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長時間的社會歷史發展，黔郁交匯地區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標籤，即以賓陽姓氏總堂為中心的祖先認同。該現象的形成有一個歷史的過程，是當地人在利用長時間區域社會歷史發展中的資源進行的創造。

對唐碑與韋厥關係的構建

為南宋人王象之編撰的《輿地紀勝》。該書約成書於南宋理宗寶慶三年，上距《智城碑》的刻制已有530年。

該書第一百十五卷注云：「去城四十里，唐韋厥所隱之洞。一山峭壁千仞，勒碑其上。」

又在「人物·韋厥」條下注云:「漢韋元成之商。唐武德七年，持節壓服生蠻，開拓化外，詔領澄州刺史，後隱於智城洞。公與諸子皆封侯廟食，為廟者九。」

又在「碑記·韋厥碑」條下注云：「智城去縣四十里，蓋韋厥所隱之洞。碑乃廖州刺史韋敬辨所撰。」但該書沒有錄下碑文，也沒有提到《大宅頌》碑，碑文的作者記為韋敬辦。

《六合堅固大宅頌》碑和《智城洞》碑，現在作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重點文化保護文物，成為了上林人的驕傲和宣傳旅遊的亮點，並分別修建了聖書大廟和智城大廟。

但兩塊唐碑至早到了南宋王象之編纂的《輿地勝記》方見記載，該書將韋厥與《智城洞碑》聯繫在了一起，書中記載韋厥在唐武德七年，持節來上林壓服生蠻，開拓化外，詔任澄州刺史，後隱居於智城洞，公與諸子皆風侯廟食。

到了清代，韋厥成了當地人的神靈，通過記載，我們可以得知，至遲到清朝晚期，韋厥已經成為了下無虞鄉十冬的地方送子、送雨之神，且修有廟宇進行祭祀。

每逢亥卯未年正月之吉，鄉人舉辦醮會延請巫師抬轎出遊下無虞鄉十冬之地，所過之地，有求子之男婦以手巾、小兒鞋掛在轎上，如果到了規定時間不游神便會幹旱。

此晚清的地方文人也注意到了韋厥與智城洞，將之記載在其著作中。

到了民國，當地民眾分別在《大宅頌》和《智城洞》兩塊碑刻處修建聖書大廟和智城廟，紀念唐碑和韋厥。

韋厥本是唐朝西南地方首領，在碑文中則被當成了當地韋氏神化的始祖，是韋護之次孫、元芳次子，青州籍人。實際上，最早記錄韋厥事跡的《輿地勝記》中並無韋厥中武舉的記載，亦無關於子孫的記載。韋厥生子金輪、銀輪，父子三人俱有神通，保護一方百姓，地方鄉賢為他們立廟，民國以來毀壞不少，聖書大廟亦不免於難，於是韋氏後人特立此碑，告誡後人不忘祖先神聖事跡。

明顯，此處，將韋厥、修城的韋敬辦、刻碑的韋敬一視為一人。在這裡，上林本地韋姓將實際存在的歷史人物韋厥、韋旻認作祖先，並創造出金輪、銀輪這兩位人物。

實際上，最早記錄韋厥事跡的《輿地勝記》中並無韋厥中武舉的記載，亦無關於子孫的記載。

最早能見到韋旻的記載則在康熙《上林縣誌》：

韋旻，宋人，集畫一樓閉門誦讀，無所不通，人以畫樓目之，元祐間應舉不第，遂隱於羅洪峝，號白雲閒叟，時許德言以龍圖閣學士做遷賓州太守，長與旻論治心養性守

氣安神之說，甚悉，每欣然忘倦，鄉人咸推重之。

韋旻是宋人，絕不可能與武周時期的韋厥為兄弟，且「元祐間應舉不第」，亦不可能當文進士，金輪、銀輪在清代的縣誌記載中不曾見有記載，故該碑文有後人的杜撰和美化的成分，強行將韋厥、韋旻、金輪、銀輪這些韋姓相關的人物聯繫在一起。

到了現代，當地人又對三人的關係有了新的闡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新修的聖書大廟內，有兩塊碑分別紀念金輪和銀輪，此兩塊碑文，延續民國時期將金銀輪視為韋厥子的看法，明確區分金輪為長子，銀輪為次子且和韋敬辦為同一人。

他們都於唐朝隨父征剿黃毛賊，任官澄州刺史，都有文進士的功名。金輪圓寂仙逝之馬山嚴花洞，成為各旗歷史祭奠之所，被命名為金輪洞府。銀輪的後裔山濤公生景岱、景明、景宗、景福、景文、景武於唐後期平定廣西，是上林韋氏的祖先。

藉助唐碑的記載，將韋厥奉為高祖，將當地神靈金輪、銀輪納入祖先行列中，宣揚祖先征戰平蠻的故事，是當地韋姓在清朝實行一條鞭法之後，為獲得合法占有土地、話語權、讀書權力等利益的基礎上，進行聯合的一種手段。

可以看出山濤公、景岱、景明等人物，與賓陽的韋氏總堂有聯繫，此處的韋姓也在述說著「祖先來自賓陽」的故事，這是清末以後地方動亂導致賓陽、上林韋氏進行聯宗帶來的影響。

由於韋姓在東蘭、南丹是大姓，長期承襲土官職位，家族勢力強大，上林的韋氏有不少是明朝從桂西過來平亂的後人，即使受到賓陽強大話語權和拉攏勢力的影響，在編修族譜和敘述祖先故事時帶上了賓陽韋氏的印記，仍然能保留東蘭韋氏的痕跡。

