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淨，獨特，有一個浪漫的開頭。」伍迪·艾倫曾這樣描述他心目中的紐約曼哈頓。
事實上，至少對上世紀80年代而言，曼哈頓並不浪漫。1980年12月8日夜，約翰·列儂從紐約中央公園西路對面的達科塔公寓走到公園裡時遭人槍殺，仿佛是對80年代紐約的一個預言。
不友好的繆斯
紐約始終有中央公園的綠洲、高舉火炬的女神、林肯中心的交響樂、第五大道的蒂凡尼，站在倒映天光的玻璃幕牆摩天樓下向上看，脖子似乎總要被扭斷；中城的帝國大廈、克萊斯勒大樓、洛克菲勒中心的燈光徹夜不熄，上城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古根海姆美術館裡，總會有看不完的展覽，「世界十字路口」時報廣場上千塊絢麗奪目的電子廣告牌照亮城市上空——紐約這座「欲望都市」，始終狡猾而性感。
如果說曼哈頓上城是紐約歷史變遷和文化的見證，那麼作為這座城市發源地的下城，就是城市藝術策源地。如今，這裡既是金融和法律中心，也是各大藝術畫廊雲集之地，SOHO、格林威治、東村更是網紅街區，自有一種混雜的迷人氣息。而在上世紀80年代，在攝影師彼得·於亞爾的鏡頭中，它卻成為一個瀕臨破產、破敗不堪的巨型都市：他在1985年拍攝的《垃圾，紐約》中，如實呈現了下城空空蕩蕩的街道、成堆的垃圾與破舊無人的公寓——雖然華爾街的繁榮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的表徵之一，但從70年代末開始，深陷經濟衰退泥淖的紐約就徘徊在破產邊緣，中產階級陸續遷往郊區，將破敗的市中心留給尋找低廉住宅的新移民和藝術家群體。
曼哈頓下城的唐人街景觀 （視覺中國/圖）
「那是前朱利安尼時代，沒人介意你在擠滿了人的空間裡表演時用火作道具。」藝術家凱爾·德·坎普曾這樣說。紐約的廢墟和垃圾，對那些非主流藝術家而言，就像老朋友一樣熟悉。
「這開端於一場巨大的失敗之中」，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舉辦的「下城往事：1980年代的紐約藝術現場」展覽跨越2022年底到2023年初，策展人之一、親歷過80年代紐約藝術「現場」的卡洛·麥考密克回憶。越戰帶來的迷失、愛滋病的流行與隨之而來的歧視、經濟的衰退，讓美國社會在80年代一反之前抗議運動頻發的氛圍，迎來了一種「普遍的保守主義」：以里根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政客希望美國能恢復過往的榮光，傳統宗教價值與倫理道德試圖取代平權觀念、女性主義文化和性解放潮流，而現代主義的實踐已經失敗，就如麥考密克所言，「一切都在沒落之中」。
「沒落」的紐約已經頹敗不堪，抽象表現主義的幽靈還在下城的垃圾堆中遊蕩，而在被遺棄、被忽視的城市「真空」中，顯現出了新一代藝術家的非凡能量：在愛滋病危機、城市快速士紳化和消費主義高速起飛的背景中，紐約成為下城藝術群體創作的主題、布景與素材，他們在城市空間中塗鴉、在城市景觀中表演、用垃圾桶蓋作畫布，甚至用城中居民作材料；在紐約這座「繆斯之城」中，他們試圖超越現代主義者那些未兌現的允諾——當然，這位「繆斯」似乎並不友好。
敞開的自身
位於中央公園東南側的中央火車站，是一個人車川流不息的精美殿堂。上世紀60年代，這裡是夢露展示性感的櫥窗，70年代，超人在此盤旋飛翔，80年代，它化身羅伯特·德尼羅午夜狂奔的跑場，更是眾多紐約客落腳曼哈頓的重要一站。
1982年，從舊金山唐人街已到紐約10年的華裔—拉丁裔藝術家黃馬鼎搬到下城，以賣畫和充當夜間看守為生。他畫下《夏普和多蒂》，展現情侶身處搖搖欲墜的建築和碎石瓦礫之間，在廢舊沙發上相擁的溫情瞬間。這件作品被評論界認為提煉出了城市破敗景觀的精髓，並「暗示著新生的可能」。
「馬鼎的街角，即斯坦頓街和里奇街口，是猶太人、波多黎各人、亞洲人，毒販、朋克和占用空屋者的部落飛地，這種複雜的環境滋養了他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對話。」塗鴉藝術家亞倫·「夏普」·古德斯通說。
