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舊金山第六街的故事

文明雜誌 發佈 2023-12-23T07:45:41.306139+00:00

第六街,美國舊金山最貧困的社區之一,這裡匯聚著來自美國各地甚至國外的無家可歸者、失業者、吸毒酗酒者、性工作者及非法移民,街頭、收容所以及單人福利旅店便是他們的家園。

生存印記

——美國舊金山第六街的故事

圖文提供/周密、美國第六街影藝坊

執行/湯劍華

第六街,美國舊金山最貧困的社區之一,這裡匯聚著來自美國各地甚至國外的無家可歸者、失業者、吸毒酗酒者、性工作者及非法移民,街頭、收容所以及單人福利旅店便是他們的家園。「第六街影藝坊」致力於與他們共享攝影技藝,幫助這些弱勢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我被這個世界所拋棄,我要用照相機作武器去還擊,而不是用槍。」在第六街,照相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

■ 「第六街攝影工作坊」成員安德魯·海德。

歐傑(Ojai)的故事

我叫歐傑,1967年12月5日出生在舊金山。在我2歲的那年,我和媽媽羅斯·瑪麗隨著爸爸史迪芬搬到了夏威夷的毛伊。我的家非常窮,但我的童年卻非常奇妙。我們住在一個香蕉園中的小木屋裡,沒有電,只有蠟燭。我最初的記憶是媽媽在瀑布下給我洗澡,那個地方就叫「香蕉園」。我之所以記得,是因為當時瀑布的水冰冷刺骨。

20世紀70年代,許多藝術家紛紛來到這裡,其中有畫家、雕塑家、音樂家等等。我就是在這樣一群富有創意的人中長大。同時,這個小島也變成了一個發現出色藝術品的好地方,就像今天的紐約、舊金山和巴黎一樣。

20世紀80年代,我上了毛伊中學。由於我是個「Haole」(Haole是夏威夷當地人嘴裡「新來者」的意思,同時也是對白人的蔑稱),所以剛開始的兩年上得非常艱難。毛伊中學種族歧視的暴力活動處於失控的狀態,當地的學生不喜歡我們這些外來人,而且他們在人數上也要大大超過我們。在中學的最後兩年,我轉學到了貝德溫中學,在那裡,我上了一生中第一堂攝影課。

不久我就發現,自己不但對攝影很有感覺,而且對拍攝人物情有獨鍾。當我的學業結束時,一個朋友邀請我去加拿大的多倫多,和他一起生活和工作。對我來說,加拿大之行真是一次不尋常的經歷。我的才華被人利用,而我所有的照片連同照相機還被搶走。離開加拿大後,我和幾個朋友走遍了美國。那是一段瘋狂歲月,可惜我那時候沒有照相機。當時我的全部所有就是一件皮夾克、一雙皮靴、我的女朋友,還有所有我記憶中的照片。

20世紀80年代,開始想要安頓下來,我在舊金山找到了稍許的舒適安逸。那時候我還能搞到點東西。在我生日的時候,同屋的約翰送了我台相機作為生日禮物,是他讓我又重新開始了攝影。後來,我又發現了哈威·米爾克中心,那裡有配備40台放大機的大暗房,還有不錯的老師,而且年費也非常低廉。通過哈威·米爾克中心,又發現了「第六街影藝坊」,我馬上就有了一種歸屬感,遇到「第六街影藝坊」好像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這裡有一群像我一樣的怪人,這裡的老師也非常酷。有好老師是多麼重要啊,他們能改變一切。

我喜歡攝影,只有通過攝影,我才能把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昭示於人,讓人們看到和感受到我所做的一切。我是一個叫做GCNS幫會的成員,我在幫會的秘密集會地拍下了作品「木偶操縱」,照片裡的人物是這個幫會的創始人迪克。另一張作品「消逝的美麗」,拍下了我的朋友阿曼達在往她的大腿根部注射毒品時的情景,癮君子們通常在找不到血管的情況下就往那裡注射。把瞬間凝固也是一種強大的力量。我希望能通過我的照片,向人們展示自己這些年來的旅程和不羈歲月,希望人們能從中得到點什麼。

■ 睡在大街上的無家可歸者。

威利·哈德

(Willie Heard)的故事

我從南方來,我喜歡煮飯,幾乎煮任何東西,從蔬菜到豬肘子,因為收容所只供應穀類食品。旅館麼,大概只能養蟑螂。現在,我餓了就自己煮東西,困了倒頭就睡。

我仍然記得馬丁·路德·金,我曾隨他一起去過伯明罕,我們去教堂組織群眾,那時候我們有10輛大巴。政府的消防隊試圖把人群驅散,高壓水龍常把我們澆個透濕。那場運動以後,我就回到了學校。我每天需要走1英里才到高速公路邊上的學校,我們大約有150個學生,但公共汽車都不願載我們黑人。

