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研究生帶母上學,離奇案件震驚14億人,誰禁錮了楊元元的人生?

腦洞烏托邦 發佈 2023-12-23T12:54:09.422763+00:00

2009年11月26日上午,上海海事大學的女生宿舍樓里傳來一陣呼喊聲。「出事了,快來人啊!兩條毛巾被系在了一起,毛巾的另一端被掛在了水龍頭上,女學生早已沒有了生命體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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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6日上午,

上海海事大學的女生宿舍樓里傳來一陣呼喊聲。「出事了,快來人啊!」

接到電話的保衛處師傅慌忙趕到已經擠滿人的24號宿舍樓506寢室,

一腳踹開衛生間的門,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只見一個女學生背對著洗手台半蹲著。

兩條毛巾被系在了一起,毛巾的另一端被掛在了水龍頭上,女學生早已沒有了生命體徵。

這名女學生名叫楊元元,是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專業在讀研究生。

洗手台距離地面不足一米,只要她有一絲生存欲,

隨時可以站起來重回生門,但她卻沒有這麼做。

14年前,這起案件轟動全國,央視進行了2次專題報導。

有人將這起案件總結為「一個被剪斷翅膀的女孩的一生」。

那麼楊元元的翅膀究竟是被誰剪斷的呢?

看似前途一片光明的研究生,

為什麼會選擇以這種極端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呢?

今天我們來聊聊楊元元事件。

知識改變命運

1979年,楊元元出生於湖北省枝江。

作為家裡的第一個孩子,楊元元的出生承載著父母深深的期待。

父親給她取名人民幣簡稱的「元」,

寓意著長大後可以飛黃騰達,「掙大錢」。

兩年後,楊元元的弟弟出生了,

父母給他取名楊順順,希望他一生能平安順遂。

一個元元,一個順順,一家四口的日子過得雖然平淡,倒也其樂融融。

楊元元的母親名叫望瑞玲,1953年出生於湖北宜昌市。

幼年喪母的她剛讀完初中,就因時代原因,

被分配到湖北省的小縣城枝江下鄉。

被迫中斷學業後,她始終對讀書這件事耿耿於懷。

在望瑞玲看來,有文化等於有能力,多讀書,就能過上更好的日子。

二十四五歲時,望瑞玲被分配到枝江404廠當工人。

那是一家長江邊上的神秘兵工廠,

為海軍大型驅逐艦生產動力裝備。

很快,望瑞玲與廠里的一位大學畢業的工程師相戀了。

這位工程師便是楊元元和楊順順的父親。

雖然望瑞玲未曾向外界袒露過自己與丈夫的感情如何,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們二人都相信「知識改變命運」。

1985年,楊元元6歲時,悲劇悄無聲息地降臨到了這個小家庭里。

楊元元父親因黃疸型肝病去世。

從此望瑞玲只能靠自己每個月幾十元的工資養活兩個孩子,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令人欣慰的是,姐弟都很懂事。

有時望瑞玲給孩子們改善生活,會炒兩個菜,一盤青菜一盤肉。

青菜端上來的時候,姐弟倆就默契地趕緊吃完,把肉留下,給母親吃。

即使再艱苦,望瑞玲也從未有過讓孩子們放棄學業的想法。

後來,在接受央視採訪時,她甚至說:

「只要他們兩個學習好,我可以放棄一切。」

望瑞玲常常跟孩子們說

「你們爸爸是大學生,是工程師,以後你們也要像你們爸爸那樣。」

還早早地就給孩子們定下了目標:

