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其身份聲名遠揚，魔都、東方巴黎、國際都會…

許多人傾慕其獨特的現代化景觀、艷羨那份文藝的氤氳氣氛。就像楊早在書中寫道：「上海是不用介紹的都市。常常被用來與北京比較，『雙城記』。它越大，越迷人。你就越容易迷失其中。」

然而，當精明、雅致、排外等形容詞成為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時，追蹤其過往，探尋根系和緣由，似乎成為了一門文化的必修課。

在近期出版的新書《城史記》當中，楊早講述了他經歷過的十座城市，其中上海是他所在時間較短， 但對其歷史文化始終感慨不已的一處所在。

作者結合自身在上海的際遇，以通俗小說為鏡，透射描繪了彼時20世紀、那個風雲詭譎的變幻時局中，一幅燈紅酒綠、先鋒前衛的洋場圖景。

西餐、馬戲、洋商、買辦，原來都早已不可否認地成為了上海基因鏈條上的一節。

本文摘編自楊早的《城史記：我讀過的十座城市》，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01

我的上海初印象

我相信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以外的小孩都見過一個個或大或中的尼龍手提包，通常是深色，上面有大大的手寫體或美術體「上海」，花體英文「Shanghai」，圖是一幢幢高得嚇人的摩天大廈，大一點還許畫出一彎黃浦江與外灘。

這個包通常提在出差歸來的長輩、親戚手裡，放下拉開，裡面拿出一塊塊衣料、一條條絲巾、一包包大白兔奶糖，像哆啦A夢的口袋，又像漁童的聚寶盆。拎包人的手上，還可能戴著一塊上海牌手錶——你聽說過北京牌手錶嗎？紐約？東京？香港？NO！只有上海，才配將自己的名字銘在那精巧的機械錶盤上。

這就是上海留給我們的初印象。那是一個神秘的「遠東」都市。小人書上說，1949年以前，那裡是「冒險家的樂園」。魯迅的墓在上海，一口四川話的陳毅市長在上海，哨兵頭上的霓虹燈在上海，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電影的片頭， 不是「八一」的軍徽，不是北影長影的工農兵，是一塊閃閃發光的翡翠一樣的牌子，「上海」兩個字是篆體，每次總讓我想到賈二哥那塊通靈寶玉。我得承認，我在上海待的時間太短，我對這座中國第一大都市沒有切膚的體認。不怕諸君笑話，我是2000年才第一次去上海，又二十年過去，去上海的次數一隻手數得過來。

電影《色，戒》

談到上海人，歷來的評價總不大好聽，「精明」咧，「小氣」咧，「瞧不起外地人」咧，批評多得幾乎形成一種共同的偏見。北京的計程車司機最喜歡和乘客聊天，但要是碰上一位上海阿拉，保管一言不發。參加旅遊團，有些人隨時隨地會摸出一個小本子，念念有詞地記：一罐可樂三元，一卷手紙兩元……一問，是預備旅遊結束後幾個人分攤的。上海人，絕對是上海人。

所以我本不該對上海胡說八道。通常遊玩一座城市只需要三天；要體味這座城市的感覺，至少要三個月；深入了解，三年；全面把握，三十年也未必夠 —多少生於斯長於斯的善良人，要看報紙才知道：啊？！這個城市這麼亂？有這樣的事？

然而上海不同，它在中國城市中的地位、在全國的影響力，決定了它對於我不是一個「陌生的」城市。關於上海和上海人的想像太多太多，以至當我真正站在外灘的夜晚，會覺得這一切真是太熟悉了，就像第一次看見天安門的感覺，誰會覺得自己是「第一次」看見天安門？閱讀這樣一個熟悉而陌生的都市，所有體驗似乎都成了一種印證，對記憶和想像的對照和修正。

電影《風月》

第一次去上海，在南京路口閒逛，很快就口渴了。街頭有「台灣珍珠奶茶」，招牌上寫著：三元一杯，五元兩杯。打折鼓勵大家多買，各地皆有的生意經，總不能這也說成上海人的精明吧？我就買了一杯，交了錢，正等小姐給我炮製。突然有人點一下我的肩膀，一回頭，是一位少婦，朝我說了一句上海話，看我在發怔，又用普通話說了一遍。其實她的第一句話我也聽懂了，她說的是：「阿要買？我同儂拼一杯好伐？」

我只好說：「我已經買了。」少婦驚訝地重複：「你已經買過了？」失望兼難以置信。剎那間我感到十分抱歉，因為她一定覺得我是那樣的阿木林，自己多花了五毛錢不說，還害得她要為省這五毛錢另想辦法。