夏普和多蒂（1984年），黃馬鼎（1946-1999），由KAWS收藏 （黃馬鼎基金會與P_P_O_W畫廊（紐約）供圖/圖）
黃馬鼎的時代向前回溯百年，曼哈頓在老照片裡幾乎一覽無餘，但漸漸，我們從東側的布魯克林區和西側的新澤西，隔伊斯特河與哈德遜河，都再也看不到它的背面——下城沿河的金融區，越來越多的高樓遮住了它。而在高樓的「背面」，創造力從下城的四面八方野蠻生長起來。
從中央火車站，沿時報廣場延伸出來的百老匯大街斜向南下——陽光燦爛但空無一人的百老匯，曾讓作家約翰·多斯·帕索斯筆下《曼哈頓中轉站》的艾倫·柴契爾「覺得有種幸福的感覺在體內像火箭似的爆發出來」——就到了被稱為「西村」的格林威治村。在這個街區的白馬酒館，1953年秋天，迪倫·托馬斯一口氣喝下據說18杯純威士忌後酒精中毒死亡；他的名言「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似乎鼓舞了30年後的藝術青年們。
如今的格林威治，仍然被華盛頓廣場、紐約大學、畫廊、酒吧、咖啡館和餐廳填滿——華盛頓廣場南側，是「天才之家」洛布學生中心，德萊塞、歐·亨利、尤金·奧尼爾曾在這裡留下足跡；再向南，麥克杜格大街130號和132號，「小婦人」路易莎·M·奧爾科特曾居住於此……
格林威治之南，東西向的堅尼街將SOHO與翠貝卡分開，這裡都有著可愛咖啡館、小食鋪與精品店，更出名的是這裡高不過五六層、防火樓梯暴露在外的褐砂石建築，那些來自康乃狄克州的褐砂石，自從19世紀40年代在曼哈頓和布魯克林一帶被使用以來，每每在深秋時節為紐約帶來令人無法忘懷的濃郁猩紅印象，甚至濫用得被唾棄為「巧克力佐料」。
「巧克力佐料」至今仍然是紐約的名片，它也存在於黃馬鼎的作品中。百多年過去，磚牆外依然是曲曲折折的防火梯，住在其中的仍然是姿態萬千的紐約客。街區的路旁停滿汽車，安靜少人，牆面和郵筒上仍滿布塗鴉——那是來自80年代的藝術迴響。
紐約Soho社區牆外的防火梯 （視覺中國/圖）
70年代紐約市的削減預算，使得基礎設施破敗、犯罪率激增，394公里長的地鐵骯髒而危險，至今仍是人們心中無法更改的城市標籤。從1980年起，如帕索斯所言像「蘋果被擠軋進榨汁機」一樣進入地鐵的行人，隨處可見閒置廣告牌，它們引誘著凱斯·哈林的「瘋狂塗鴉」：他到處用白粉筆在地鐵廣告牌的黑紙上創作，一天甚至能畫40幅，同時不停地與警察周旋。那些長了腿的電視機、奔跑的白色小人，充滿過度旺盛的精力，被乘客們熟知，也讓警察為之頭痛。「你去地鐵里待15分鐘看到的藝術，會比你在畫廊待上一整天看到的更好。」哈林說。
「紐約是個能讓雪球滾起來的地方。在那裡，你不僅能在五年內開創一門藝術運動，還可以獲得畫廊支持。小年輕們早上還在給地鐵塗鴉，緊接著就能辦展。大千世界說的就是這兒。」藝術家富圖拉說。
無題（米老鼠 USA）（1982年） ，凱斯_哈林（1958-1990）_凱斯_哈林遺產，Artestar授權，紐約。 （私人收藏者供圖/圖）
今日是今日
「我穿過東村聖馬克廣場上濃重的迷幻氛圍，對已經開始的革命尚未做好準備。空氣中有一種朦朧不安的偏執狂味道，一股傳言的暗流，以及期盼未來的隻言片語。我只是坐在那兒，試圖搞明白這一切，空氣中大麻味很重，可能這就是導致我記憶恍惚的原因。我從一張我尚未察覺到的文化意識的密網中匍匐而過。」帕蒂·史密斯在《只是孩子》中這樣描述格林威治村以東，被格拉莫西公園、史蒂文生城、下東區和伊斯特河「圍」成的東村所發生過的「瞬間」。
「衝突層見疊出，無窮無盡，卻將我們所有人聯繫在一起」，這是黃馬鼎所記錄的下東區，在東村又何嘗不是此番景象。上世紀50年代，東村迎來自己最早一批藝術居民，德國人、猶太人、墨西哥人、義大利人，讓都市遊牧生活在東村、下東區、小義大利蔓延開來，30年間，「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朋克文化，奠定了東村的瘋狂、自負和蠢蠢欲動。
