者問題新探〉與魏子云〈馮夢龍與金瓶梅〉不謀而合，算是此說的先聲。
在此之前，姚靈犀《瓶外卮言》、小野忍〈《金瓶梅》解說〉等即懷疑為《金瓶梅》作序的「東吳弄珠客」是馮夢龍。
其後陳昌恆〈金瓶梅作者馮夢龍考述〉〈金瓶梅作者馮夢龍考補〉《馮夢龍‧金瓶梅‧張竹坡》進一步肯定「《金瓶梅》的作者應為馮夢龍」。
魏子云認為《開卷一笑》的編者系馮夢龍，他和陳昌恆均認為「東吳弄珠客」「蘭陵笑笑生」「欣欣子」都是馮夢龍的化名，陳昌恆還具體論證了馮夢龍創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礎、思想基礎、文學基礎和三個階段。
趙伯英〈馮夢龍是《金瓶梅詞話》的補足者〉則縮小了馮夢龍的作用。王輝斌〈馮夢龍非金瓶梅作者辯說〉，魯歌、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等亦提出商榷。
(9)李先芳說。
見聊城《水滸》《金瓶梅》研究會編《金瓶梅作者之謎》《李先芳與金瓶梅》，葉桂桐、閻增三倡論。其證據有六：
一、李先芳符合「嘉靖間大名士」；
二、李先芳具備創作《金瓶梅》的思想基礎；
三、李先芳「家故多資」，頗類西門慶；
四、李先芳「廣蓄聲伎」，熟悉藝術；
五、李先芳熟悉山東和南方方言；
六、小說中人物凌雲翼、曹禾、狄斯彬與李先芳同年，陳文昭與李先芳同鄉。陳詔〈《金瓶梅》趣話‧作者是誰又一新說〉曾對此說予以披露。
(10)沈德符說。
見魏子云《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該書根據《萬曆野獲編》推測：
一、《金瓶梅》的前半部稿本，可能是沈德符的父親沈自邠所作；
二、對萬曆二十六年後的《金瓶梅》，袁中郎兄弟與沈德符等人有過改寫的構想，後完成於萬曆四十一、二年間；
三、「詞話本」乃三次改寫本，天啟初年成書，主要作者是沈德符。魏子云提出的也是一種「集體創作說」，他在此說中開列的成員名單，前述者外，還有陶望齡、陶奭齡、李贄、丘志充、馮夢龍等。魏子云後又提出原作者為屠隆，改寫者為馮夢龍。
其略有稽考者為：
(11)李漁說。
見康熙乙亥本與在茲堂本《第一奇書》。劉輝、吳敢認為李漁是崇禎本的作評者與寫定者。現在看來，此說應修正為：李漁是崇禎本的作評者與第一奇書本的寫定者。
參見吳敢〈李笠翁與彭城張氏〉113與〈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瑣考〉114。
(12)趙南星說。
見清‧宮偉鏐《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廷聞州世說〉。王勉〈趙南星與明代俗文學兼論《金瓶梅》作者問題〉提出「《金瓶梅》很可能是趙南星在他一班朋友如吳昌期、徐新周、王義華等人協助下完成」的觀點。
(13)盧楠說。
見《金瓶梅》滿文譯本序。王汝梅〈談滿文本金瓶梅〉「考察了盧楠的生平著述，盧楠與王世貞、李開先的關係，認為盧楠堪稱為李開先的崇信者，王世貞家藏完好的本子，可能是盧楠在王世貞支持與參予下，在民間流傳的素材基礎上創作加工而成書」，著力申揚此說。
(14)李贄說。
見《繪圖真本金瓶梅》附王曇〈金瓶梅考證〉。魏子云亦有此看法。
(15)馮惟敏說。
見朱星《金瓶梅考證》。據說是孫楷第的說法。趙興勤〈也談金瓶梅的作者及其成書時間〉贊同此說。
(16)謝榛說。
見王連洲〈《金瓶梅詞話》作者蘭陵笑笑生即謝榛考辨〉。餘力文〈金瓶梅作者補證〉附議。又謝榛、鄭若庸、朱厚煜三人合作說，見王螢、王連洲〈金瓶梅作者之謎〉。
(17)賈夢龍說。
見許志強〈金瓶梅作者是賈夢龍〉、李芳元〈揭開金瓶梅作者之謎 ─ 金瓶梅作者為賈夢龍〉。魯歌〈金瓶梅作者是賈夢龍嗎？〉既否定賈夢龍，又否定其子賈三近的作者資格。
其指有姓名者有：
(18)薛應旗說，見清‧宮偉鏐《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廷聞州世說〉。
(19)劉九說，見戴鴻森〈我心目中《金瓶梅詞話》的作者〉。
(20)臧晉叔說，見張惠英〈《金瓶梅詞話》的語言和作者〉。
(21)丁耀亢、丘志充、丘石常作，見馬泰來〈諸城丘家與《金瓶梅》〉。