弟弟將來去北京,姐姐將來去上海。

姐弟倆倒也爭氣,從小學習就名列前茅。

除了學習,楊元元還幫母親照顧弟弟。

有一次弟弟過生日,母親忙忘了,

元元就用平時一分錢一分錢攢出來的零用錢給弟弟買了一包瓜子當禮物。

在楊順順的回憶中,失去父親後,

是姐姐和母親撐起了家裡的一片天。

或許是因為從小生活在逆境中,楊元元的性格特別要強,

尤其在學習上,始終保有強烈的競爭意識。

中學時期,即使是她的好朋友取代她考了年級第一,

她都會感到非常失落,然後更加努力學習超越對方。

而她唯一柔軟的一面,都留給了母親。

因為知道母親的含辛茹苦,楊元元非常聽話孝順,也不允許外人對母親有所置喙。

在面臨人生中的幾次重要選擇時,楊元元都任憑母親替自己做主。

1998年高考填志願時,

楊元元想去大連海事大學,學海商法,將來做律師。

小時候,楊元元就向母親提到過她的律師夢。

有一年,當地某個領導家的孩子,

通過關係,奪走了原本屬於楊元元的「市三好學生」榮譽。

從那之後,楊元元就立志要讀法律,為窮人作主。

可母親望瑞玲卻認為,

這夢想太不切實際,不如學好就業的經濟專業。

望瑞玲想讓女兒去武漢大學商學院讀書,

並給出了一個女兒無法拒絕的理由:去武漢可以省些路費。

楊元元也數次求過母親讓她圓夢,但望瑞玲再次反對後,

對經濟學不感興趣的楊元元還是在高考志願上

填了武漢大學商學院經濟學專業。

然而,上大學後,楊元元才發現,

高考根本就不是努力的終點,前面等著她的是更高的山峰。

因為家裡無法一次性拿出上千元的學費和住宿費,

楊元元申請了助學貸款,並且從大一起就開始身兼數職,打工還貸。

家教、零工、學校食堂,只要是大學生能做的工作她都做過。

為了拿到武漢大學1000元的獎學金,

楊元元每節課必坐第一排聽講,四年來一直保持著好成績。

大一時,她還積極爭取入黨,做過團支部書記。

但到了大二大三,生活的重壓擠掉了楊元元參加社交活動的時間,

同學們對她的記憶都越來越模糊。

不過,對母親,楊元元從來都是報喜不報憂的。

所以在望瑞玲眼裡,女兒一直都是那個性格開朗,

團結同學,能力極強的三好學生。

2001年,楊元元的弟弟楊順順也考上了武漢大學的環境科學系。

而這一年,也成為了楊元元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

病態共生

除了弟弟楊順順也考上了武漢大學,

2001年,楊家還發生了一件大事。

母親望瑞玲工作的404廠突然計劃搬遷到宜昌市區,

職工住房不再是免費分配,而是需要拿3萬5千元內購。

這筆錢對於望瑞玲來說無疑是一筆天文數字。

拿不出錢買房,又不願在宜昌市區租房,

等廠搬遷完畢,望瑞玲不僅會失去工作,更會變得無家可歸。

此時,望秋玲心生一計,她向楊元元提出要到學校與她一同居住。

她對女兒說:「你和弟弟都來到大城市了,我也想來見見世面。

反正我也沒有地方住了,不如就去你宿舍,

和你一起住吧,這樣也能節省一大筆費用。」

楊元元聽後,向母親表示,

讓她先等待一段時間,她需要先向學校申請。

但望瑞玲並沒有給女兒思考的機會,她直接辭掉了工廠的工作,

大包小包拿著所有行李,來到了大三女兒的宿舍。

母親的先斬後奏讓楊元元感到十分驚訝,但也無可奈何。

就這樣,母女倆擠在宿舍一張90厘米寬的單人床上,

開始了長達8年的共生生活。床太窄,母女倆就側身而臥。

白天楊元元去上課,

望瑞玲就在寢室里接一些織毛衣之類的零工。

晚上學生們陸續回寢室時,

她就端著小吃和在外批發來的原子筆等小商品在寢室門口賣。

每天晚上九點半楊元元從圖書館回來後,

也會幫著母親一起在樓下擺攤。

依靠這些小生意,望瑞玲一天能賺個十來塊錢,

這些錢大部分都給了楊元元姐弟倆當生活費。

楊元元室友雖然從未抱怨過望瑞玲來借住一事,

但學校的宿管老師還是在查寢時,

發現了楊元元帶著母親同住寢室的事實。

宿管老師說:「你們兩個人怎麼擠得下一張床啊。」

出於同情,武漢大學讓楊元元帶著望瑞玲

住到了學生宿舍樓上空置的雜物房。

望瑞玲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對女兒的大學生活產生了潛移默化地影響。

根據《南方周末》的報導,楊元元曾經有過一段校園戀情,

但這段感情隨著望瑞玲的到來無疾而終。

另外,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的楊元元,

卻沒有拿到保研的名額,她認為是有人從中做了手腳。

後來,楊元元在委屈和憤怒中參加了考研,但也失敗了。

大學畢業後的楊元元一直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不斷徘徊,路似乎也越走越窄。

理想與現實之間

2002年,保研考驗都失敗後,楊元元開始找工作。

成績優異的她原本對未來充滿期待:

