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報導 記者 張妮 李予澈】編者的話：「名下有此書，身為中國作家，又去一憾也！」梁曉聲在新作《父父子子》的封底寫下這樣一句話。去年，以梁曉聲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人世間》感動億萬觀眾，《父父子子》則將目光投射到《人世間》的前50年，展現半個世紀的中華民族奮鬥史。在梁曉聲看來，《父父子子》比《人世間》格局更大，也更具歷史厚重感，但二者在精神層面有相通之處。「如果面臨更大的考驗如戰亂，也許《人世間》裡周家的孩子和周秉昆的哥們，都可能為我們的民族拋頭顱，灑熱血。」
74歲的梁曉聲近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坦言，他此後可能不再進行創作，各方面的狀態都不適合再寫小說了。「即使我再多寫出50萬字，多寫100萬字甚至200萬字，以作家一個人的能力和經驗，也不足以講完哈爾濱、東三省優秀兒女的事跡，更何況全國。很多城市值得我們回憶的坐標還在那，但有時現代人漠然了，麻木了。我希望通過這本書，再次喚醒大家對那些英雄的敬意。」對或是封筆之作的《父父子子》，梁曉聲倍感欣慰。
一座城市的歷史坐標
長篇小說《父父子子》以哈爾濱高氏、紐約趙氏等4個家族四代人的命運為線索，串聯起20世紀30至80年代的宏闊時空：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抗美援朝的革命者，到首批墾荒拓野的「北大荒人」，呈現了國人和海外同胞異地同心的「雙城記」。小說最後，1984年四家人再團聚，父父子子，繼往開來。「本書寫了幾對父子，有一種代代傳承的含義，傳承的就是愛國主義情懷。」談到創作緣起，梁曉聲提及早些時候哈爾濱市委宣傳部給他寄去的一本厚重的《哈爾濱市編年表》。疫情期間，有一天他突然想看看這本書。編年表從清末開始寫起，裡面的主要歷史他大致了解，但寫得很細，每天的大事記都有記載。「在讀大事記時，我看到一些新內容，比如哈爾濱當年有一個口琴社，社長就是地下黨員、地下抗日青年，後來被殺害了。在歷史的字裡行間看下來會有一些感觸，就是在我們這代哈爾濱人的內心裡其實有一種英雄崇拜情結。」
作為哈爾濱人，梁曉聲的成長一直與抗日英雄們在這座城市留下的紅色文化遺產相伴。「我們有一曼大街、靖宇電影院、兆麟公園……走在市區，有人會告訴你這裡當時是趙一曼住過的醫院。我們也唱過由李兆麟等戰士作詞的東北抗日聯軍軍歌《露營之歌》——鐵嶺絕岩，林木叢生，暴雨狂風，荒原水畔戰馬鳴……這些都會在我們心中養成一種對抗日英雄的敬意。但僅僅這一個原因，並不能完全促使我拿起筆寫這麼一部書。」在疫情期間，梁曉聲已然感覺到世界局勢正面臨一種新的不確定性，中國的未來發展可能又要經歷國際壓力的考驗。他說，「我個人認為，現在應該是繼承先人們家國情懷的時期。因此，把這種感受和我對鐵血兒女的敬意凝聚在一本書里就變得很自然了。」
與梁曉聲的其他作品和大多數抗日題材作品不同，《父父子子》著重講述了紐約唐人街華人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家國故事。「之所以寫紐約唐人街，是因為那裡有一種意志。」梁曉聲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二戰期間，美國約有2萬多華人子弟通過參加美國的海陸空軍隊直接參加了二戰，大部分人都犧牲了。但這部分人在西方的記錄中被虛化了，好像他們從來不存在。「我始終在問自己一個問題：日軍的鐵蹄從中國的東北踏到華北、南方的過程中，海外華人到底是什麼感受？他們認為中國和自己是什麼關係？我查閱的資料里幾乎沒有相關記載。我要不斷去問從國外回來的朋友，再用自己的推測，構建出我臆想中的唐人街。」梁曉聲認為，即便一個中國人加入了美國國籍，如果知道自己的親人在國內遭受苦難，孰能無情？對自己的國家也是如此。這樣的推測是有依據的。1925年留學美國的聞一多，創作出著名的組詩《七子之歌》，將中國當時被列強掠去的7處失地比作遠離母親的7個孩子。「因此，紐約唐人街中一定有書中高坤小舅（趙世傑）那樣的人物。」熱愛音樂的小舅放棄了在百老匯吹奏薩克斯的機會，毅然加入「飛虎隊」投身太平洋戰場，最後英勇犧牲。「對紐約唐人街華人家國情感的呈現，以前的文學作品幾乎沒有涉及。我把它寫出來，算是做了補充，也覺得有一種欣慰。」
一個孩子的苦難
《父父子子》中，主人公高坤是哈爾濱商人高鵬舉和紐約華人趙淑蘭的兒子。高坤的一生經歷了很多苦難：眼睜睜看著父親、初戀情人被敵人殺害，感情深厚的小舅慘遭日軍虐殺……「小高坤所經歷的不是個案。抗日戰爭時期，在全中國，兒女們看著父母、親人被外族士兵殺害，父母眼見弱小的孩子被傷害而無力保護，這些甚至成為常態。我通過這個人物呈現一種歷史狀態，也是以個體的苦難去折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遭受的苦難。」梁曉聲經常被問到對苦難的認識，他一直強調自己沒有經歷過苦難。「我認為，只有像高坤這樣的孩子經歷的才叫苦難。我們這代人經歷的只不過是窮愁，二者是有區別的。我們不能忘記苦難，它是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他由此談到白俄羅斯女作家創作的紀實文學《我還是想你，媽媽》。