1965年,我去了越南,因為當時我無所事事,所以就參了軍。在赴越南的軍列上,我看到了舊金山,當時正有許多人在那裡舉行反戰示威。我們在奧克蘭由火車轉乘船。我們是第一批開赴越南的部隊,在那裡我們每天工作18個小時,當時正是雨季,我們得干一會兒歇一會兒,讓自己涼快涼快。

從越南回來後,我在南方的家裡呆了兩年,我想是越南的氣候或水質讓我落下了病根兒,我的肝壞了。我去了退伍軍人管理局,常常吃在那裡,他們確實幫了我不少,特別是讓我多得了些殘疾人補助金。

現在,舊金山有不少供應免費食物的地方,我常去的就是街那頭的聖·安東尼食物布施站。那裡的隊老是排得很長,但食物倒也很充足。這個禮拜天是我的生日,我帶了一個朋友去,那裡居然為我準備了許多好吃的,還有一個大蛋糕。

第六街對我來說,已經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你想在這裡禁止毒品?這不可能。一些毒品販子說他們會離開的,但你又老在街上看到他們。我認識他們其中的幾個,他們也曾經當過兵。在這裡生活我需要時刻注意我的四周,不能慌張。我雖然很友善,但誰也別想占我便宜。

■ 生活在「509號社區文化中心」的母與子。

查爾斯·麥克斯維爾

(Charles Maxwell)的故事

我曾經在「好客之家」收容所住過一段時間,那裡提供床鋪和心理諮詢什麼的。一般來說,你可以在那裡呆90天,直到你找到福利住房或者其他什麼的住所。

一次,我問一個政客:你們願不願意放棄你們的生活方式一個禮拜?沒有高檔車、沒有信用卡,住在我們住的收容所、干我們每天幹的事情,只一個禮拜?那個政客的回答是:不!

他的回答讓我更看清了當今社會對我們有著什麼樣的歧視。其實我們和他們是一樣的。在無家可歸人員中,有博士、有醫護人員、有曾經在政法系統工作後來又失業的人、有教師……我們不是麻風病人,我們沒有毒害社會。我覺得他們是這麼看我們的。

我要和市長說,讓他去找聯邦安置人員,讓他們投入更多的資金來安置精神病患者。現在我們正在組織一個旅館住戶聯盟,希望為大家爭取到更公平合理的居住安置計劃。另外,由於這個地區的毒品很猖獗,需要提供更多的疾病治療服務;旅館的蟑螂和老鼠也很泛濫,我們希望能得到一個乾淨的居住環境。

就我所知,我住的旅館曾經非常破敗,但著過一次火後就重建了。現在,這裡非常不錯,非常不錯。我經常去「好客之家」收容所參加他們組織的藝術活動,由於我的血緣關係,我通常是對陶藝和美國原住民藝術感興趣。對我來說,這是逃避街頭混亂生活和複雜人生的一種方式。

■ 「百雅尼翰旅館」里的住客。

王翠玲

(Cuiling Wang)的故事

我在中國大陸出生。兩歲的時候就到了香港。我喜歡上學,喜歡學英文。在1996年,我從香港來到舊金山。我媽媽1985年就在這裡了,我姐姐也在這裡。我的兒子18歲,也和我在一起,我們住在一個房間。我的兒子煮飯,煮得非常好,他還在上學,學習英文。

來這個旅館以前,我們住在埃迪街。那個地方不好,很髒,沒有暖氣、沒有廚房,許多人共用一個廁所,裡面特別髒。我老是想換一個好點的地方住,就像現在這樣。這裡有暖氣、冰箱和廚房,廁所也乾淨。第六街?不擔心,不擔心。有時候街上是有不少骯髒的事情,改變它們。

有時候我想香港,但也喜歡舊金山。我的前夫和大兒子還在香港,我很想念他們。我和先生已經分開四五年了,我們離婚了。大兒子22歲,他沒辦法來看我們,所以我想把他申請來美國。

沒準我會找份工做,也想做點生意,我想開個咖啡館,因為我喜歡喝咖啡。我也喜歡喝茶,我想念香港的茶,在這裡,我常去中餐館喝。

我是個女人,我很友善,我喜歡所有的人。但我只會和中國人說話,和其他的人只能說一點點。我喜歡舊金山,我的兒子也喜歡舊金山。我希望他能去夏威夷,和在那裡的親戚一起做點生意,可能開中餐館吧。我真希望我自己也能去夏威夷,那裡的風景很漂亮。

■ 流浪漢的肖像。

「公主」

(Princess)的故事

2月16日,我就在這個「油水區」住滿5年了。我有一個7歲的兒子和兩個4歲和1歲的女兒。我今年24。哦,撫養3個孩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做出了不小的犧牲,好在上帝與我同在。

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我是個無家可歸者。在我只有兩個孩子的時候,我露宿在街頭。當然,我和孩子們都無法忍受這些。後來,我終於讓他們住在了外婆那兒,但這樣,我和孩子們分開了。你知道,這讓我無法忍受,我是那樣地愛他們,我不能和孩子分開。

帶著兩個孩子露宿街頭,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光,我沒有地方可以住。後來,我終於在隔壁找到了個能呆的地方,真是感謝上帝的保佑。

我們需要幫助,你知道,特別在聖誕和其他的節日,我更需要幫助。我的鄰居帶著我熟悉這一帶,告訴我哪裡可以拿到免費的玩具。現在我的孩子們都在流動學校上學,兒子還加入了學校的橄欖球隊。我真是太高興了!3個孩子都上學了!