各位，除了上海，會有哪個城市，一位少婦為了要省五毛錢，去點一個陌生男子的肩膀嗎？我以前在廣州的時候，每天要坐45路去上班，有一天（當然是在實行無人售票制以後）等車，我發現前面一位女孩頻頻回頭瞟我，瞟得我狐疑起來。靚仔？顯然不搭界。通緝犯？有一點像，不過發現通緝犯如果不報警就不要引起他注意才對。像她的男朋友？真沒眼光……直到車來了，她顯然不太情願把手裡的兩元鈔票塞進票箱，我才恍然大悟：她想問我有沒有一元錢，好一起買票！她最終還是不好意思開口。

請不要誤會，我對上海少婦絕沒有蔑視或諷刺的意思，我只是覺得這就是一個城市的性格。我相信她不是為了省這五毛錢，不過既然商家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若不加以利用，那真是對自己智力的侮辱。這就是百餘年來上海人在一個商業都市裡歷練出的精明，這種精明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本能，不是省不省五毛錢可以概括的。

當然，這種精明有時會讓人覺得好笑。那天去逛——嗯，還是不要說名字吧，某商廈，那裡有觀光電梯直達十二層，可以飽瞰上海市容。看累了，走吧。電梯向下是不載客的！真是用心良苦哇，這在北京，在廣州，在香港，都是不可想像的事吔！走樓梯，一層又一層，四周商品琳琅滿目，看都不看。上海人真小氣，哪有這樣逼著人逛商場的！

可是，周圍的上海人好像安之若素，心甘情願地被迫在商場裡逛來逛去，就像他們安然地穿過地鐵里或許是不必要的長長的地下商街，這裡的顧客也不比隔壁的什麼大廈少。大概上海人就是這樣，自己精明，也不拒絕墮入別人的精明，這樣上海就成了一個精明的世界。別人看不慣，那是因為在別人的地方。在這裡，一切都好。

比起上述的浮光掠影瞎三話四，我更熟悉的是歷史的上海，《申報》與《圖畫日報》裡的上海，老照片與月份牌里的上海，《海上花列傳》與《歇浦潮》裡的上海。那是作為 「洋場」留在近代中國記憶里的上海。

02

洋場十里，華燈淒迷

上海在整個近代中國的地位是獨特的，如果說近代中國確實在經歷「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麼，上海無疑是這種劇烈變化的第一站。作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和內陸城市的風氣差異，足以形成兩個不同的「世界」。

學者羅志田引用內陸省份山西舉人劉大鵬的說法「中國漸成洋世界」（《退想齋日記》），而這「洋」世界，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發展和文學想像中。1842年，上海開埠，自此它的命運變得頗為耐人尋味：它是東西方世界的相遇點， 也是兩種文明的碰撞之處。很快，它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在與西方的不斷接觸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

電影《阮玲玉》

當同鄉好友向《新上海》的敘事者陸士諤提出「來上海逛一回子」的要求時，陸士諤回信：「上海時髦世界，似吾兄這樣古道，恐未必相宜。」在陸士諤看來，「不慕榮利， 不求聞達」的中國傳統士人與上海的現代氣質格格不入。果然，他這位好友在上海遊歷一番之後，「氣也氣死了」，只好逃回家鄉。按照清人孫寶瑄的說法，周邊城市與上海的風氣差別，幾乎達到五十年之久，而內陸北方與上海的差異，足足有一百年。（《忘山廬日記》）

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以「摩登」來標識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性。「上海摩登」的面相相當豐富，在他看來，標誌著西方霸權的建築在這裡層出不窮：銀行和辦公大樓、飯店、教堂、俱樂部、電影院、咖啡館、餐館、豪華公寓及跑馬場等。

「它們不僅在地理上是一種標記，而且也是西方物質文明的具體象徵，象徵著幾乎一個世紀的中西接觸所留下的印記和變化。」這種親密接觸對文學的影響顯而易見，「城市體驗」成為這個城市作家的文學母題之一。有意味的是，為這些精彩的城市文本提供最基礎的物質依託的現代印刷術和近現代出版業、傳媒業，也源自西方。

