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英屬美洲殖民地像新英格蘭一樣背負了如此多的意識形態包袱。在美洲的發展過程中，新英格蘭同時還肩負了其他殖民地未曾有過的民族主義重擔。1620年，到達美洲的五月花號(the Mayflower）雖然只載了100多位移民來到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卻締造了一段神話，而這個延續至今的神話，恰恰就是起源於普利茅斯岩這樣一塊岩石之上。政治家羅伯特·溫思羅普（Robert Winthrop）在1867年寫道，五月花號「在每一個新英格蘭人的內心中都被奉為神物，一隊拓荒的朝聖者乘坐它來到這裡，並在美洲的海岸上確立了宗教自由的偉大原則」。和馬里蘭的建立如出一轍，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建立，如同它的命名所清晰體現的，同樣是源於英國本土的宗教分立。至少就宗教而言，在1620—1642年來到新世界的清教徒就是希望可以在這裡尋找到一個全新的、更好的英國。
清教出現在16世紀末期的英國，其信徒認為英國教會中的天主教組織和教皇制度是一種威脅，故而創立清教與之抗衡。清教運動從來都不是單一的、連貫的，更像是一面意識形態的旗幟。在這面旗幟之下聚集的信仰者，不論其理念是極端還是溫和，都共同堅持這樣一種信念：英國教會應該和新教改革倡導的神學教義更加緊密地結盟。
在新教改革的領導者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看來，一個人的靈魂註定只有兩種結局：得到拯救或永世受難。這些人要想獲得救贖，就必須成為上帝的選民（God's elect），也被稱為「有形的聖徒」（Visible Saints）。因為人具有主觀能動性，所以清教徒相信，就算上帝已經預先指定了一個人的最終命運，也還是可以通過努力獲得愉悅成功的生活，就算這樣做未必能獲得永恆的祝福，也還是有可能扭轉局勢獲得救贖。
對於一些英國清教徒來說，教會改革看起來確有可能；但是對於那些在1620年到達科德角半島的清教徒來說，教會的腐敗已經蔓延甚廣，所以他們不再指望改革教會，而是試圖與之一刀兩斷。那些分離主義者，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清教徒前輩移民，在1608年便離開了諾丁漢郡的司寇比，來到了荷蘭萊頓。十幾年後，他們回到英國，只為了從那裡向新世界進發。在幾次不成功的嘗試後，他們最終於1620年9月從南安普敦起航，向著目的地維吉尼亞進發。但是因為遭遇了一場冬季暴風雨，他們到達的地方要向北偏離許多，既不在維吉尼亞公司的管轄範圍之內，也與英國國王頒發的許可狀中標註的地點相距甚遠。但鑑於維吉尼亞公司尚且存在，他們的殖民地許可狀仍舊有效。這些分離主義者知道他們並沒有到達既定的目的地，也不確定自己從法律上講是否能占有這片土地。於是他們自己擬定了一份契約，即《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公約中約定了他們的組成。
一個公民政治體，是為了使我們能更好地生存下來並在我們之間創造良好的秩序。為了殖民地的公眾利益，我們將根據這項契約頒布我們應忠實遵守的公正且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並視需要任命我們應當服從的行政官員。
圖9描述簽訂《五月花號公約》的淺浮雕作品，位於普羅溫斯敦布雷德福大街。照片由彼得.惠特洛克拍攝。
《五月花號公約》是第一個試圖在美洲建立「公正且平等」的政府的書面文件，新英格蘭也因此與構成未來美國的其他殖民地區區別開來。但是，如果說建立一種政府制度的前提是需求的存在，那麼實際上，新英格蘭和距它向南約五百英里的其他英國殖民地並沒有什麼不同。換句話講，雖然遠離切薩皮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最初經歷幾乎就是詹姆斯敦那些殖民地的一個翻版。