80年代初期，東村是曼哈頓治安最差的區域之一，然而正是幫派成員和毒品販子所製造的混亂與無序，給了年輕藝術家和許多獨立空間以無限可能——30年後，下城年輕人還在踐行著凱魯亞克式的生活方式。
「我們晚上熬夜，白天隨心所欲。那時的就業機會也不多——反正我們中沒有人想要一份真正的工作。但生活成本低廉，而我們有大把自由時間。」麥考密克回憶。被喻為愛滋危機和經濟貧困「戰區」的東村，給了藝術家迪安·薩瓦德以靈感——1982年，他在這裡開辦「平民之戰」畫廊。同樣在1982年，來到下城的「塔布！」（史蒂芬·塔什堅），一邊做洗碗、花藝等零工度日，一邊在作為變裝和朋克表演據點的金字塔俱樂部表演；阿奇·康奈利、肯尼·沙夫等人，以珠寶、閃粉、亮片和奇裝異服為夜總會而進行的創作，與80年代迅速發展的夜生活文化匯流——朋克、嬉皮士、詩歌、夜店、紋身……都是東村的文化標籤。
「人們總是問我：你為什麼要盛裝打扮？為什麼？為什麼？就因為今日是今日。」「塔布！」說。
紐約的屋頂景觀 （視覺中國/圖）
如今下城的藝術氛圍仍然濃郁，這裡還是先鋒藝術家工作室、咖啡館、風味餐廳、網紅復古商店的聚集地。包厘街兩側五六層的褐砂石建築，隨處可見老舊與破敗的痕跡，似乎在訴說著下城的往事；當代藝術新博物館則像六隻大盒子壘成一摞，站在它的露台之上，眼前是下城充滿年代感的街巷，遠眺則是金融區的摩天高樓——那些遮蔽了下城的地標們。
諸多藝術「痕跡」已經不復存在，但人們還會來到此地尋找那些逝去的記憶瞬間——這裡不僅曾有艾倫·金斯伯格與威廉·巴勒斯的高談闊論，吉姆·莫里森製造的「難聽」音樂，帕蒂·史密斯朗誦蘭波、布萊克、波德萊爾的聲音，還有同性戀、異裝癖、變裝皇后與嬉皮士的傳人——在落魄中保持頹敗的悲觀主義，但又異常倔強地探索著希望。
當年曾經歷了東村「輝煌歲月」的人們，至今仍會認為東村精神還在鮮活地綿延著，哪怕歲月悠悠，有些城中往事已經無法回頭。
從未到來的未來
從包厘街的地鐵站，輾轉到世貿中心科特蘭街車站，在2001年之前，從這個站點走出來的人們，會習慣抬頭尋找「雙子塔」以辨別方向。而在此之後，新建的世貿中心一號大樓和「歸零地」，讓這裡的氛圍與其他地方很不一樣。
東村也曾是個氛圍特殊的所在。1985年以後，下城已經從被遺忘之地變成了美國激進文藝復興的策源地，當年11月，《紐約時報》報導了東村的藝術空間因經濟和法律問題而被迫關張謝幕的消息：80年代後期，曼哈頓房租飛漲，藝術家、移民和工薪階層的社群岌岌可危。
屋漏偏逢連夜雨，愛滋病在此時肆虐開來。彼得·於亞爾1987年因患愛滋病去世，他拍攝過的迪安·薩瓦德也於1990年去世，還有羅伯特·梅普爾索普與凱斯·哈林；安迪·沃霍爾1987年死於手術失敗，而從街頭直接邁進一線畫廊的巴斯奎特，則在1988年因藥物過量而英年早逝——死時他只有27歲。曾畫下「如夏花般絢爛」的《鬱金香》的吉米·德薩納，1985年罹患愛滋，不久於人世前曾對好友說：「看著藝術市場蓬勃發展，人們卻紛紛死去，太痛苦了。」
「我是在為沒有能活下來的人而活。」「塔布！」說。自身即將消逝，又為了紀念已經離去的友人，藝術家的作品裡充溢絕望的狂歡。80年代末，黃馬鼎創作了描繪恐龍骨架的畫作《過時的生物》，在畫面之中，他構建了一座沒有天花板、全然不同於中央公園旁擁有恢弘空間和龐大館藏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幽邃的星河直接流淌在恐龍骨架之上，群星排布成抽象圖案，幻化成一張生長於下城廢墟並可以探引出前行路徑的地圖——它寓意了因疾病而消逝的生命與人們流離失所的狀態，也指向了80年代即將到來的消亡。
用寶麗來相機為哈林、巴斯奎特、沃霍爾拍照的馬里珀在1982年的羅克西俱樂部結識了同為「紐漂」的麥當娜，擔任《宛如處女》的造型師後，他和她，讓橡膠手鐲、十字架項鍊、錐形胸衣成為風靡全球的時尚——不過她仍然被門檻極高的達科塔公寓拒之門外。
麥當娜「每個人」（1983年），馬里珀（生於1957） （藝術家供圖/圖）