拿高薪、當領導、找一個工資至少3000元的工作應該不成問題。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2002年夏天,抱有同樣想法的大學應屆生直逼150萬,

他們充斥著各地人才市場,

拿著再不熠熠生輝的大學文憑,不斷調整期望值。

這一年對於經濟學畢業生來說,尤其不友好。

當時正是「熊市」當道,全球經濟頹勢初現。

再加上不知是清高還是內向,

楊元元每次參加招聘會,都是放下簡歷就走,也不主動和HR說話。

這就導致她連一份湊合的專業對口的工作都找不到。

畢業後,學校宿舍沒得住了,楊元元就帶著母親,

在武漢找了一個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著微薄的積蓄。

無所事事了幾個月後,她進入漢口一家培訓中心當英語老師,

教幼兒英語,月薪800元,每天兩個小時地來回武昌和漢口。

望瑞玲則在武漢理工大學背後的一個跳蚤市場擺攤補貼家用。

一到晚上,楊元元就去跳蚤市場接望瑞玲的班,

她從不吆喝,坐下來就看書。

那時的楊元元還是沒有忘記高中時的法學夢,

看的書大多數是關於法學的。

房東李峰曾見過幾次這對母女,

他對《南方周末》的記者表示,

楊元元和望瑞玲母女的生活很封閉,而且不太懂人情世故。

有一次樓下反映廁所漏水,

李峰主動提出由他出錢,把廁所修一修,

可母女倆卻拒絕了,說嫌麻煩。

在培訓機構當老師時,有學生家長想和楊元元拉拉家常,

楊元元每次都表現得不太樂意,搪塞幾句就走了。

家長們感覺楊元元有些自卑。

大學畢業後,「自卑」二字就像一根繩索,緊緊纏住了楊元元。

畢業後的很長時間裡,她都沒有配手機,

幾乎與所有同學都斷了聯繫。

她曾向表妹望妍表示,

希望自己奮鬥出成績的時候再和同學們見面,這樣比較「有面子」。

2004年,楊元元陰差陽錯地接了一份保險推銷員的工作,

但幫親戚辦了幾份之後就賣不動了。

2005年,楊元元在事業上的最後一絲熱情耗盡於一次創業。

為了證明自己,工作幾年後,

攢下了一小筆錢的楊元元沒有著急還助學貸款,

而是與人合夥創辦了一份文藝雜誌《花語》。

一開始信心十足,還租了個像模像樣的辦公室,

但僅堅持了半年,由於辦刊思維的不合時宜,雜誌基本滯銷。

賤賣一屋桌椅後,楊元元又把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了考研上。

但連考三年,均失敗。

此時的楊元元的楊元元已經二十八九歲了。

昔日的大學同學有的博士畢業,

有的在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紮根,紛紛買車買房。

這些消息傳到楊元元這裡,

讓她更加封閉,生活像苦行僧一樣。

不化妝,不談戀愛,也不交朋友,

一切需要金錢支出的活動都被她排除在需求之外。

像楊元元這樣聚居在大城市裡,

勤勞辛苦但依然收入很低的大學畢業生被稱為「蟻族」。

他們眷戀大都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創造傳奇,

然而越發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結構的轉變、

勞動力市場轉型等因素又抵消著他們的努力。

楊元元曾向表妹望妍說,

自己就像《紅樓夢》裡的晴雯一樣「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有些地方報導說,楊元元畢業後沒能找到好工作,

是因為她沒有還清助學貸款,

畢業時無法拿到雙證(畢業證、學位證)導致的。

事實上,楊元元也確實拖到了2007年才付清了3640元的助學貸款。

不過她在剛畢業時,是有過兩次當公務員的機會的,

那可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鐵飯碗」。

第一次機會是回湖北枝江當公務員。

因為楊元元是重本畢業,屬於高知人才,可以直接回鄉分配工作。

可母親望瑞玲的一句話徹底打消了楊元元回鄉的念頭,

望瑞玲說「寧願在武漢掃大街,也不回枝江!