殖民者起初遭受到來自土著的暴力威脅，但新英格蘭地區的土著因為一場傳染病的緣故，沒能對這些分離主義者進行持續的進攻。很多研究者認為這場流行病是天花，但也有可能是黑死病的某個變種。這場傳染病在1616—1619年使得科德角半島到曼恩一帶多達90%的土著居民喪生。對於英國人來說幸運的是，還是有些土著在這場毀滅性的疾病中存活了下來，因為乘坐五月花號來到美洲的殖民者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適應新英格蘭的嚴酷環境，在這一點上，他們和維吉尼亞第一批到達切薩皮克的殖民者沒有什麼區別。這種狀況不可避免，不僅僅因為這些移民都是持分離主義信仰的傳教士。事實上，這場由商人資助的殖民之旅和詹姆斯敦的事業一樣，都是為了謀取利益。因此乘客中還有一些裁縫、一個絲綢工人、一個印刷工和一個店主。但鑑於17世紀時「農民」這個詞就是指地主，以致於甚至是船上被指派去做農民的那些移民也不知道如何耕作。此外，他們也沒有掌握任何生存必需的實踐技能。正如殖民地的領導者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所說，在這個世界中，「沒有朋友歡迎他們，沒有酒館招待和撫慰他們飽經風霜的身體，沒有房屋可供他們休憩，甚少城鎮可以向他們提供幫助」[13]。除此之外，在17世紀，狩獵和捕魚都是貴族的特權。因而有一半的普利茅斯殖民者沒有等到第一年冬天結束就死去了，活下來的殖民者則被迫求助土著為他們提供食品來維持生存。
處在掙扎邊緣的殖民者幸運地遇到了兩個會說英語的阿爾貢金土著：一個是帕丟賽特人提斯匡托姆（Patuxet Tisquantum），殖民者習慣稱他為斯匡托（Squanto）；另一個是阿貝內基族人薩摩賽特（Abenaki Samoset）。
在分離主義者於1620年到達美洲之前，斯匡托曾被英國探險家托馬斯·亨特抓捕，帶去西班牙和倫敦住了一段時間。此前一年他回到家時，發現在自己離開期間，部落中的其他人都因疾病死去了。之後他見到了這些新殖民者，幫助他們與當地土著建立了友好的關係，而這些土著則幫助殖民者播種。他們之間的傳奇還不僅於此。次年，土著與殖民者為了感謝上帝的恩賜，共同舉行了慶祝活動。這一天後來成為美國一個全國性的節日，即感恩節（雖然這個節日一直到美國內戰期間，即1863年才確定為全國性節日）。從此後十年的經歷來看，這個歷經掙扎但終獲成功的殖民地也許樹立了一種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險的先驅。
普利茅斯傳來的報告鼓舞了另一群英國本土的清教徒，他們對查理一世治理下的英國教會感到絕望，在薩福克鎮律師、地主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的領導下，決定放棄眼前腐敗不堪的天主教舊世界，移民到新的聖經之國。
在另一家商業公司，也就是成立於1629年的麻薩諸塞灣公司的資助下，這些清教徒從英國出發，駛向麻薩諸塞。美洲歷史上所謂的「大遷移」（1629—1642年）也自此開始。這些人只是移民的先鋒隊，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有超過兩萬名清教徒來到美洲，形成了五個主要的殖民地：普利茅斯殖民地、麻薩諸塞殖民地、羅得島殖民地、紐哈芬殖民地和康乃狄克殖民地。在美國建國時最初的13個州中，有3個州來源於這些殖民地（地圖1)。
如果說切薩皮克早期殖民者被吸引到美洲主要是因為這片土地似乎可以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那麼對於清教徒來說，這枚硬幣的背面——美洲並不是一個新伊甸園，而是一片蠻荒之地——幾乎具有同樣的吸引力。未開化的土著和未開墾的土地固然令人不安，卻也充滿誘惑。對清教徒來說，他們完全準備好了迎接這個挑戰，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為虔誠的生活建立一個基準，也可以成為這個世界的一個範例。約翰·溫斯羅普借用《登山寶訓》（the Sermon on the Mount，馬太福音 5:14）中的話，在通往新世界和新生活的阿貝拉號上，向眾人進行布道。「我們必須明白，」他告訴這些人，「我們將成為一座山巔之城（A City upon a Hill）。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視我們。因此，如果我們所行之事違背了上帝的差遣，使他收回了賜予我們的幫助，我們就會成為整個世界的笑柄。」清教徒試圖實現聖經中的許諾，確保在上帝的光輝下創造的「世界之光」和「山巔之城」永遠不會被隱藏。溫斯羅普在海上的布道同時也充斥著對舊英格蘭的控訴，他認為舊英格蘭已然屈從於撒旦。他還激勵新英格蘭的殖民者去證明清教不僅是正直的，清教徒的這種選擇也是正確的，足以讓他們的敵人懊悔終生。
