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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董宇輝上來就問了莫言老師一個問題，他問:「作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您覺得一部好的小說有什麼特徵？

莫言老師比較謙虛，先是表明他自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作者，可能想法比較保守，然後分三點講講述了一部好小說的特點:

第一，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要優美、有個性、有張力，有作者獨有的特徵。

他說自己以前買書的時候就是隨便翻看一頁，看看語言表述能不能吸引自己。

第二，人物吸引人，書里塑造了讓我們難以忘卻的典型人物，這個人物我們以前沒有見過。

第三，獨具匠心的結構。莫言老師認為結構就是政治，通過結構的變化讓敏感的時代問題得到解決。

真是感覺榮幸之至，我和莫言老師選書的時候還有一點共同點，以前在學校圖書館借書的時候，我會先看書名自己喜歡不，接下來就是隨便翻幾頁看看裡面有沒有小金句，最後就是看故事，平鋪直敘的書看不進去。

作為一個讀者，算是和莫言老師這位作家的第一、第二點有了一個契合。

至於莫言老師第三點，我確實沒有達到這個境界。莫言老師通過他的作品向我們說明結構這個點，比如他的《紅高粱家族》是組合式或者串糖葫蘆式，是由幾個中篇串起來的，《豐乳肥臀》是圓明園式結構看起來獨立但又是一個整體緊密結合，《生死疲勞》是六道輪迴式，《蛙》是書信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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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宇輝又問到:「作家對人性的展現程度和表達方式不一樣，怎麼才能夠成功地解讀人性？」

莫言老師認為:「作家不能自己跳出來解釋人物，不能自己評價人物，比如魯迅先生直接說祥林嫂很令人討厭，作家只負責把人物的言行用準確的語言描寫出來由讀者判斷。」

同一部作品政治家讀到政治，道學家讀到自然，佛學家讀到六道輪迴，年輕人讀到卿卿我我。甚至同一個人三十歲和六十歲讀到的感受也是不一樣的。

一部好的作品，他有著豐富的內涵，它是有彈性的，讓不同的人都能看到不同的點，像一棵樹一樣，它是活著的。

莫言老師提到自己的作品《蛙》，他不是在寫計劃生育的編年史。他的著力點在人物，人在其中工作生活，主人公姑姑先是產科醫生，迎接生命，給人們帶來希望，受人敬仰的一個人，可是後來她成為計劃生育工作者，就被很多人討厭。

通過這種對比、這種矛盾，塑造出姑姑這個人物。衝突越尖銳，人物越激烈，越痛苦，給讀者的衝擊力就越大。

這可能就是他所謂的張力，有人評價他的作品:這不僅僅是寫了中國，實際上寫到了普遍的人性。人類對生育、繁殖的天然追求以及對這種追求阻礙之間的矛盾。

董宇輝又問:「您的作品想給讀者帶來什麼？

莫言老師說:「作家自己思索的希望讀者接著思索，作家感動的希望讀者也能感動，母親、人性、戰爭、災難，通過人物的豐富性、複雜性，從而讓大家看到人類頑強的生命力和他們與自然鬥爭，與時間對抗的意志。

英雄有可能是膽怯的，聖人也有可能是卑鄙的，壞人有可能的善良的，好人也有可能是罪惡的，沒有完美的人。你可以批判人物、歌頌人物、喜歡人物、憤恨人物，就是想讓大家看到人性的豐富多彩，看到人性的光芒和陰暗，從而來反思自己，理解自己。

我們承認國內、國外不同地方的人處理同一件事想法可能不一樣，因為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價值觀不同，但是作者更要注意挖掘共性。好的文學以人性的普遍性作為基礎。希望高密東北鄉變成中國的一個縮影，甚至是全人類的一個縮影。

東方小孫說:「我讀《蛙》前面部門還很正常到了後面現代生活有種荒謬感、光怪陸離的感覺，這是為什麼呢？」

莫言老師說:「你這種感覺是對的，也有別的讀者這樣反饋，但是這是生活的真實，我只是做了記錄，比如大躍進時期某些地方一畝水稻產一萬斤，有些地方人們把不同的家畜雜交。看起來極其荒誕，但是確實是那個時代真實發生的事情。」

「改革開放以後，有些人支持計劃經濟，有人推崇西方思想，各種觀念、行為紛紛登場。眼花繚亂，不可思議。所以這種荒誕是生活本身所具備的我們只是記錄了而已。」

當然莫言老師認為他是有責任的「為啥只寫荒誕，不寫不荒誕的」？

莫言老師說他也在反思，也在認真思考，所以他對那些給他提意見的朋友表示感謝，也對有些朋友的意見沒有被接受感到遺憾。

通過本次訪談我明白了莫言老師能得諾貝爾文學獎原因:

首先，是他的小說從語言、人物、結構都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在這種特色的基礎上他挖掘到了人類的共性，讓異國他鄉的人也能夠產生共鳴；

最後，他在不停地思索，接受和改進。

本次訪談，讓我學習到了一些寫作的基本知識，也讓我對莫言老師的作品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接下來讀他的作品應該能夠更好地理解，有更深層次的感悟。

感謝俞老師、感謝宇輝、感謝莫言老師一起為我們呈現了如此高端的訪談，與輝同行，遇見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