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雷雨北京人，日出膽劍篇
作為一種以對白和動作為主要表現手段的戲劇，話劇傳入中國的時間是很晚的，它大致是在上世紀初方才在中國興起，當時是叫作「文明戲」，因它是同中國傳統戲劇完全不同的表現形式，所以又被稱為「新劇」，按專家的說法，1907年由林紓和魏易譯本改編並上演的《黑奴籲天錄》，是中國第一部話劇。
在中國話劇發展史上，曹禺是個裡程碑級別的人物，且不說在我們那個時代，在大多數知名作家都被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時，「魯郭茅，巴老曹」，也是基石般的存在，要冒充愛好文學之人，沒看過幾本他們的作品，那是萬萬混不過去的。
曹禺在這幾人中排名最後，雖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也有著排律順口偶然，同其他幾位大拿們相比，他可以說是專攻話劇，是中國現代戲劇的泰斗，有著被人稱為「中國莎士比亞」的光環，可謂是榮耀之極。
1910年，曹禺出生在天津的一個沒落官僚的家庭，他原名萬家寶，不幸的是，母親生下他後便去世了，隨後，姨媽成為他的繼母，這位女士是個戲迷，經常帶他去看各種戲劇，這也對曹禺後來的話劇創作，產生很大的影響。
他是南開中學的學生，由於愛好戲劇表演，自然而然地成為南開新劇團的台柱，後來他由南開大學轉入清華大學，學習西洋文學，這也為他日後的創作，打上了西方戲劇的烙印。
曹禺先生是位戲劇天才，23歲的他便創作出處女作《雷雨》，這部話劇情節扣人心弦、語言精煉含蓄，人物各具特色，是「中國話劇現實主義的基石」，也是中國現代話劇成熟的里程碑，一時間，街頭巷尾都在談《雷雨》，而1935年的《日出》，更是讓曹禺的聲名如日中天。
抗戰前夕，曹禺的視線由都市轉向了農村，他創作出了話劇《原野》，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表現農村題材的作品，其闊大的場景及人物複雜的多面性，使得這部劇蘊含了極為深層次的意義，特別是該劇改編成電影後，更是深入人心。
抗戰期間到日本投降後，他創作了一系列話劇，如《蛻變》、《北京人》、《橋》，以及反映國統區民眾痛苦的電影劇本《艷陽天》，使得他的作品同現實緊密結合，開闢了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一片新天地。
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任院長，在繁忙的工作間歇，曹禺先生依然堅持創作，先後寫了《明朗的天》、《膽劍篇》及《王昭君》等多部作品。
1996年12月，曹禺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曹禺一生有三任妻子，不過，他的婚姻一直是為人詬病的，這倒不是因為其他原因，而是因為他的第一任妻子太愛他的，對他是一往情深，偏偏曹禺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軌，使得對方承受了一生無盡的傷痛。
曹禺的第一任妻子是清華同學的鄭秀，是他幾遭拒絕，百折不撓，歷經數年不懈追求方才成功的大家閨秀；但婚後不久，他便開始享受長達十年婚外情的甜蜜，
鄭秀因育有二女，堅持不肯離婚，兩人遂成分居狀態，直到解放後的1951年，精疲力盡的鄭秀萬般無奈地成全了曹禺，於是，曹禺同對他一見傾心的情人方瑞終成眷屬。
可惜的是，他們結婚之時，正值新中國開始各種運動之際，曹禺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二人在洪流中苦苦掙扎，在相伴了24年後1974年，方瑞服安眠藥過量而去世，至於是否有自殺的嫌疑，實在是不太好判斷。
鄭秀同曹禺離婚後，一直默默地愛著曹禺，時刻關心和惦記著他，也依然留存著復婚的企盼，然而，在方瑞去世後，曹禺並沒有回頭，他找到了新的伴侶，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玉茹，直至去世。
而一直等待他能回頭與之相聚的鄭秀，於1989年重病離世，她通過多個渠道希求能同曹禺見最後一面，卻始終未能如願，在人生的最後一刻，她呼喊著「家寶」的名字，含恨而終。
現在，很少有人提及曹禺的婚姻故事，這似乎與其享有的盛譽不是太般配，如果了解了這其中的曲折，大概是要大大拉低其印象分的。
同幾位與他齊名的劇作家相比，曹禺後來的創作似乎有力不從心之感，自他寫出《雷雨》後，便呈江郎才盡之勢，再無一篇能超越《雷雨》的作品，而且，就後來的影響力來看，他遠不如老舍，即使在他的強項上，老舍《茶館》的地位，也遠遠地高於他的《雷雨》。
曹禺是受「左聯」影響比較大的作家，但他又很糾結，寫底層民眾、同現實緊密結合，這些題材同他熟悉的生活，有著很大的差距，以至於看他後期的作品，都有著「遵命文學」的痕跡。
如果說，這是曹禺的悲哀，不如說是時代的悲哀，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將如他這樣的作家，引入了一個他陌生的胡同，創作軌跡被「腰斬」，因為，從他解放後的作品來看，都是迎合政治需求的宣傳品，而非真正意義上創作。
曹禺是大作家，也是新中國成立後藝術界的領導人，同如陳寅恪或沈從文這樣的大師相比，自然就有著一番別樣的「風景」，政治嗅覺的敏銳和緊跟形勢的堅決，是向上提升的先決條件，還需要無底限迎合的勇氣，如郭沫若。
只要是按照這要路走下去，可以不客氣地說，他們早已在世態風雨的浸淫下，異化為令人討厭的文化官僚，在這樣的狀況下，還指望他們能寫出高質量的作品，那真有些太苛求他們了，所以，曹禺能在那樣的情況下，還能有《王昭君》，有《明朗的天》，已是很不容易了。
當然，在那個人妖顛倒的日子裡，能夠如郭沫若那樣順風順水的人，也實在是鳳毛麟角，在絕大部分文人都受到衝擊的前提下，曹禺的運氣還不算太差。
他作為文藝界最早自我檢討標杆，自建國初期便一直公開地「批判自己」，每天都處於「覺今是而昨非」的狀態，卻依然未能逃脫「革命洪流」的衝擊，被安排當許多年門衛，當然，這比下放和「關牛棚」，還是要輕鬆了很多。
與那些堅持真理，一身傳統文士風骨的學者相比，曹禺的差距是相當大的，不知是他緊跟形勢的熱忱，還是被逼自保的無奈，在他揭發、批判和打壓的名單上，是一長串我們熟悉的名字，胡風、丁玲、吳祖光、蕭乾……
回看這一段歷史，你仿佛會看見一個陌生的曹禺，在我心中，他的「中國莎士比亞」桂冠，實在是有著高抬之嫌，因為，至少相比於老舍，他還是要差了一個檔次。
所以，當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參觀，經過他的專欄前時，只是草草地看了一下，完全沒有鞠躬的衝動，只是想起了一句話：「文人原本善良，但瘋了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