在社會和經濟層面，清教徒殖民地明顯比那些建立在切薩皮克的殖民地更穩定。在殖民者定居麻薩諸塞的第一個冬天，飢餓給他們的生存造成了極大威脅，但來自英國的補給最終幫助他們渡過了難關。這裡的生存環境更好，移民往往以家庭為單元，有時一個教區的全體教徒會整體遷移到這裡，這意味著清教徒有效地複製了英國本土的基本結構。他們在新英格蘭建立起一個白人社會，到了1700年，新英格蘭的人口增長至大約9萬人。因此，新英格蘭不必再專門進口女性，單身男性和孤兒的比例也小得多，女性至少在精神層面被認為是和男性平等的。在社會地位上，情況則不太一樣。實際上，為了確保社會穩定，殖民地實行嚴格的父權制度和宗教結構。這種結構既有包容性，又有排他性。上帝是教堂的首領，教堂又是社會和家庭生活的核心，男性則是家庭的領導者。溫斯羅普在書信中如此總結這種安排：「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小的國家，一個國家則是一個大的家庭」，因為「一個家庭註定不能取悅所有來客，同樣道理，一個國家也不可以。」在馬里蘭，立法事務由一人決定。在維吉尼亞，負責立法事務的總督由維吉尼亞公司任命，維吉尼亞公司倒閉後，則由英國國王任命。新英格蘭的立法制度與這兩個殖民地有所不同。清教徒基於最初的許可狀建立了殖民地，許可狀的解釋權屬一個普通法庭和一名選舉出來的總督所有。不過，這種制度和我們今天理解的平等或民主並不一樣。雖然清教徒傳頌的新教教義鼓勵個體對於聖典的解釋，但這已經是清教徒殖民地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個人主義了。對於一個生活在宗教不寬容的世界中的人來講，清教徒所創建的新世界並沒有顯著的區別，這裡同樣不會容忍差異和爭執。但是，這兩種情況自然都會很快出現。
既然允許個體對於聖典做出自己的解釋，便不可避免會產生對於「山巔之城」的不同理解。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的宗教信仰很少遭受撼動，直到1631年，一個與溫斯羅普觀點大相逕庭的牧師來到這裡，他就是羅傑·威廉士（RogerWilliams）。
比起馬里蘭殖民地的卡爾弗特來講，威廉斯在強調宗教自由方面走得更遠（他在名單中加入了猶太教），尤其支持教會和任何國體嚴格分離。在之後的一份出版物中，他將他的信仰表述為「上帝並不需要任何公民國家制定或強制一個統一的宗教」，威廉斯的這一立場從側面否認了清教徒擁有任何特殊的宗教指令。而溫斯羅普卻認為他們是被特別選定的一群人，與上帝簽訂了一份「契約」。[16]於是，這種觀點使威廉斯很難再在麻薩諸塞灣繼續待下去。他在羅得島建立了一個新的殖民地。如同馬里蘭殖民地收留南方的宗教異見者一樣，這個殖民地也成為北方各個宗派異見者的避難所，而且比馬里蘭更具包容性。
僅僅隔了幾年，在1634年，清教權威就遭受到了來自安妮·哈欽森（Anne Hutchinson）更加猛烈的挑戰。她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於麻薩諸塞清教首領的反對，並導致了我們現在所知的「唯信仰論危機」。1637年，在審訊哈欽森時，溫斯羅普指控她「在我們接受教誨時說出有損於教會和牧師的異端言論」，溫斯羅普接下來的話透露出清教徒對於性別關係的一些理念，「你因在自己家中私自集會而被最高宗教會議判為有罪，在上帝眼中，這一舉動不可恕、不合宜，也與你的性別不相稱」。哈欽森被宣判為「一個不適合我們社會的女性」、逐出麻薩諸塞，從而也來到了羅得島。
溫斯羅普的「聖經之國」在前十年中一直遭受批評，很多人認為他對自己的人民不夠寬容。而新英格蘭雖然看起來比切薩皮克穩定得多，但這種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錯覺。對於宗教問題的處理方式讓新英格蘭與其他殖民地區別開來，卻也同時使它飽受折磨。在其他方面，這些看似走向不同極端的英國殖民地之間的相同之處遠遠多於不同之處，這點在他們與阿爾貢金土著的關係上尤為明顯。那些離開麻薩諸塞去建立獨立殖民地的異見群體自然會變本加厲地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對於希望獲得上帝寬恕的清教徒來講，這也不是一個值得擔憂的問題。讓新英格蘭的土著徹底皈依基督教，本身就是他們的職責之這些「走入荒野的清教徒使團」並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救贖，還希望幫助他們眼中這些無知的群體。雖然讓土著皈依基督教並不是殖民地中最初幾十年的首要事務，但清教徒也獲得了些許成功。1632年的一封書信讚揚了他們「與印第安人慈愛、公平和善意的交易」，印第安人對清教徒產生了「熱愛和敬佩」之情，也因而對英國人表現出明顯的遵從。然而，這種「明顯的遵從」是有限的，並不適用於新英格蘭地區所有的土著部落。