唐振常在總結上海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形式的接受時，得出這樣的規律：「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後繼則效。」（《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上海的城市文學也經歷了類似的經驗變化，從清末民初小說中對「西洋景」的「震驚」體驗，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感覺派作家以欣賞、羨慕的眼光展示上海的摩登面；再到20世紀40年代，成熟的海派作家在小說中有意識地將西洋元素作為建構城市品格的素材之一，加以複製和利用。這些文本，特別是豐富的小說文本，共同構建出精彩的「上海傳奇」。

想像你是清末民初的一個外地的遊客，第一次來到上海，當地親友為你安排的節目中必定包含以下幾項：吃西餐、逛租界、坐馬車，時間湊巧的話，看賽馬會和水龍會也必不可少（《滬游雜記》）。這些旅遊項目都是典型的「西洋景」，當一個上海人帶著外地人遊走於這些西洋景之間時，他要突出的無非是上海的「獨特之處」——這個城市和內陸城市的不同。

03

吃西餐，看馬戲

不管中國人面對以「租界」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會有何種複雜的心態，不容置疑的是，近現代上海作為中國最繁華的都市，標識其繁華程度的指標之一，便是在這座城市中長久風靡的各類西式娛樂和西式生活方式。我們已經不能將這種源自西方的生活因素局限於上海洋人或者租界居民身上，在記錄上海繁華生活的通俗小說中，西式娛樂早已滲透於普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構成上海城市文化中標識性的組成因素。

儘管華洋有別，但上海引以為傲的特色都與西方息息相關。外地人到上海，除了人人嚮往又不便輕言的「逛堂子」 （嫖妓），新鮮的娛樂不外是「坐了一天的馬車，到張園、愚園逛了一會子，到一品香吃一餐大菜，又到南市新舞台瞧了一本戲」，這一來，「上海可玩的地方，差不多都玩遍了」。（《新上海》）坐馬車是配合上海西人春秋兩季賽馬興起的風俗，「男男女女，都打扮得花雜兒似的，坐著馬車，到張、愚兩園泡茶，繞馬車兜圈子」。

看戲講究看外國馬戲，地點一般是在虹口百老匯路，如夢花館主《九尾狐》中所寫，

「蓋著一座大布篷，四圍都用白布遮滿，當中開著一扇門，有幾個印度巡捕看守」。場上布置與中國戲園不同，居中不搭高台，四周用欄杆圍繞，上面掛著無數電燈。座位分為頭等、二等、三等。三等座位 「卻無一個西人在內。」

二等座位中西參半，頭等則華人寥若晨星，只有官吏買辦或高等妓女才會入座。上海觀眾最愛看的，一是西人將頭放進老虎或獅子的口中——那時的中國賣藝者大多只能弄一隻猴子來變戲法；另一種受歡迎的節目，是年輕西人女子在馬背上表演雜技，作者贊為「雖無出塞琵琶曲，絕勝登場賣解流」，意即外國馬戲遠遠勝過了中國傳統走江湖賣藝的水準。

電影《花樣年華》

「吃西餐」，在上海人心目中一度是時尚的象徵。其另一名稱是「吃大菜」，西餐被稱為「大菜」，就味道來說，大多數中國人並不喜歡。但趕時髦的人都以一嘗西餐為榮。儘管許多傳統文人批評，西人肴饌，俱就火上烤熟，非酸辣即腥膻，令人「掩鼻不遑」（黃式權《淞南夢影錄》），但「一家春」「一品香」等番菜館，以「裝飾之華麗，伺應之周到」著稱，也是時尚的象徵之一。因此時髦人物，如洋裝少年與高等妓女，都爭相捧場。

在通俗小說中，「吃西餐」這一情節出現在不同場合，所承擔的敘事功能也迥然不同，其中最常見的敘事功能包括以下兩種。

其一，「吃西餐」是奢華時尚的生活方式，它成為上海的中上層階級的待客之道，其不菲的花費本身，便是身份地位的標誌。

《人海潮》中，從北京到上海做生意的李大人（前清翰林），一到上海，在有名的西餐館「一苹香」 連著吃了幾次西餐。頭一次是兩個人吃，要了一個大房間，光是房間費就要「五塊半」；而後一次是中菜西吃，點的菜包括油氽土司（把土司中間挖空嵌入蝦仁，用蔥縛住下油鍋氽）、奶油清翅、出骨鵪鶉、生炒香螺等。同席的客人問：「這席菜，價目怕不便宜？」李大人的回答是：「有限得很。」顯然，這樣新奇奢侈的菜品才能配得上李大人的身份地位。