(22)金聖歎說，見高明誠〈金瓶梅與金聖歎〉。
(23)田藝蘅作，見周維衍〈關於金瓶梅的幾個問題〉。
(24)王采說，見李洪政〈金瓶梅解隱〉。張文德〈《金瓶梅》作者「王采說」不可信〉提出不同見解。
(25)唐寅說，見朱恆夫〈金瓶梅作者唐寅初考〉。
(26)李攀龍說，見姬乃軍〈關於金瓶梅作者的再思考〉。
(27)蕭鳴鳳說，見盛鴻郎〈試解金瓶梅諸謎〉。
(28)胡忠說，見毛德彪〈金瓶梅作者應是胡忠〉。
(29)丁惟寧說，見張清吉〈金瓶梅作者丁惟寧考〉。
(30)金吾戚里門客說，見謝肇淛《小草齋文集》。馬泰來〈麻城劉家與《金瓶梅》〉認為此「金吾戚里門客」系指「劉承禧父親劉守有的中表和兒女姻梅國楨」。
其籠統稱之者有：
(31)嘉靖間大名士說，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此說影響較大，成為王世貞說、賈三近說、李先芳說、王穉登說的主要根據之一。
(32)蘭陵笑笑生說，見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對於蘭陵，一種觀點認為是地名，主賈三近說者指為山東嶧縣，主王穉登說者指為江蘇武進，倡丁惟寧說者說是擬化的山名，指諸城九仙山；另一種觀點如馬努辛認為不是地名，乃指「美酒」。
對於笑笑生，鄭閏〈金瓶梅和屠隆〉認為《花營錦陣》第23 圖題詞者「笑笑生」即為《金瓶梅詞話》的作者「蘭陵笑笑生」；馬努辛則認為是一愛酒之人。
張慶善、魯歌等懷疑「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的真實性，洪城等〈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蘭陵笑笑生」〉更認為此說系書賈杜撰。
(33)紹興老儒說，見袁中道《游居杮錄》。
(34)世廟時一巨公說，見廿公〈金瓶梅跋〉。
(35)某孝廉說，見徐謙《桂宮梯》卷四引《勸戒類鈔》。
(36)被陸炳誣害者說，見屠本畯《山林經濟籍》。
(37)被唐荊川害死者之子說，見《缺名筆記》。
(38)才人說，見《繪圖真本金瓶梅》附王曇〈金瓶梅考證〉。
(39)明季浮浪文人說，見《繪圖真本金瓶梅》附王曇〈金瓶梅考證〉。
(40)觀海道人說，見《古本金瓶梅‧觀海道人序》。
(41)錢謙益輩說，見廢物（王文濡）《小說談》。
(42)吳儂說，見戴不凡《小說見聞錄》，又說「此書當經一不得志老名士之手」，「或是嘗住於蘇州一帶之蘭溪人亦未可知」。
(43)書會才人一類的中下層知識分子說，見梅節〈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
(44)東魯落落生說，見劉輝〈《金瓶梅》與《玉閨紅》〉。
(45)追隨羅汝芳的文士或熟悉羅汝芳行誼並受其影響的人說，見趙興勤〈考察金瓶 梅作者的新途徑─ 金瓶梅作者與羅汝芳的哲學思想〉。
(46)河北籍人說，見王強〈小議金瓶梅的作者是河北籍人》。
(47)淮間人或生活於淮間之人作，見靳青萬〈金瓶梅作者新探〉。
(48)劉承禧門客、劉承禧、馮夢龍等人先後完成說，見劉巽達、馮沛齡《金瓶梅外傳》。
(49)河北某張公子說，見《金瓶梅外傳》。
(50)清河縣某人說，見《金瓶梅外傳》。
(51)謝茂才說，見《金瓶梅外傳》。
(52)清河某孔先生初稿、某落魄書生添枝加葉而成說，見《金瓶梅外傳》。
(53)山東蘭陵蕭笑生說，見《金瓶梅外傳》。
(54)蘭陵才子蕭筱生說，見《金瓶梅外傳》。
(55)萬曆時蘇州某大文人將杜阿福彈唱的《潘金蓮》加工整理而成說，見《金瓶梅外傳》。
針對波瀾壯闊的《金瓶梅》作者研究熱潮，吳小如〈我對《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幾點看法〉「主張在一部作品的作者問題無法徹底解決的情況下，我們應當把氣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時無法得出結論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陳大康〈論《金瓶梅》作者考證熱〉亦呼籲作者考證緩行。潘承玉〈近年《金瓶梅》作者研究新說四種檢討〉更認為「整個 90 年代的《金瓶梅》作者研究，從主張個人獨立創作說這個大的角度去看，較之 80 年代，基本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其中暴露的種種問題，十分值得我們深思。」