例如，佩科特部落在1637年攻擊了康乃狄克殖民地附近的居民，白人殖民者和他們的納拉干族同盟也對此展開了全面而殘忍的反擊。他們攻擊了位於米斯蒂克的佩科特村莊，屠殺了那裡的大部分居民，再把倖存者賣到了加勒比海為奴。
從當時一份參與屠殺的清教首領的記錄中，可以清醒地洞悉到那時占主導地位的白人思維模式。「看到他們在火海中煎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威廉·布雷德福回憶道，「同樣恐怖的是，血液匯流成河並且凝固起來，散發出一股惡臭。」儘管如此，布雷德福仍舊認為這場屠殺和之後對於佩科特人的清洗是一種「甜蜜的犧牲」，也是上帝支持清教使命的一個例證。康乃狄克軍隊的首領約翰·梅森（John Mason）讚美這場屠殺「是上帝的行為，在我們眼中它非同凡響！」除此之外，溫斯羅普在之後寫給布雷德福的信中也表達了這樣的期望：這場屠殺再次證實了佩科特人和「其他所有印第安人」一樣，都是白人殖民者「共同的敵人」。就連遠在500英里之外的切薩皮克的愛德華沃特豪斯恐怕也會認可這一觀點，毫不懷疑地表示同意。[19]然而，這種觀點雖然擁護者眾多，但也不是沒有例外：約翰·埃利奧特就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反對意見，於1650年在內蒂克建立了第一個由土著基督徒組成的「祈禱之鎮」。至少對埃利奧特這樣的一些人來說，他們在讓阿爾貢金人皈依基督教、理解阿爾貢金社會的過程中雖然有著文化帝國主義色彩，卻並沒有帶著明顯的種族敵意。可惜的是，像埃利奧特這樣的例外實際上卻是從反面證明了土著與英國人之間的關係法則，而這種法則絕不只適用於新英格蘭。
事實上，對於新世界土著居民的恐懼與公開的蔑視都是一種黏合劑，將普利茅斯和麻薩諸塞灣等殖民地團結在一起，這也成為17—18世紀初期英屬美洲殖民地的一個典型特徵，然而幾乎所有的殖民冒險行動提出的至少部分理由正是讓「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與前述特徵存在明顯分歧。不過，這種特徵放在17世紀大西洋世界的普遍殖民現實背景下並不算特別出格。儘管英國為自己的殖民行為辯護時經常提及的另外一個理由就是它和西班牙不一樣，不會使用殘忍的破壞手段，而是要採取溫和的建設性殖民策略，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帶上了這種特徵。清教徒紛紛向美洲遷移，自我標榜要建立一個「山巔之城」，緊接著又誕生了「美國特殊論」（Americanexceptionalism）。這一頗具影響的神話延續至今，但事實上，新英格蘭殖民地並沒有太多例外之處，更談不上具有任何清晰的美國特徵。無論是弗尼吉亞還是麻薩諸塞，殖民世界都與英國聯繫甚密。尤其對於新英格蘭而言，它擔憂的不是「全世界的目光」，而是拋在身後的那片土地上人們的注視。他們的許多信件都是寄給遠在英國的朋友和家人的，他們在信中的描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這場殖民冒險。在倫敦，他們出版了自己在美洲的所有經歷，其中既有鼓舞人心的成就，也有悲慘痛苦的遭遇。他們把自己寫進了未來美國的歷史中，卻讓佩科特人從歷史中消失。
從這個角度講，至少在清教徒的內心，他們的使命感的確將他們與其他殖民冒險者區分開來：在維吉尼亞和馬里蘭殖民地，貿易和菸草成為主旋律；在馬里蘭殖民地，宗教寬容的法律更多是為了建造一個避難所，而不是布道堂；在賓夕法尼亞殖民地，貴格會和其他脫離英國國教的組織也只是希望找到一個安全之所，來信仰他們的宗教。新英格蘭殖民者與他們在精神層面最為接近的鄰居——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分離主義者們也仍然有所區別。在普利茅斯，進發新世界的朝聖者僅僅希望可以逃離舊世界的腐敗，而並沒想過要為舊世界樹立榜樣。清教徒不僅希望建造一個「新」英格蘭，還相信一個新的耶路撒冷會在新英格蘭誕生。從他們的角度看，美洲是一片應許之地，他們則是被上帝選中的人，但在這其中怡恰有一個問題：在一個如此沉迷於天啟的民族眼中，危險無處不在，撒旦四處潛伏。同樣，一個民族若是害怕一位女性布道者，例如不能容忍瑪麗·戴爾（Mary Dyer）的貴格會異教信仰，以至於將她處死，那麼自然就不會將阿爾貢金人視作平等的同類，更不會覺得他們對阿爾貢金人的殘忍有任何問題。新英格蘭殖民者正是這樣。新英格蘭社會為他們的擔憂提供了綽綽有餘的理由。對於清教徒來說，土著僅僅是他們肩負的另一個俗世考驗。