其二，「吃西餐」過程中凸顯的中西方飲食習慣的不同，使得它成為一道「試題」。通過者被視為對西方文化有所了解、見過世面的新派；反之，在「吃西餐」過程中鬧出笑話的人，則往往淪為小說諷刺挖苦的對象。這類笑話當中最常出現的，莫過於不會用刀叉、不習慣西餐的生冷食物、不懂西餐禮儀等出糗行為。

如《文明小史》中，姚文通被請吃西餐，最不能下口的便是一道牛排，拿刀子割開還是紅通通的。況且中國人有不吃耕牛的習慣，因此西餐中的牛肉總是不受中國人歡迎，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小說中仍然如此。大小姐請鄉下來的准婆婆吃西餐，先要吩咐把牛肉通通換掉。（《上海春秋》）《官場現形記》中的撫台大人要宴請洋人，也要請專人來開菜單、準備餐具、教導僕役禮儀等。而宴會上，行伍出身的洪大人把漱口水當作飲料喝，又因為自己削水果把指頭削破，將一碗洗手水染得通紅。一連串事故顯然頗讓宴會的主持者難為情。

番菜館為了調和其中的矛盾，甚至推出了「中菜西吃」，如《人海潮》中的「一苹香」便提供這種就餐方式， 非常普通的中國菜，把菜分到盤子裡，客人分別用餐，也就變成了一種「大菜」，給主人臉上多添了幾分「文明」的榮光。

電影《色，戒》

除了西餐，我們在上海小說中屢屢看到的西方生活方式還包括：用西式家具鋪設房間，特別是當紅妓女，常以此來展示其時髦程度。如孫家振《海上繁華夢》中，一堂標準的洋家具包括：

「四潑玲跑托姆沙發一張，又沙發一張，疊來新退勃而一隻，狄玲退勃而一隻，華頭魯勃一隻，開痕西鐵欠挨兩隻，六根搿拉司一隻，華庶司退痕特一隻，辨新脫勃一隻，次愛六把，梯怕哀兩對，及特來酸等一切器具。」

這在今天看來，真是名副其實一筆糊塗帳。好在作家留下了謎底，以上這些翻譯成中文如下：

四潑玲跑托姆沙發是一張彈弓交子鐵床，沙發一張即睡榻，疊來新退勃而乃梳妝檯，狄玲退勃而是大餐桌，華頭魯勃是衣櫥，開痕西鐵欠挨是藤坐椅，六根搿拉司是穿衣鏡，華庶司退痕特是麵湯台，辨新脫勃是浴盆，次愛乃交椅，梯怕哀是茶几，特來酸等一切器具是大菜台上的碗碟等一切器具。

而在交通工具方面，不管是騎自行車，還是開汽車兜風，都在都市新貴階層中流行。這些工具不僅承載交通的功能，更是生活姿態的展現；而看西人的賽馬、賽狗等一系列活動，也成為中國人休閒生活中的盛事。在《海上繁華夢》中，兩個朋友一起到上海遊玩，一人因擔心其友沉迷於花花世界，提議回鄉，而另一人不回鄉的理由是過兩天便是西人賽馬會，一定要開開眼界。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人自己的回憶中，賽馬會給城市周邊的農民帶來了不少困擾。安排的路線經常會穿越他們的田地，因此農民用自己的方式「懲罰」參賽者，例如故意改變路標，把選手們引入發臭的河水中（《上海的英國人》）。但這類矛盾似乎從來不曾進入中國小說家的視線，上海通俗小說中呈現的「賽馬會」，永遠是城市繁華的集中展示場所。

正是這逐漸滲透於上海城市各階層的西式生活方式，使得上海「洋味」十足，而在中西雜糅的背景之下，西方人的形象不像在內陸身份那樣「特異」。從某種程度而言，上海人接受西式的娛樂、生活方式這一行為本身，便表現出這個城市面對西方世界的心態：好奇、羨慕、效仿，當然，其過程中也有不屑和拒斥。上海的「西洋景」漸漸成為這座城市特有的一道風景，而在這道風景中，「西洋人」的形象也漸漸清晰起來。

04

西洋人在上海

在美國人霍塞看來，統治上海這座城市的並不是中外官員，而是「大班」或「上海先生」，也就是最先來到上海經商的西方商人們。他在《出賣上海灘》中詳細記敘了「上海先生們」的冒險史和他們最終在戰火及政治格局的改變下不得不退出這座城市的結局。