好不容易從小縣城出來,哪有再回去的道理?」

第二次機會是去廣西當公務員,

但楊元元和母親都對這個地點不滿意,覺得太窮、太遠。

2007年,楊元元的弟弟楊順順拿到了保送北大直博的名額。

或許一同感染了喜悅,這一年楊元元第四次醞釀考研。

2009年4月26日四戰考研的楊元元

終於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專業的公費研究生。

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她抱著母親望瑞玲喜極而泣,

嘴裡呢喃著,「我們的好日子快來了。」

從小到大的法學夢想實現了,公費讀研也解決了經濟上的問題,

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楊元元卻在曙光將現時謎一樣退場了。

謎一樣的退場

離開武漢前,關於母親的去向,

楊元元與弟弟進行了一次討論。

楊元元覺得,上海對她而言,是個人生地不熟的的地方,

如果把母親也一起帶過去,生活壓力可能會很大。

而弟弟當時在北大讀博,有一定收入可以保證母親生活。

楊順順也很樂意把母親接到北京。

可望瑞玲經過一番考慮後,

覺得跟著兒子生活不如跟著女兒方便,

最重要的是望瑞玲從年輕時起,就有個上海夢。

20歲的時候,因為單位工作調動,

望瑞玲在上海待過幾年,她喜歡這個洋氣十足的大都市。

即使回鄉已經多年,還是常常想起南京路的繁華,

外灘的萬家燈火,偶爾還能蹦出幾句蹩腳的上海話。

親戚曾經提醒望瑞玲,不要總跟著女兒,也要為元元的終生大事考慮,

可望瑞玲卻說「現在三十好幾沒結婚的人多了。」

楊元元也表示,目前不考慮婚姻問題,等有了事業再說。

總之,2009年9月12日,楊元元帶著母親來到了新學校。

來上海前,她們曾對這個大都市充滿期待,

理所應當地認為上海海事大學也會像武大一樣,為她們提供住處。

到時候,楊元元勤工儉學,母親望瑞玲打點零工,

生活就不會再緊巴巴的了。

然而,時隔7年回到校園,一切和楊元元想像的截然不同。

年齡差距,讓她和同學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帶母上學,讓她成為了同學們眼中的怪咖。

入學之初,楊元元就問過輔導員,

能否將母親安置在校內宿舍。

輔導員建議楊元元給學校寫封申請書,楊元元照辦,

但寫著寫著就哭了起來。

楊元元在信中說

「這麼多年來,我的背後是母親一貫的堅持,

是她教會我樂觀寬容,是她和我相依相守,四處漂泊。

懇請院領導能夠體諒我家的特殊情況,

在多餘的學生寢室為我的母親安排一個位置,

讓一位辛苦一生的老人感到慰藉。」

這份申請信遞交後,一直到10月下旬,學校都沒有給回復。

望瑞玲認為不回復就是默認了,

於是和以前一樣,一直和楊元元擠在一張床鋪上。

大約一個月後,楊元元同宿舍的室友主動申請搬到了另一間寢室。

在後來接受採訪時,望瑞玲聲稱,

室友並非對她們母女倆有意見,相反她們相處的很好的。

只是室友覺得她們母女倆擠一張床太辛苦,才主動騰出床位的。

從此,這件雙人間宿舍成了楊元元母女專用。

不管室友是否真的和楊元元母女相處融洽,

她的搬離還是驚動了學校領導。

10月下旬,楊元元接到了輔導員的電話,

輔導員說校領導商議後決定,

還是不能讓「校外人士」住在學校里,希望楊元元的母親能離開。

但是考慮到她們的經濟問題和家庭困難,

學校給楊元元安排了一個校內勤工助學的崗位,每個月有300多元的工資。

輔導員也熱心地給她們提供了不少租房信息。

但這些房子不是合租的,就是房租太貴。

楊元元和母親都想不通,雙人房宿舍搬出去一個人,

裡面還空著一張床,學校為什麼就不能同意母親一起住。

從學校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學校是有規章制度的,

如果每個學生都來家長來上學,

那麼學校是不是也得給學生建一座家屬樓呢?

