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清明節強制加班，員工怒懟領導」一事持續引發網絡熱議，相關話題多次衝上熱搜榜。
勞動者不願加班又不敢不能拒絕怎麼辦？如何解決勞動者維權不夠積極、維權困難等問題？圍繞社會大眾關注的問題，《法治日報》記者進行了深入採訪。受訪專家認為，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嚴格的勞動監察機制，強化執法力度，建立完善投訴舉報和舉報人保護機制，加大企業工會建設和相關法治教育，合力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法治日報》4月7日）
《法治日報》報導還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去年3月以來，北京、山東、安徽、河南、廣西、青海、湖南、湖北、江西等多地人社部門宣布，集中開展為期兩個月左右的超時加班排查整治工作。
但企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企業，是地方提振經濟發展景氣指數、促成產業結構調整的抓手，也是納稅的「現金牛」，雖然，供職於這些企業的員工，也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人才、高層次人才，但稀缺性、可替代性顯然沒有前者高。
所以，如果出現超時加班現象，地方的有關方面能夠多大程度上主動啟動調查處理，糾正違法違規做法，這是很可疑的。因為對「現金牛」動手，雖然不至於像韓國政壇打擊財閥那樣有挑戰性，但地方官很可能會擔心招致傷害地方營商環境、投資環境的批評。想當年，不要說超時加班，就說勞動合同法的落實，經濟學家們可是喋喋不休了好久。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超時加班，尤其是那種發放了加班費的加班，造成的後果、傷害並不會當時體現出來，除非有員工恰好因為觸發嚴重疾病身亡，否則很多問題是延後出現的，比如員工的精神壓力、慢性病，所以對於企業也好，執法部門也好，並不是一個很容易捕捉的問題。但超時加班有時會被認為會讓企業承接關鍵訂單，可以幫助企業脫困、增長效益。
所以，只要某個地方要將上述問題的利與弊進行一個權衡，只要啟動了一個利益權衡的視角，員工就容易被無視了，因為弊不那麼容易展現，所以勞動監察部門要大展拳腳也不太容易。
也正是在這種思維下，勞動法框架下的其他很多條款，都陷入一個難以執行，或者不公平執行的境地。比如，企業要想辭退員工，又不想依法予以補償，就惡意將其工作崗位進行調整，在一個地級市的範圍內調整到最邊遠的任職地崗位，逼迫其主動離職。又比如，企業為了規避與員工簽署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就不斷調整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的主體單位（這些主體單位均屬企業下屬機構），其實依照勞動法，這些規避手段是無效的，但勞動法的實際執行中，這類運作往往得到了具體的庇護。
因此，專家所說的「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嚴格的勞動監察機制，強化執法力度，建立完善投訴舉報和舉報人保護機制，加大企業工會建設和相關法治教育，合力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確實都是很好的建議，但那實質上也是解決的是「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問題，卻無助於破解利益權衡思維下袒護企業、《勞動法》條文遭遇擱置的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