對於中國人來說，洋商並不是敢於冒險的英雄，他們只是藉助強勢進入這個國家，並想盡一切辦法來賺取利潤，「唯利是圖」成為他們大多數人的標籤。事實上，正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中，上海被規定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從此對西方敞開大門，而洋商在中國所能獲得的最大利潤，無疑也來自鴉片這一充滿罪惡的交易，因此，洋商在中國的形象可想而知。首先，他們是強勢的，居高臨下，且利用這種身份巧取豪奪；其次，他們在面對中國人時傲慢無禮，哪怕是面對官員；再次，他們在中國的生活奢華而無節制，並享有大量特權。這一切在當時的小說中都有所展現。

因為職業的關係，大小洋商在日常生活中大概是和中國人交往最多的西方人。在一系列的官場小說中，洋商的形象至少有一個類似點，即利用中國官府的「懼洋」心理，欺壓中國百姓，尋求最大利益。當然，此類小說與其說在批判洋商，莫如說在諷刺中國官吏的無能黑暗，洋商在這些小說中既沒有名字，也不存在性格描寫，更像是一個「符號」。

如《官場現形記》第五十三回，有一個治下極嚴的制台，面對洋人卻唯命是從。他治下發生兩起「涉外」案件：一是一個洋人從中國人手裡買地辦玻璃公司，卻被騙了；一是洋人負責討債，逼死了一個中國人，引起眾怒。而制台的處理原則是：「洋人開公司，等他來開；洋人來討帳，隨他來討。總之，在我手裡，決計不肯為了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

電影《色，戒》

在展現洋商形象的小說中，《海上繁華夢》是比較特別的一本。在《海上繁華夢》中，最先登場的洋商是大拉斯，小說中描寫他「年紀約三十左右，雖是個外國人，講得好一口中國話，一樣叫局搳拳」。大拉斯混跡於一群中國的浪蕩子弟之間，其行事方式、生活習慣似乎並無多少不同，打麻將、叫局，甚至用中國話開玩笑，無一不會，只有偶爾從口中蹦出的「佛哩孤得」（very good），提醒讀者這是一個外國人。結果由於生活放蕩，他被國內的上司解僱歸國。大拉斯在小說中的功能其實和他過從甚密的敗家子弟沒有多大區別——警醒讀者而已。不過，作為洋商的大拉斯在這個小社交圈中的頻繁亮相，確實渲染出上海這座城市特有的洋場氛圍：洋商和普通中國人的密切交往只有在這裡可能實現。

《海上繁華夢》的下部，登場的是另外兩個洋商：麥南和富羅。麥南替自己的兩個中國朋友打抱不平，答應為在賭場上被騙的他們討回公道，也由於他的洋人身份，官場對他代稟的這一案件相對重視。而富羅第一次出場便是喝醉狀態，此後更藉助麥南之口，說出他酒性不好，經常喝醉鬧事。富羅結識了假洋人「賈維新」，從此兩人常常結伴出入青樓，每每生事，毆打妓女、摔壞東西、隨地嘔吐……富羅在小說中是典型的反面角色：

「一來他脾氣不好，動不動要亂撒酒瘋，二來他自從認得了賈維新，學了許多壞處，吃酒只花下腳，節上邊沒有酒錢，局帳更是不必說了，一齊多寫入漂字號里。人家見他是個洋人，當面只是沒奈何他，背後卻咒罵得個不可收拾。」

這類洋商形象的出現，其實已經將洋商納入上海的日常城市生活之中，他們在小說中的行為舉止或嚴謹，或放蕩，或小心，或滋事，其不同面相的呈現已經使得他們的性格不再是用「洋商」的單一標籤所能概括，這是否也說明，西洋人的形象在脫離了最初的「奇」之後（強調中西之別），已經進入可以被「平視」的更豐富的階段呢？

綜觀20世紀20 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上海小說中的洋人形象，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不單是洋商如此，總的說來，西洋人的形象在上海的小說中越來越日常化、多樣化。他們被關注的原因和重心不再是「洋人」這一身份本身，而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文化心理等。換句話說，他們不再只是「洋人」，他們終於回歸普通「人」的行列。

05

買辦和西崽

中國人對「買辦」和「西崽」的態度相對複雜，總的來說，多數中國人對他們持一種蔑視的眼光。他們被視為「洋奴」，身為中國人卻甘心為洋人做事。這使得他們在品性上具有不可彌補的缺陷，因此不論最後是否能成為大富之人，他們在小說中出現的面貌總是不那麼討喜。