我想離開這裡,這裡太危險了,孩子們不敢隨意出門,他們沒辦法像別處的孩子一樣在外面玩。接下來的5年,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托兒所生意做起來,把孩子照顧得好好的,也讓我的孩子們住得好,無憂無慮。我真希望能搬出城去。

為了讓孩子們和自己能過得好點,我不停地祈禱,因為這裡的環境非常糟糕,非常不適合孩子的成長。對市政府來說,我覺得他們應該建造一些窮人負擔得起的住宅,大家都需要一個家。我認識不少年輕人,他們沒有地方可以住,成天在這裡混,這很糟糕。他們裹著髒衣服躺在大街上,還常常幾天沒東西吃,這真是糟糕透了!他們也不願意這樣,但他們別無選擇,他們只想能活著就不錯了。

住在這樣的街區里,每天就在為生存掙扎,這太難了,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 模仿女歌星比莉·哈樂黛的自拍像。

傑瑞·龍格里亞

(Jerry Longoria)的故事

我喜歡這房間裡掛著的不同面具,它們能讓我想著,當吸毒和酗酒的時候,自己戴的是個什麼樣的面具。你看,現在什麼面具都沒戴,我能夠面對真實的自我。

我是個保安,在那兒已經幹了3年。我所在的工會簡稱SEIU,國際服務員工會。在上班的時候,我必須保持清醒和乾淨利索。我的制服是藍色上裝、灰色褲子,我可以自由選戴領帶,但必須配挺括的白襯衣。

我像一個尋寶人,經常去廉價舊貨店淘寶。夥計,你簡直無法相信我都能淘到什麼!我總是很注意領帶的背面,看清楚是什麼牌子的,通常只要付1.99美元到2.99美元就能買到價值20美元到30美元的東西。我想,自己打扮得越精神,漲薪水的希望也就越大,漲了薪水,我就能過更好的生活。我是獻身於工作了。

我加入「護佑天使」組織大概有6個月了,開始和他們接觸是在「玫瑰旅館」的一次酗酒者互助會議上。「護佑天使」在那裡設了總部,他們打算治理街道,改變現狀。當時有個分部的頭在招兵買馬,他說「嘿,哥們兒,我們需要人手,但沒有報酬。」那種感覺真棒。我們在第六街巡邏,我覺得自己得到了別人的尊重和高看,甚至覺得自己成了偶像。我真的感覺很棒,因為在那以前,沒人看得起我。 

■ 在「科恩巷」拍攝的居民肖像。

提莫西·提特爾

(Timothy Tittle)的故事

我原來在街上住,已經有5年沒吸毒了。

那之前,我經常從一個小巷子搬到另一個小巷子,主要是想找一個比較好的垃圾箱,這樣,我可以躲在後面不被發現。有一次他們在垃圾箱裡發現屍塊,我才想起來前一個晚上我正好睡在那個垃圾箱後面。被殺的人好像是賣淫的,被人分屍了。他們發現屍體的前一夜,我還在那垃圾箱旁邊吸毒喝伏特加,然後蜷縮在破睡袋裡睡覺。那次的事情給我敲了警鐘。

我幾乎試過上百個戒毒小組,但現在我一個組都沒參加。大概我覺得自己已經走到頭了,但又覺得這世上總得有人對我好吧,我開始向比人更有權的上天去要說法,叫它給我一個原因讓我一天一天地活下去。

大家不用見了誰都害怕。我當然不是要求他們上街跟每個人握手——「我要救你。」不是這樣的。街上的人先得自救,但是要給他們一點幫助,搭一把手。你說是不是?但是舊金山的居民用不著把自己鎖在家裡瑟瑟發抖,因為這些第六街上的人不是壞人,這些都是很好相處的人。

我們要努力照顧好自己,儘量對別人友善,至少我是這麼做的。我想儘量看看自己能走多遠,該停手的時候就停手,不能勉強。我覺著我現在和氣多了,我開始學著尊敬我周圍的一切,以前我可不這樣。以前我連自己都瞧不起,現在我開始有了自尊也開始尊重我周圍的人。

一個人得學著怎麼生活,就這麼回事。打從我搬到這裡來後,一切都好起來了。「你可以活得不賴」,我對自己說,你也有個人樣兒了。我綽號是「矮子」,別人問我:「矮子,你小子怎麼就重新做人了?」我說:「一天一天地過。我每天早上向上帝祈求幫助,再在晚上感謝他。」

■ 「龐蒂克旅館」里的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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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載於《文明》雜誌200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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