儘管已經收到了學校的逐客令,

但在找到合適的房子前,望瑞玲還是住在女兒的宿舍里,

她想的是只要學校不攆人,能住一天是一天。

上海作為中國第一大城市,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

但這僅是對那些積累豐厚的上層精英而言的。

對普通人來說,生活的艱辛也會在這裡加倍顯現,

猶如背上背了一個巨大而沉重的感嘆號。

11月21日,楊元元宿舍突然來了兩個宿管,

限令她在當天搬走母親的所有東西,以後不許再來。

望瑞玲看到女兒神色緊張,不停地賠禮道歉。

隨後母女倆就冒雨出去找房子。

因為學校地處偏僻,兩人找了一天都沒有著落,

最後楊元元不得不花100塊錢帶著母親住了賓館。

而這100元對於貧困的她們來說,相當於半個月的生活費了。

當晚,楊元元心疼的睡不著覺。

11月22日,母女還是沒有找到便宜合適的房子,

這回望瑞玲不捨得再住賓館了。

她頂著上海4度的低溫,在學校大禮堂門口枯坐了一晚。

隔天早上,楊元元在操場上找到了正在打盹兒的母親,又心疼又自責。

當時地面已經結了一層薄冰,

楊元元看著母親的樣子,眼淚忍不住流下來,

她後悔沒讓母親在賓館多住一晚。

不過好在,當天她們終於在距離學校40分鐘路程的地方

找到了一間廉價出租屋,月租450元。

母女倆連房子都沒看,就迫不及待地租了下來,

晚上一入住才發現,竟是個毛坯房,裡面沒熱水沒電更沒有家具。

毫無準備的母女倆只能在水泥地上打地鋪過夜。

當晚,楊元元又是一夜沒睡。

由於出租屋沒有熱水,11月24日早上,

望瑞玲偷偷跑回女兒的宿舍洗澡,被一名高姓的宿管發現了。

望瑞玲與宿管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據望瑞玲所說,宿管罵她是鄉下人,

還說你要再這樣搞下去,你女兒連畢業證學位證都拿不到了。

11月24日晚上,楊元元和母親一起回到出租屋。

那晚,她和母親聊了很多。

不停地自責,說長這麼大了,還沒能讓母親過上好日子。

還說,「當年那些成績不如我的同學,如今都混得比我好。

不是說知識改變命運嗎?可我讀了這麼多年的書,卻什麼都沒改變。」

楊元元罕見地在母親面前釋放出了負面情緒,

望瑞玲以為女兒就是跟她訴訴苦,

殊不知這已經是楊元元最後的悲鳴了。

11月25日上午,上課時從來都是搶第一排座位的楊元元曠課了。

她讓媽媽陪她在操場上聊天。

望瑞玲說,此時女兒說話已經有些顛三倒四了。

11月25日晚上,楊元元告訴母親,

她得回宿舍跟同學們排練話劇《羅密歐與朱麗葉》,

望瑞玲只能一個人回到了出租屋。

楊元元並沒有撒謊,她在話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飾演女主角朱麗葉。

排練時,同學們並沒有發現她有任何情緒反常,台詞背得也很流利。

11月26日早上7點,望瑞玲按照前一晚和女兒約定好的,

來到學校第三食堂,等女兒一起吃早飯,

可等了許久也沒有看到女兒的身影。

於是,望瑞玲就跑到宿舍樓下喊楊元元的名字,但沒有人答應。

和宿管溝通後,望瑞玲做了登記,進入宿舍樓內,

但在女兒居住的506號寢室門口敲了半天門,也沒人來開門。

望瑞玲又想,會不會女兒到出租屋找她去了。

於是就折回出租屋查看,但楊元元並不在那裡。

望瑞玲又有返回學校。

就這樣,折騰到早上8:45分,

學校保衛科的工作人員終於帶著工具打開了楊元元宿舍的門。

房間內空無一人,洗手間的門反鎖著。

望瑞玲透過門下面的百葉窗,看到了令她膽戰心驚的一幕。

保衛科工作人立刻破開了洗手間的門,並對楊元元進行心肺復甦。