4.版 本
這又是一個《金瓶梅》研究中的焦點問題。
日本的長澤規矩也、小野忍、鳥居久晴，美國的韓南，台灣的魏子云，中國大陸的孫楷第、周越然、劉輝、王汝梅、胡文彬、周鈞韜、魯歌、許建平、潘承玉等在這一研究領域用力甚勤，其中劉輝承前啟後，成就最著，可與鳥居久晴、韓南鼎足而立。
《金瓶梅》版本主要有四類：
(1)抄本
今已失傳，但最早透露《金瓶梅》抄本傳世信息的，是袁宏道《錦帆集‧致董思白書》。
袁宏道的信寫於萬曆二十四年十月（一說萬曆二十三年深秋）。而據考證，萬曆十七年，王肯堂「以重資購抄本二帙」115；
萬曆二十年（一說在萬曆二十至二十一年間，一說在萬曆二十五年以後），屠本畯在王肯堂家和王穉登家讀到《金瓶梅》各 2 帙116；
萬曆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十月（一說萬曆二十四年）董其昌與袁中道談及《金瓶梅》117；
萬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間袁宏道只「見此書之半」118；
萬曆三十四年袁宏道對沈德符談到《金瓶梅》的作者，認「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119；同年，袁宏道向謝肇淛索書120；
萬曆三十五年屠本畯為《金瓶梅》寫跋121；萬曆三十七年「小修上公交車，已有其書」122。
如果說萬曆四十五年丁巳是《金瓶梅詞話》初版的時間，那麼《金瓶梅》抄本流的過程，至少可以說，自萬曆十七年至萬曆四十五年，有28 年之久。
最初藏有《金瓶梅》抄本的有王世貞123、劉承禧124、徐階125、董其昌126、袁宏道127、袁中道128、沈德符129、文在茲130、王肯堂131、王穉登132、丘志充133、謝肇淛134等12家。
這12 家中擁有全本的是王世貞135、徐階136、劉承禧137、袁中道138、沈德符139；握有部分的是文在茲140、屠本畯141、謝肇淛142、丘志充143、王肯堂144、董其昌145、袁宏道146、王穉登147，其中王肯堂、王穉登確為2帙。
手稿在明季的流傳可以列成一表：148（此表請參閱金學界微信公眾號）
這張表中打問號的均系今人的考證猜測，本世紀的研究只能進行到這個程度，至少有8個問題值得今後繼續探討：王世貞家的全本來自何處？徐階家的全本來自何處？袁中道的全本來自何處？董其昌的二帙來自何處？王穉登的二帙來自何處？王肯堂的二帙來自何處？丘志充的半部來自何處？文在茲的半部來自何處？
一般說，《金瓶梅》抄本當有一個同一的出處。
目前可以考知的，抄本曾先後在北京、江蘇（松江、蘇州、金壇）、湖北（麻城）等地收藏。但這個同一的出處在哪裡，目前不得而知。
從這一同一出處傳出後，又分作幾條流傳路線，目前不得而知。抄本在這幾條路線上傳來傳去，面目各自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目前不得而知。
後來的刻本《金瓶梅詞話》採用的是哪條路線上的抄本，目前不得而知。
小說在抄本階段書名為《金瓶梅》149，據薛岡《天爵堂筆余》，書前有東吳弄珠客序。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原本實少53 回至 57 回，遍覓不得」。
《山林經濟籍》：「按《金瓶梅》流傳海內甚少，書帙與《水滸傳》相埒。」
在屠本畯寫作《山林經濟籍》的年代，《水滸傳》不論繁本、簡本中的 100 回、102 回、115回、120 回、124 回，後來的分卷一般在 10-20 卷之間，似以 20 卷本為多。
《金瓶梅》書帙既與《水滸傳》「相埒」，亦當有10-20卷的分量與分法。謝肇淛〈金瓶梅跋〉：「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記載的正是這一事實。《新刻金瓶梅詞話》分為100回，而抄本「實少53回至57回」，當亦是這種分量與分法。
