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驤 | 這個「戴著怪帽子的老頭」,是中國昆蟲學和分類學永遠佇立的界碑

成都科協 發佈 2024-01-20T01:54:16.110715+00:00

1988年1月,在去往醫院的車上,陳世驤老先生帶著對《動物志》工作的牽掛,永遠離開了。這一干就是六十多年,成為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和動物研究所的籌建者和首任所長,也是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名譽所長。


1988年1月,在去往醫院的車上,陳世驤老先生帶著對《動物志》工作的牽掛,永遠離開了。

1934年,陳世驤從巴黎大學博士畢業後,受聘於「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投身於昆蟲學事業。這一干就是六十多年,成為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和動物研究所的籌建者和首任所長,也是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名譽所長。

他發表論文和專著約185篇(部),發現昆蟲新種700多個、新屬60多個。1975年總結了「又變又不變」的物種概念。其代表作《進化論與分類學》一書同時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和1978年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獎。《中國動物志·昆蟲綱鞘翅目鐵甲科》獲1985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在中國昆蟲學和分類學的歷史界碑上,永遠刻下了他的名字。

圖為陳世驤先生

「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人要像稻穗一樣,飽滿的彎著腰,空癟的才揚著頭」

《農政全書》中載:「惟旱極而蝗,數千里之間,草木皆盡」。

但在今天,已經很少聽到饑荒的發生,我們甚至很少能體會到飢餓的滋味。更遑論蝗災。

時間倒回1953年,新中國爆發了第一場蝗災。

陳世驤生長在嘉興,自幼便目睹了蟲害過後農民顆粒無收、衣食無著的慘狀。其父陳志鞏是當地治螟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經常在家裡談論水稻蟲災、科學治蟲等。在這種氛圍下,長大後的陳世驤也走上了治蟲報國的道路。

蝗災爆發後,陳世驤心急如焚,立刻組織相關科研工作者「迎戰」。

他的學生楊星科回憶,「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具體工作,卻是制定全局規劃,在幕後運籌帷幄的那個人」。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針,牢牢地立在那裡,統籌全局,平定風浪,穩定人心。

最終,經過多方的辛勤鑽研和同心協力,這片土地上綿延了數千年的噩夢終於結束了。

這項偉大的功績,在1959年被毛澤東主席總結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農業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的兩大成就之一,並獲得了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後的獲獎名單上並沒有陳世驤的名字。

陳老卻認為,具體工作都是大家做的,自己並沒有做什麼,別太把自己當回事,「關鍵是要把事情做好,圓滿完成任務」。在他看來,人要像稻穗一樣,飽滿的彎著腰,空癟的才揚著頭。有內涵的人,一定是埋頭做事。

與往常一樣,陳先生還是坐在他的書桌前,飲一口茶,又深深地沉醉於昆蟲的世界。

「是以人情為先,還是以能力為重?」

陳世驤院士年輕時的模樣,只能在他與謝蘊貞女士訂婚時的紀念照中窺見。彼時陳先生正在法國學習水生動物,謝先生學習昆蟲。

1933年1月15日,在巴黎,身穿黑色西裝、打著花紋領帶的陳世驤與身穿旗袍的謝蘊貞在照相館拍攝了訂婚紀念照。兩人側身站立,陳先生的嘴角微微翹起,眼睛裡散發著光芒。

詞學家龍榆生還曾寫詞來祝賀這對眷侶:「閒向水生觀物化,波浮儷影雙雙。同衾元自出同窗。愛苗滋絕域,新詠譜高腔。曾是經年陪笑語,為傳佳話樁樁。慧心能使眾心降。茂漪精筆法,夜課剔銀釭。」

回國後,居住在中關村特樓的兩人,是樓里少有的「夫妻科學家」,也是上下級關係。

據昆蟲學家蔡邦華回憶,謝蘊貞女士是個心直口快的人。60年代初,她曾向陳世驤抱怨,自己參加工作以來就沒有提過級,這次無論如何也該輪到她了。但陳世驤拒絕了,「僧多粥少,名額有限,我先提升了自己的老婆,如何服人?」

這上下級,一做就是幾十載。直到退休,這位在法國留學多年的女科學家仍是副研究員。

陳世驤心裡清楚,這虧欠了謝先生。但他說,「當了所長就要為全所考慮,自己的事,就不能多想,這樣才能使人信服,才能辦好所」。

1953年3月,陳世驤(前排左2)來北京出任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所長與該所同仁合影。「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1964年,陳世驤倡導推動「中國動物學會」和「中國昆蟲學會」聯合創刊《動物分類學報》,並任主編。1979年,陳先生決定辭去《分類學報》主編的職務,讓年輕人擔當。但在考慮接班人這個問題上犯了難。是以人情為先,還是以能力為重?