建國之後，國家曾經有過一段時間抑制宗族勢力和文化的發展，上林的韋氏在這段時間內，受到賓陽韋氏總堂的影響減少，而上林本地因地緣關係發展起來的東蘭韋氏勢力得到發展。

狄青征討儂智高與賓陽各姓的定居話語

賓陽的姓氏總堂，在追溯自身祖先來歷時，習慣於將祖先來源地認定為山東青州、河南等地，於宋皇祐年間隨狄青南下征討儂智高，之後便留居廣西鎮守邊疆，經過近千年的發展，至今子孫繁衍昌盛。

筆者聯繫到廣東珠江三角洲的不少宗族，在講述祖先來歷時，都會講到廣東珠璣巷的故事。

具體的細節會略有不同，但大致的故事框架如下：南宋末年，胡妃逃亡出宮後，住在廣東南雄珠璣巷，後來事情敗露，朝廷派兵剿殺，珠璣巷的人受到牽連，被迫南遷避難逃到珠江三角洲定居。

賓陽狄青征討儂智高的故事，同樣隱喻著說話人想要取得合法身份的述求。八寨瑤變之後，明朝廷派出眾多軍隊，徵調桂西狼兵進駐黔郁交匯地區。

戰亂平定下來之後，王陽明和劉堯誨分別就當地的長久治理獻計策，其中都提到將徵調過來的狼兵分點屯駐，劃分田地，優惠賦稅，使他們能夠且耕且守，閒時耕種，戰時出征。宋代以來，在理學的發展和士文化下移的推動下，儒家的宗法理論和家廟禮儀也滲透到鄉村士紳。

在追求對國家忠誠、對先祖孝義的過程中，祠堂和宗族開始發展起來。

雖然地方士紳有修建宗族的需求，但是想要順利收攏族人建立祠堂、釐清世系、編纂族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需要有一位甚至幾位擁有經濟實力、擁有話語權的組織者之外，還需要族裡有擁有可以書寫族譜的讀書人和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

朱熹等理學家在制定《家禮》時，規定了修建家廟的只能是貴族，庶民不能為祖先立廟，只能通過到佛堂或者墳墓去供奉或者祭祀祖先。但是明末能夠建立祠堂的「品官之家」數量亦不算多，因此修建祠堂還未在黔郁交匯地區成為一種風氣。

可以看到部分賓陽姓氏總堂將修建祠堂的歷史追溯到明末，但只占極少數比例，且中間出現「失修」的情況，亦不排除有攀附的成分。

儘管如此，下層百姓也自有其應對之法。

部分有能力修建祠堂的姓氏，在收宗敬祖時，就攀附同姓的品官之家，將譜系與之相連，取得修建祠堂發展宗族的資格。

由於狄青帶領自己的五千餘名蕃落騎南下，戰後又命余靖等人留在廣西善後，因此將自身祖先追溯至隨狄青來粵西征戰崑崙關並留守就廣西有了歷史的依據。

此外，狄青作為朝廷的戰將，與代表「叛亂」的儂智高站在了分明的立場上，分別成為八寨瑤變中作為國家正統下的「民」「軍」和處在「叛變」位置下的瑤的影射。

山東為孔孟之鄉，是儒學的發源地，是歷代統治者和士子推崇的地方，所以成為了祖先來源地的優選，或許真有某戶「品官之家」是從山東遷徙至此，後世攀附成風，便形成如此一說，但這在學界中沒有固定的說法，筆者也只是提出自己的推論。

總而言之，通過構建一套先祖隨狄青南下征戰儂智高再定居廣西的故事，賓陽的土著向外傳達了自己「非土著」的身份和擁有戶籍資格的信息。

賓陽的姓氏總堂在敘述自身定居的歷史時，習慣於談論狄青征戰儂智高的故事，雖然具體細節各有出入，但總體敘述框架一致。

該故事是在八寨瑤變後，國家的勢力滲透至地方並在當地劃分了一個正統性的標準和界限，新進入里甲系統和原來處於里甲系統中的人，都需要重新確認自己的身份，而禮制上「品官之家」可建家廟的改革，讓當地士紳有了修建祠堂，使家族獲得優勢地位的機會的背景下被運用和發展起來的。

為了隱藏自身的土著身份，他們便從地方歷史中尋找可以利用的資源，而狄青征戰儂智高的事件恰好符合國家正統立場和中原漢人來源的條件，成為被廣泛運用的工具，而部分姓氏由於祖先有明朝自桂西遷徙至此地的歷史，便又在其中增加曲折的遷徙過程。

總結

本文研究的位於黔江、鬱江交匯地區的賓陽，是一個多民族混居之地，生活著以壯、漢、瑤為主的不同民族，同時這裡也是一個語言的博物館，壯話、瑤話、平話、客家話、桂柳話、普通話均有人操持，甚至有人能同時掌握幾種語言。

更令人矚目的是，在這裡有眾多被稱為「總堂」的姓氏祠堂，而周邊不同地區有眾多不同姓氏的人們都在訴說著「祖先來自賓陽」的祖先故事。

在當今社會，「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已成為中華兒女的共識，本研究對於加深對該區域各民族歷史的認識，促進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促進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