「西崽」一般用來指稱在洋人手下打雜，或者在西餐館、西洋百貨店等處工作的夥計，他們的身份相對較低，從事的工作也不受人尊敬。小說中常常出現的是西餐館的西崽，不過其形象相當單一，和中國餐館內的同行相比，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收取的小費似乎比後者豐厚。身份特殊一點的，是在洋行工作的西崽，又分為「房裡的」和「寫字間」兩類。

寫字間西崽相當於實習生或者最低級的職員；「房裡的」則比較特別，《新上海》中說這一類西崽「房間裡一切事情都要他做的」，例如「洗馬子、倒便壺、洗澡擦背等等」。做這樣低賤的工作，服務對象又是外國人，他們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不過《新上海》中的這個西崽，因為做事巴結，頗得洋主人的信任，很快升到管家。幾年後，他成了洋行的帳房先生，幫主人做生意的同時，自己也找機會大做房地產買賣，前後不過十多年，居然就積累了八九百萬的家資，成為上海的首富。

「買辦」的身份高於「西崽」——這一稱呼來自「comprador」一詞，中文音譯為「康白度」，原意是採買人員，翻譯為「買辦」。

清初，買辦專指居住在廣東十三行的外商服務的中國公行的採購人或管事，後來逐步發展為特指在中國的外商企業雇用的居間人或代理人。買辦是一個特殊的經紀人階層，具有洋行雇員和獨立商人的雙重身份。和西崽一樣，「買辦」介於「華洋」之間，且往往因為懂外語而在居中交易時占中國人的便宜，其形象自然也不見佳。

電影《阮玲玉》

在20世紀早期的通俗小說中，買辦在中國人眼裡，除了洋奴這一身份，更可惡之處在於他們常常仰仗洋人的力量，在生意場上進行不公平競爭。

《海上繁華夢》中最先出場的買辦「說得好一口『也斯渥來』的外國話，寫得好一手『愛披西提』的外國字，在西人大拉斯開的大商洋行做買辦」。這個人打扮得異常華麗，花錢極其散漫，其實「內裡頭卻也有限」。書中給他安排的下場相當淒涼：他的老闆因為出入妓院，名聲不好，被召回國，他自然也跟著失業， 「聽說今年坐在家中，沒出過門」。

使買辦形象更複雜化的，是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流行的左翼文人創作的小說，買辦資產階級作為西方資本在中國的代言人，成為左翼小說批判的對象之一。

其中最經典的文本當數茅盾的《子夜》，通過買辦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之間的殘酷競爭，展示了中國民族資本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無力成長的時代悲劇。小說中倚仗外國金融勢力最終擊敗競爭對手的買辦資本家趙伯韜，其人物性格的複雜也遠遠超過了早期小說中的「康白度」們，成為其階層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要言之，在上海開埠已久，華洋社會已界限漸泯，但又尚未「工業化」，成為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之前，也即馬克思關於資本與階級的理論尚沒有足夠的剖析對象之前，「西方」與「西方人」，在上海通俗小說中，仍是被放置在傳統社會的框架中加以敘述與想像。在已經嘗到西化甜頭的上海人眼裡，西方的路政、法制、器物，都是較之老中國更先進的，而洋人，也不再像開埠之初那樣非我族類，難以理喻。國既未亡，街市太平，正不妨以洋為時尚，傲視尚未開化的 「鄉下」—即使是京師人，也須到上海才能吃到地道的大菜，看到原裝的西洋把戲。

小說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不承擔衛道的使命，這就使通俗小說作者在看待迥異於中國社會的「亂象」時，比起《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等文人筆記，多一份平和與趣味，也更貼近上海市民的真實心態。而眾多小說在不經意間，構造的是一個畸形而虛幻的「消費社會」，它藉助外來資本的輸入與內陸資源的輸出，實現了當時中國國力遠不足以催生出的「洋場風景」。

這種描寫，籠罩了對於日後關於上海的敘述與想像。從日後的左翼小說到「新感覺派」再到跨越數十年後衛慧、郭敬明甚至王安憶的上海書寫，敘述者歷盡滄桑，上海作為西方鏡像與中國內陸的差異化描寫卻歷久彌新，這幾乎已經是內在於上海的某種文學基因。

羅大佑《上海之夜》中唱道：「洋場十里，華燈淒迷。」照亮這十里洋場的，畢竟還是淒迷的「華燈」。中國的敘述者也必得在這難描難畫的已化入骨血的西洋景里，才能照見這座都市的獨特、瑰麗與孤單。

本文摘編自

《城史記：我讀過的十座城市》

作者：楊早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出品方：後浪

出版年：2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