這一切並不全是溫斯羅普計劃的那個樣子。他曾這樣設想：即使這片土地不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也一定是一片有用的閒田。正如溫斯羅普所說：「上帝已經用一場偉大的瘟疫毀滅了土著人，於是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沒有居民。」他稱之為「無主土地」。[20]即使上帝沒有消滅所有的土著人，這也不是最主要的問題。真正的挑戰來自這片土地本身，來自這個新世界的環境本身。清教徒如此自信地想要在這裡確立他們的權力，而這片土地卻看起來給他們帶來了災難。清教徒想在這片土地上尋找自我，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信仰，以及這種信仰所造就的身份都遭受到撼動，也都面臨著共同的挑戰。殖民地的領導者擔心這種挑戰將會侵蝕「山巔之城」的根基。聖經之國的實驗進行了20年之後，教會成員的數量停滯不前。當然，正式成員僅被限定在那些進行了公開皈依儀式的「有形的聖徒」中，但公開皈依的人卻越來越少。到了17世紀中葉，麻薩諸塞殖民地教會已經在「可見聖徒」的標準方面做出了妥協，允許上帝選民的後代接受洗禮，但這種不穩定的妥協立場讓很多人感到不滿。於是，1662年，教會創立了「半路聖約」（Half-Way Covenant）制度，允許第一代殖民者的孫輩保留教會資格。而這個決定帶來了預想不到的後果。
半路聖約的出現不僅回應了殖民地信仰的動搖、出席教會活動人數的下滑，同時也回應了清教徒從英國帶來的傳統的社會和家庭網絡所造成的緩慢的侵蝕。在新英格蘭出生的一代人，長大之後出於經濟獨立和社會地位的考慮，想要獲得自己的土地，這樣一來，在血緣和精神層面親密的社會結構自然會因此消解。雖然殖民地最初做出了一些管理土地的嘗試，希望可以避免人口過於分散，同時也更好地防禦阿爾貢金人的進攻，但這些措施並沒有徹底解決人口增長導致的需求增長。當時，新英格蘭地區的人口增長絲毫沒有受到切薩皮克那種大規模流行病的威脅。最初，殖民城鎮的規模一般在50—100平方英里，最中間是一個教堂，四周環繞著公地，用於放牧和種植莊稼（概括說來，就是圈地運動之前英國城鎮模式的一種變體）。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公地已經變成了規模在100—200英畝的屬於各個家庭的私有財產。當然，伴隨私人財產而來的是一種更加個人主義的觀點，這也是早期清教徒最為擔心的事情。人口分散和個人主義的勃興，以及伴隨個人主義而來的更為世俗的觀點，都會使人們不可避免地放棄了清教徒「來到這片荒野」時所秉持的最初信念。荒野已被馴服，信念也便消除。
信仰並非不戰而棄。特別是在實行半路妥協的政策之後，清教牧師們愈加關注教眾的道德和精神弱點，並使用所謂的「聲討輓歌」斥責了教堂會眾。但這一做法實際上幾乎從殖民地最開始便出現了。早在1642年，總督布雷德福就已經指出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道德衰退，「醉酒」、「未婚男女之間的荒淫行為」，以及一系列難以開口的可怕事物逐漸興起。布雷德福認為，所有一切「使我們悲嘆不已，想到這些腐敗的本性我們就會感到恐懼和焦慮」。究其原因，按照布雷德福的說法，一方面源於魔鬼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在於清教徒偏愛通過「適當的探究、調查」來揭露這種過失，並「給予適當的處罰」。然而，比道德衰退嚴重百倍的，是一些全然拒絕清教徒使命的行為，這些行為在今天被稱為大英帝國背景下的「土著化」。這並不僅僅是新英格蘭面臨的問題。背叛白人社會並接受阿爾貢金人——或被阿爾貢金人所接受——都是犯罪行為。在康乃狄克殖民地，犯有此罪的人將會遭受強迫勞役的懲罰；在維吉尼亞，則會被執行死刑。在切薩皮克殖民地和新英格蘭殖民地，殖民者都帶著不同程度的熱情同化「印第安」部落，但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過程居然會反過來進行。
資料來源:
《劍橋美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