那些下城曾經的鄰居們，哈林、沃霍爾、沙夫、巴斯奎特……創作的黃香蕉、線框小人、會笑的糖豆、戴王冠的恐龍，在優衣庫的T恤上重新集合在一起，重新觸碰到大洋彼岸的人們。當「下城」的當代藝術進入「上城」，走入MOMA和古根海姆，成為西百老匯大街上設計師品牌店的靈感來源以及時尚產業的新主題，「下城」與「上城」二者南轅北轍的價值觀也在90年代以來的消費主義和大眾傳媒中被逐漸調和，而成為紐約都市記憶的一部分。
黃馬鼎看到了「80年代」記憶的後半部分——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彼時唯一的超級強國，比爾·柯林頓登台，向全球輸出美國文化模式——直到他於1999年，因愛滋病「走入了那個良夜」。
那是「從未到來的未來」。自此，下城所有的「喧譁與騷動」，全都被僅有111個街號、長約450米的華爾街所讓人聯想的「貪婪是好東西」所取代——而在華爾街與白廳街斜交的百老匯大道旁，那隻由義大利藝術家迪·莫迪卡創作的動感十足的公牛，仿佛已成為「金錢永不眠」的紐約圖景的唯一代言。
華爾街的公牛 （張亞萌/圖）
與生命衝撞
1955年秋，自舊金山赴紐約的張愛玲孤身一人，住在離華爾街不遠、聖三一教堂附近派街27號的「救世軍」單身女子宿舍，只不過如今早已芳蹤難覓。抵達紐約不久，她曾去中央公園以東的東81街拜訪胡適，彼時胡適為她的《秧歌》寫過序言。
感恩節時，她參加友人聚會，「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乾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的確，在下過雪的紐約夜晚，模仿成田美名子的漫畫《雙星奇緣》，在寒冷而溫暖的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前的滑冰場上欣賞華燈初上的夜色天際線，就能獲得張愛玲的同款心情，也能擁有「身處明信片一般的感受」。
夜色中的曼哈頓燈火璀璨，密集恐懼症患者切勿遠望；而從華爾街的銅牛向西南走即是哈德遜河畔的炮台公園。摩天大樓已在身後，河流和公園是這座布滿鋼筋混凝土的城市的「氣口」。在這裡可以欣賞到草地上很多「移民者」雕像，公園之中的柯林頓要塞在南北戰爭時期建成，亦是1855年至1890年紐約東岸的移民中心，800餘萬移民從這裡踏上美國土地，更在百多年後造就了紐約客多樣豐富的表情：中央公園裡戴著iWatch跑步的健身狂，麥當勞前坐輪椅的流浪漢，MOMA里席地而坐的小朋友，從時報廣場大屏下匆匆而過的上班族，地鐵里一臉嚴肅的布道者，證券交易所中大喊大叫的操盤手，以及曾經從唐人街買書回寓所的胡適——如唐得剛所言，「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
當然還有帶著圓圓眼鏡的凱斯·哈林、在華盛頓廣場閒逛的巴斯奎特，和不斷變換身份的辛迪·舍曼——他們在「使用」紐約的創作中，向後來人分享了對於那個時代的恐懼與希望。那些自由不羈的藝術實驗，成為20世紀末上演的藝術序曲中迴響至今的變奏，在瀰漫著迷失、死亡和虛幻的氣息的環境中迎來了屬於實驗精神的巔峰時代，就如麥考密克所說：「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紐約有一顆古老的心靈，即使孩子們並不總是知道她完整的歷史，他們也能感到城市的靈魂在大街小巷遊蕩。」
中央公園裡的草莓地以及人們紀念列儂的鮮花 （視覺中國/圖）
炮台公園以東，自南碼頭遠望，自由女神遠得像一根牙籤。從這裡乘船渡河，風大時浪頗有些急，凜冽寒風中，壯麗的曼哈頓島沉浸在河與海的環抱中，與密集的高樓，組成一幅下城的流動圖畫。
紐約無論何時，都在鼓勵甚至強迫人們與生命衝撞——直至生命的盡頭。中央公園西側的草莓地仍在紀念列儂。這絕非一個浪漫的開頭，而只是城市無可逃避的流動時間中的一瞬。對有些城市而言，流動的時間只是無情地拋卻過往，而紐約，哪怕它走得更匆忙，也在試圖挽住自己的舊日時光。
張亞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