9點零5分左右,楊元元被抬上了救護車,

送往上海市南匯區中心醫院。

但抵達醫院後,醫生發現,楊元元的心電圖早已是一條直線。

在短暫的30年裡,成長於單親家庭的楊元元在現實的夾縫中,活得既要強又疲憊。

家裡的困難,她從來都不會跟同學提起。

有親戚接濟她,給她錢,她也從來都不收。

表妹望妍還記得,有一次,她去找楊元元玩兒。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楊元元翻著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忽然她從一堆書里抬起頭來,半是交流半是自語地說出了那句:

「人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

在結束生命的前一天,

她還在擔心會把話劇里的朱麗葉演得丟 人現眼,排練到深夜。

怪不得楊元元生前的一位好友總結說:

楊元元一生從未放棄過奮鬥,卻在曙光將現時謎一樣退場了。

被剪斷的翅膀

事發後,楊元元的母親望瑞玲、表妹望妍、外婆、舅舅、姑姑、

弟弟楊順順以及弟弟的女友7名親屬齊聚上海海事大學,向校方討要說法。

望瑞玲非常憤怒,她堅信是校方咄咄逼人的態度促使女兒走上了絕路。

她在後來接受採訪時說,

10月底的一天,校領導李書記曾經接待過她們母女倆。

李書記在了解了她們家的實際情況後,

竟然說,沒錢還來讀什麼研究生,本科畢業了可以工作呀。

但上海海事大學宣傳部部長彭老師卻說,

校領導沒有說出過這樣的話。

但凡是有一點師德,

有一點職業操守的老師都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

另外,望瑞玲還指出,事發當天早上7:20,她感覺到女兒要出事,

曾要求過宿管幫她打開女兒寢室的房門,但被宿管拒絕了。

望瑞玲認為,如果當時宿管及時打開了房門,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2009年12月7日,也就是楊元元去世後的第10天,

網上出現了一篇題為《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碩士女研究生真正死因》的帖子,

將矛頭直指上海海事大學,

說這個學校太過冷漠,歧視農村人。

就是因為學校數次不留情面地驅趕望瑞玲,

才導致了楊元元的精神崩潰。

雖然海事大學很快發布了官方聲明,

稱數月來,已經極盡所能幫助楊氏母女,

事發後的急救和善後工作也是規範和人道的,

但那篇網貼還是將海事大學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網絡上立刻形成了「挺校派」和「倒校派」2個陣營。

「挺校派」認為學校也是有規章制度的,

從來沒有聽說那個研究生讀書是帶父母的,

況且學校也沒有義務照顧你母親。

「倒校派」則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任何制度都應該在具體事件面前表現出來人情人性,

偌大的校園難道就容不下一個困頓中母親的床位嗎?

除了海事大學,輿論的另一焦點指向了楊元元的母親望瑞玲。

有校友曾經語氣激進地發帖,

直指楊元元是被她病態共生的母親逼死的,

是母親不願斬斷和女兒之間的臍帶,控制她的生活,

才讓不堪重負的楊元元被壓垮。

還有不少網友紛紛指責在北大讀博士的楊順順不主動分擔姐姐的重擔,

不承擔贍養母親的義務。

「楊家明明有兩個孩子,為什麼母親不跟著兒子過?