因此，其擁有抄本全部者，當有1-52、58-100 回，實缺第 11卷53、54回、第 12卷 55-57 回。
據袁宏道〈致董思白書〉，袁宏道只有抄本的前段。這一部分按謝肇淛〈金瓶梅跋〉的說法「得其十三」，則袁宏道手中的應是第1-6卷（全書以 20卷計），如果以《金瓶梅詞話》為據，小說故事剛演到「西門慶生子加官」。
所以萬曆三十四年袁宏道尚說「第睹數卷」150。至於袁中道從中郎真州「見此書之半」151雲，只是約略言之而已。
謝肇淛〈金瓶梅跋〉「於丘諸城得其十五」。此「丘諸城」手中的抄本，當在第7-20卷之間（自然無第 53-57回）。
而謝肇淛「稍為釐正，而闕所未備」的抄本，則已有十分之八的分量（除去第 53-57回，當時傳世的抄本，謝氏實已擁有近十分之八點五）。
屠本畯《山林經濟籍》說王肯堂、王穉登各有2帙，此一「帙」有幾「卷」，雖然無考，其既非全稿，又非大部分稿，卻可想見，所以屠氏說「恨不得睹其全」。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線索，也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謝肇淛分析他手中的抄本分量用的是十分法，這說明他的抄本（也可說是董其昌、袁宏道、丘諸城的抄本）是10卷本而非20卷本，就是說不是他一般性描述《金瓶梅》抄本時所說的「為卷二十」的那種本子。
如果這種推斷能夠成立，則後來的10卷《新刻金瓶梅詞話》，用的是與謝肇淛手中抄本同一個路線上的本子，極有可能就是謝氏藏本，在付梓時他還寫了一篇〈金瓶梅跋〉，不知為何沒有印在書上。
注釋：
105〈談《金瓶梅詞話》〉。
106《文學遺產增刊》，1958年第6輯。
107《金瓶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
108〈也談《金瓶梅》的作者及其成書時間〉，《金瓶梅研究集》，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
109《銀字集》，上海：永祥印書館，1946年。
110《古劇說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
111《論湯顯祖及其他》《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他》。
112 《徐州師專學報》，1987 年第 1 期。
113 1984 年 11 月 4 日《徐州日報》。
114 本書相關篇章。
115 《山林經濟籍》。
116 《山林經濟籍》。
117 《游居杮錄》。
118 《游居杮錄》。
119 《觴政》。
120 〈與謝在杭書〉。
121 《萬曆野獲編》。
122 《萬曆野獲編》。
123 《山林經濟籍》。
124 《萬曆野獲編》。
125 《萬曆野獲編》。
126 《萬曆野獲編》。
127 〈與謝在杭書〉。
128 《萬曆野獲編》。
129 《萬曆野獲編》。
130 《天爵堂筆余》。
131 《山林經濟籍》。
132 《山林經濟籍》。
133 〈金瓶梅跋〉。
134 〈金瓶梅跋〉。
135 《山林經濟籍》〈金瓶梅跋〉。
136 《萬曆野獲編》。
137 《萬曆野獲編》。
138 《萬曆野獲編》。
139 《萬曆野獲編》。
140 《天爵堂筆余》。
141 《山林經濟籍》。
142 〈金瓶梅跋〉。
143 〈金瓶梅跋〉。
144 《山林經濟籍》。
145《錦帆集‧致董思白書》。
146《錦帆集‧致董思白書》。
147. 《山林經濟志》
148. 表格見正文
149《錦帆集‧致董思白書》《山林經濟籍》《游居杮錄》〈金瓶梅跋〉《萬曆野獲編》《天爵堂筆余》《味水軒日記》。
文章作者單位：徐州師範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吳敢<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