陳先生經過思索,認為「事情絕不能從個人關係來考慮」,從工作出發,推薦了他認為比較合適,卻與他過去接觸最少的鄭寶珊作為接班人。

陳世驤對自己的工作也是要求「不近人情」。他的辦公桌上永遠有兩套不一樣的信封和郵票。一套「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做公用;另一套是自己私人購置,是回復民眾來信之用。

陳世驤認為,民眾的信是給他個人的。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書永稱讚陳先生,「人品好、威望高,有凝聚人才的號召力,也有謀篇布局的眼界格局,始終讓人心悅誠服」。

就這樣,這個「所長」——從昆蟲研究所到動物研究,一做就做了近30年。

1979年,陳老在入黨申請書上激動地寫下了幾句話:「科研老卒,意在過河;生命不已,壯志難磨;涓流雖小,積少成多;晚霞萬里,照澈清波。」

「有了一流的人才,才有了一流的工作」

陳受宜追隨父親的腳步走上了生物學的崗位。

一日,陳受宜的同事向她形容陳先生,說:「上下班常見一老頭,頭戴一頂怪怪的黑毛線帽,身穿中式棉襖,外加一件皮背心,人家說是個學部委員,原來是你爸」。

「那個戴著怪帽子的老頭」卻不在乎:「人生而平等。不管坐到什麼位置,都別把自己太當回事。」

而這個「不把自己當回事」的老先生,卻總是像一位敦厚的長者,將年輕人的處處「當回事」。每每有年輕學者前來求教問題或請他修改論文時,陳世驤總是不遺餘力提供幫助。有時改得多了,甚至修正了觀點。

陳世驤說,這是培養人才的一種方式。有了一流的人才,才有了一流的工作,才能趕超國際水平。

時至今日,王書永還清晰記得陳世驤對自己的教誨。

「世界上已知的昆蟲,還有一些目在中國沒有發現,其中蛩蠊目昆蟲在俄羅斯、朝鮮和日本都有,中國也很可能會有分布,更重要的是蛩蠊目系昆蟲綱中的活化石,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 陳世驤鼓勵王書永堅持探索。經過多年努力,王書永在長白山採到了我國第一頭蛩蠊標本。

為了讓發現儘快公之於眾,陳世驤專門給《昆蟲學報》手書了一封推薦信,希望文章能夠早日發表,填補我國蛩蠊目空白的歷史。

陳世驤的書櫃中藏有許多珍貴的原文書。五十多歲時他還自學高級生化,後來又學了分子生物學,甚至在生病住院時,還要委託他的子女到圖書館幫他借閱新期刊。陳世驤說,「一個生物學家必須掌握生物學的基本知識,了解生命科學的重大進展,才能開闊思路,想得更遠。」

1978年,陳世驤正在做昆蟲分類研究

「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動物學家陳宜瑜院士為了學習生物分類學理論,曾親自登門向陳先生借閱當時國內唯一的一本英文原著,兩人因此結下了深厚友誼。「此後凡出差北京我都要上先生家中,一是問候,更多的是求教,先生的睿智敏銳、誨人不倦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1987年冬,陳宜瑜院士赴英訪問前向陳先生道別,誰能料到兩個月後先生仙逝,一次告別竟成永訣!

1988年1月,陳世驤在去往醫院的車上離開了。再也聽不到陳先生擺圍棋譜的「嗒嗒」聲,聽不到陳先生搖晃著身子高聲誦讀《古文觀止》的書聲,再也聽不到陳先生哼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爽朗歌聲。

2000年,陳先生離開十二年後,做了一輩子副研究員的謝蘊貞女士也闔上了雙眼。

陳先生說:「生命來自海洋,讓我們回歸海洋。」遵從父母的遺願,陳家兄妹並沒有為陳先生和謝先生立碑,只有渤海的浪花帶去無限的追思。追隨父親的足跡,陳世驤的小女兒陳受宜為學生們營造寬鬆的科研環境,教導他們要求實、勤奮。「實驗有時候有好的結果,也可能沒有理想的結果。但無論什麼結果都是結果,只要做紮實了就好。」

他總說自己是個平凡的人,不要把自己當回事。但回顧陳老的一生,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先後參加過《中國動物志》《中國大百科全書》《動物分類學報》《動物學研究期刊》以及《中國科學》《科學通報》《昆蟲學報》和《昆蟲分類學報》等刊物的編纂工作。他為生物分類學理論的發展做了重要的貢獻,受到國內外廣泛讚譽。

在研究遺傳機制與分類事實時,陳世驤曾總結道:「物種是變的,又是不變的,變是物種發展的根據,不變是物種存在的根據,變是絕對的,是主要的矛盾方面,物種在又變又不變的矛盾中演變。」

變與不變之間,他在追尋科學真理的歷史洪流中,留下了世人崇敬的探索足跡。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家、中國青年報、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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