為什麼楊元元在努力打工的時候,

楊順順可以談戀愛,安心在北大做學術?」

根據央廣網的報導,楊順順讀博期間,

每個月有數千不等的收入,扣除生活成本,每年能攢6000元。

2008年時,楊順順的卡上有14000多元,

他還清了12550元的助學貸款,

後來又攢錢給姐姐買了一台6850元的筆記本電腦,

因為姐姐考研和工作需要。

楊順順曾向記者表示,姐姐去世前,他已經決定好了,

明年要把母親接到北京,只是還沒有來得及告訴姐姐和母親。

他還打算帶姐姐和母親一起去海南玩一趟,這是他準備的驚喜。

楊順順說,「如果說我真的對不起姐姐,

只能說我後悔沒有和她聊聊更深刻的話題。

或許我們談過以後,就可以開導開導她,而不是讓她一個人結束生命。」

不過,不少網友對楊順順的說詞並不買帳,

他們認為楊順順計劃了這個,計劃了那個,

連旅遊的預算都撥出來了,就是沒有想到給媽媽的住處準備預算。

事實上,種種跡象表明,楊元元離世時,

楊家的境況已經比1985年那個喪父的夏天好太多了。

兩姐弟都已經還完了助學貸款。

母親望瑞玲每個月的退休工資從原來的400多元,漲到了937元。

楊元元和母親望瑞玲共同的銀行帳號上,已經有了1萬多元的積蓄。

但即使是這樣,望瑞玲依然選擇和女兒擠在學校宿舍里。

鳳凰衛視《社會能見度》欄目的主持人曾子墨問望瑞玲,

「為什麼不自食其力,而一定要依賴女兒生活?」

望瑞玲的回答是「我沒有房子我住哪裡,是我女兒要我一直跟著她的。」

曾子墨又追問,但你們404廠原來的家屬區其實房子都還在,

有三分之一的職工都住在那裡,你為什麼不會去住?

望瑞玲說:「我為什麼要去住,我跟你講,

我在武大的時候,賣雞蛋,賣茶葉蛋,賣藕片,

就一天晚上可以賺個十來塊錢,十來塊錢我兒子姑娘的生活費都有了。

我不這樣做的話,我兒子姑娘的書就讀不下來。」

曾子墨不解地說:「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在老家也去打一些零工的話,

再加上退休金,也一樣可以供孩子們上學。」

望瑞玲又辯解說「家裡沒有辦法,農村沒有人買這些東西的。

而且我的房子都封住了知道吧。」

除了臨終前的那幾個夜晚,

楊元元從來都沒有向母親抱怨過生活上的任何困難。

在望瑞玲眼裡,女兒性格開朗,朋友很多。

當曾子墨說「有好多同學都評論楊元元,說她性格挺孤僻的。」

望瑞玲的反駁是「孤僻她怎麼當上團支部書記?又怎麼入黨?」

這些其實都是楊元元大一大二時發生的事了,

那時望瑞玲還沒有搬來學校宿舍與女兒同住。

她對女兒社交生活的印象,也永遠停留在了那一時期。

楊元元一直給自己壓力,逼迫自己上進,要成為家裡的頂樑柱,

以至於望瑞玲從未察覺到女兒已經快要崩潰了。

楊元元的表妹直言,姨媽是最不懂表姐的人。

心理學家武志紅曾提出過「共生」一詞,

指兩個人無法離開彼此,即使有諸多不便,也要病態地、緊密地糾纏在一起。

楊元元和母親望瑞玲可能就是這樣一種狀態。

多年的忍受成了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又最終成了絞殺楊元元的精神羈絆。

楊元元把人生所有大事的決定權都交給了母親,母親就成了她的眼睛。

母親能看到多遠,她就只能走到多遠的未來。

就像是一隻被剪斷翅膀的鳥,

明明可以飛的更高、更遠,卻只能呆在母親的懷抱。

楊元元去世後,家屬們曾向海事大學追要35萬元的死亡賠償金,還要求學校道歉。

根據校方的說法,這筆35萬元的死亡賠償金中,

5萬元是用來處理楊元元後事的,

另外的30萬元用來給望瑞玲購置住房。

2009年12月15日,楊元元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校方同意給予16萬的人道主義賠償金,但拒不道歉。

在鳳凰衛視採訪的最後,曾子墨問望瑞玲,

「設想過你以後的生活嗎,原來可能是想女兒過一輩子的,那現在呢?」

望瑞玲說「現在先一個人過吧,兒子也沒有房子,

等他工作後肯定就跟他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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