作家經歷了納粹德國進攻白俄羅斯的過程。小小年紀的她躲在一個地方，親眼看到母親被殘忍地殺害，她後來採訪的都是這樣的孩子。「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我們從理性上主張，不論一方對另一方造成了怎樣的傷痛，受害方都應該從傷痛中走出來。但如果完全走出來，恐怕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對我們造成傷害的一方要有懺悔的表示。如果那一方一直不懺悔，拒絕承認甚至還要洗白，還想作惡，你能走出來嗎？」這也促使梁曉聲在小說中加了一章本不想寫的內容：高鵬舉和兒子在唐人街與死不悔改、還繼續宣揚侵華光榮的日本人打了一架。「也許有人會說，70多歲的老人還好淺薄、好憤青，能不能深刻一點。但其實跟這沒關係，我就是突然爆發了一種憤怒。現在還不是忘卻的時候。」
一個有筋骨的好人
梁曉聲筆下的壞人形象很少。除了被譽為 「知青文學第一人」，其作品也被稱作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好人故事」，而他也在多年前提出「好人文學」的概念。在梁曉聲看來，文學是時代的鏡子，文學要反覆不斷建立人性正能量的價值。這樣的作品多起來，對現實生活也會有好的憧憬。「和平年代，做個好人應該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要求，可以使社會多一些溫度，但做好人的前提首先是有筋骨。一個軟塌塌的、無是無非的人怎麼能成為好人呢？當然，《父父子子》不能僅僅算好人文學，在國難當頭、家將不家的情況下，僅僅做好人是不夠的。」
從創作的理性上，梁曉聲並不排斥文學作品、影視、戲劇著重寫一個反面人物，《了不起的蓋茨比》《教父》《美國往事》中都有這樣的人物。「但如果只是宣揚人性有多壞，是非常錯誤的寫作理念，純粹是博眼球而已。關於人性的深刻性早在希臘神話里就寫到極致了。如果文學作品對人性惡的呈現沒有反思就毫無意義。」梁曉聲說，他提出「好人文學」的概念是受俄羅斯早期一些著名作家、評論家提出的「新人文學」的影響。他們在所處的時代看到了貴族子弟的頹廢、糜爛和無所事事，所以提出要為俄羅斯塑造新人，貴族青年應該成為國家的棟樑。「《安娜·卡列尼娜》就寫了沒事可做的貴族群體，那種不負責任的愛情遊戲成了他們的日常。托爾斯泰覺得這是不可以的。這也是他後來寫《戰爭與和平》的重要原因。」
「我所讀的優秀作品中，好人都是主要角色。」梁曉聲舉例稱，《戰爭與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在俄法戰爭沒有發生之前就是好人，體現為自律，為他人著想，對社會其他階層有悲憫之心。戰爭爆發後，他帶著有病之軀上前線指揮，但一到前線就得了瘧疾，死在前線。而他的弟弟，一個少年，是死在戰場上的。「因此，我們發現，在和平年代有筋骨、有溫度的好人們，在家國受到威脅的時候，自然而然成了保家衛國的人。有人問我，《人世間》裡寫周秉昆和他的哥們有什麼必要？他們身上的亮點究竟在哪？其實，他們表現的是百姓之間的情義，如果面臨更大的考驗比如戰亂，小人物的情義就可能成為家國情懷。在抗日隊伍中，有名有姓的英雄背後是無數無名的人物，他們絕大多數是普通人。」
一個需要誠實回答的問題
《父父子子》中，梁曉聲有很多喜歡的角色。「我很喜歡小舅和他的戀人阿黛，也喜歡高坤與老黑人馬丁由音樂結下的友誼。還有協助高鵬舉進行抗日工作的幾個年輕女孩，她們都很小，但已經歷過戰鬥，有了信仰，知道紀律，跟和平年代的青年是不一樣的。」有人為這部小說寫了一篇評論，題目是《看風吹雨打處別樣情濃》，梁曉聲深以為然。「我不覺得這本書只是鐵血，也有別樣情濃。在特殊年代的情愫是很寶貴的，這也恰恰是我傾情去寫的部分，比如小舅和阿黛告別的時候，在廢墟上跳舞、吹薩克斯的情境，一定是我把自己帶入、傾注感情去寫的。」
談及古稀之年的創作心境和中青年時期相比有什麼不同，梁曉聲的回答是，「恐怕最重要的東西是沒變的。我的長篇小說大都在寫青年，《知青》《雪城》《年輪》等作品中都有我心目中好青年的形象。當然，因為年代背景不同，好的表現也不同。我在寫那些可愛青年的時候，創作感受是愉悅的。如果再有來生，和這些青年在一起，是一件幸運的事、愉快的事。」
不過，《父父子子》這部作品也讓梁曉聲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我30多歲就已成名，身上一直有忽大忽小的光環，很容易飄起來，想像自己很了不起，是個人物。當人處在這種想像中回望歷史時，優秀同胞的形象會離他越來越遠。而真的回到歷史中重新去看，心中就會油然而生對先烈的敬意。只有敬意產生才能擺正自己在社會的坐標。這時進行創作，就會懷著一種謙卑、虔誠的感情。」因此，創作《父父子子》的過程讓梁曉聲受了一次洗禮。他經常問自己：倘我還年輕，倘我處在那個年代，我能做到像筆下人物那樣嗎？我能做到像歷史中真實記錄的人物那樣嗎？「要誠實回答的話，自己給出的結論不一定是肯定的。那需要多大的義勇？連魯迅都說，他干不來革命那件事，因為他覺得自己做不到。我也是在和自己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