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的《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傅光明編注，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12月出版）收錄的是陳西瀅寫於1943年至1946年的日記和信件。其中涉及陳寅恪先生就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之事，為以前之文獻如《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等所未詳，可補之不足。
牛津大學自1876年（光緒二年）設立漢學講座，開始對中國文獻的搜集和對中國學術的研究。1935年第三任講座教授蘇慧廉（William E. Soothill）去世後，該職位一直空缺，發展也頗為慘澹。而本該1939年繼任的陳寅恪先生因各種原因，遲遲未能到職，實乃牛津大學漢學科乃至英國漢學界及中國學術界的一大期待。
關於當時英國漢學界的發展狀況，見陳西瀅1944年4月29日的日記記載：
會到了崔驥(少溪)。與他同到旅館，談了一小時。他是河北人，生在廣東，長在江西。在江西進中學，後入師大英文系。熊式輝送他來英。來此後靠賣文寫書，與B.B.C.寫廣播為生活。現在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他對於英國的漢學家，只有Waley與Giles還佩服。說Yetts不大懂中文，Edwards不是學者，Hughes不行。對於劍橋 Haron倒是佩服。
「Yetts」即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1878—1957），是1932—1946年倫敦大學中國藝術與考古學教授，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曾昭燏等都曾在其門下受學。不過夏鼐不能忍受其水平之低下，終究離他而去。
「Edwards」即葉女士（Evangeline D. Edwards，1888—1957），接替莊士敦為倫敦大學遠東系主任和漢學教授。「Hughes」即修中誠（Ernest R. Hughes，1883—1956），時任牛津大學中國哲學和宗教的「reader」，即待位教授，實際主持漢學系的工作（說到這個「reader」，筆者指出本書的一個誤譯。該書上冊的第156頁提到Edwards的助手「W. Simon是猶太人，Reader of Chinese」，即解釋為「西蒙，中文讀者」。「reader」按字面意思是「讀者」，但考慮到他是葉女士的助手，必須翻譯為「待位教授」。「W. Simon」即「西門華德」，1933年曾來過中國。而後來葉女士退休後，西門華德即接替了她的教授職位）。
「Haron」即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1939年從德國哥廷根大學漢學系來到劍橋大學，擔任漢學教授，是季羨林的恩師之一。他曾寫信讓季羨林來劍橋任職，但最終未能成行（大膽設想一下，如果季羨林帶著伊姆加德到劍橋任職，專心學問，必然會大放異彩）。看來，四位教授之中，讓崔驥最佩服的還是哈隆教授。
《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中最早出現陳寅恪先生，見1945年3月1日的記載：
十二時半崔少溪來。一會Hughes來。我請他們到香港樓吃飯。與他談寅恪翻譯唐書計劃。他說這計劃要成功，他們兩人外需有助手四人。牛津中文教授，年俸只七百鎊，當然太少，得增加到千二百鎊，與其他教授一樣。助手四人，每人年俸七百五十鎊。此外得有書記。種種一切，需有四千鎊。
牛津大學對原則並不反對，但是學校沒有款。此款得由Hughes去籌。他希望British Council出一份。Rockefeller Foundation出一份，助手一人用美國學者。孫科也說可出一份（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他又希望N.C.C. 出一份。他說他並未對人說寅恪有如計劃不成即不來英的表示。
他今天下午到House of Common與中國委員會談中英文化合作事。
從此我們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要出任牛津的漢學教授，主要從事《唐書》翻譯計劃。但這個計劃需要籌集一大筆錢才能正常運行，因此修中誠還在謀求中英美三方面的支持。
陳寅恪先生
陳西瀅5月12日的日記提到他去拜訪大病初癒的修中誠，後者已經被任命為acting professor，即「代理教授」。這一天的有關記載如下：
雪橋說他聽 Hughes說下年 British Council所請的除了章之汶外，有韋卓民、沈有鼎、孫毓棠及邵循正。後四位都是 Hughes 所推薦。Hughes要他們來，大約為了可以幫助他。卓民及有鼎是哲學，孫、邵是歷史。Hughes 很活動。已與幾個學院商量定了容留他們去住。
翻譯唐書事，原則已通過，但得設法籌錢。Vice-chancellor已允出名向外募捐。大約想打 Lord Nufied的主意。
與3月1日的記載合併來看，翻譯《唐書》計劃已經獲得通過，邀請參與該計劃的訪問學者名單也已經提交。至於陳寅恪教授在該計劃中擔任什麼角色，則可見5月26日的日記記載：
七時半到Kinpsley Theatre訪Hughes夫婦。在旅館吃飯。
飯後在客廳與他談話。對於寅恪來英問題討論甚久。他說翻譯唐書計劃正在進行中。如寅恪不能來則計劃取消。我說寅恪來不來，當由他回已來信。我的消息，不能作為正式通知。他說寅恪如不來，則牛津大學將很失望，對於中國教授的計劃，是一大打擊。所以最好是寅恪至少來二年，將計劃大綱弄好，便可讓別人繼續進行了。可是如來二年，則來回川資數目極大（如全家來，來時至少千鎊），學校不易擔任。(學校過去請教授，向不供給旅費。來後租房購買家具等等，所費也不資。如僅住二年，也極不上算。可是牛津當局現在相信寅恪，如他不來，則唐書計劃必不願實行。
牛津大學當局對聘請陳寅恪來主持翻譯《唐書》計劃抱有很大期望，而如果陳寅恪不能來牛津就職講座教授，則牛津會取消這一計劃。修中誠的意思是，即使陳寅恪不能來牛津擔任漢學教授，至少來此兩年，弄個計劃大綱也好。這就是牛津對陳寅恪的角色定位。
由於「二戰」的結束，陳寅恪先生等的赴英計劃最終得以成行。據《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卞僧慧纂，中華書局2010年版）的記載，1945年9月21日，陳寅恪先生協同邵循正、孫毓棠、沈有鼎等乘飛機赴印度轉英國，10月抵達，隨即進醫院治療眼疾。可惜的是，《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1945年9月14日至1946年2月24日並無日記，我們也就無法從他筆下得知陳寅恪在英國的具體行蹤。
程美寶教授在《陳寅恪與牛津大學》（《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利用1935年至1947年間牛津大學有關聘任漢學教授之檔案文件，詳細敘述了牛津聘任陳寅恪一事之來龍去脈。她提到陳西瀅1945年12月31日寫給牛津大學校長的一封信，內容如下：
我的朋友陳寅恪教授委託我轉達以下事宜：陳教授請我感謝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經動過兩次手術，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醫院留多久。事實上，他並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夠完全恢復視力，不過，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復視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較大量地閱讀，還需要至少兩至三年的時間。所以，他決定，一旦他的身體狀況恢復到足以應付舟車勞頓，就會馬上返回中國。故此，他不得不謝絕接受牛津大學中文教席的榮譽。他為把這個決定告知你而深感遺憾，並且希望你相信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他覺得，只有儘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對大學，對各有關人士，以及對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
因為陳寅恪的明確謝絕，牛津大學於1946年1月21日正式公布陳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辭職不就漢學教授，英國為首次任命一個中國人擔任英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的計劃也就這麼終止了。
1946年3月初，時任中國政府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的陳西瀅到法國巴黎參加「第九屆公共教育國際會議」，在1946年3月17日的日記中記載了和候船回國的陳寅恪見面的情形：
下午四時去陳寅恪。遇到邵心恆、汪君等在那裡。後來子傑也來了。炳乾的船已經定了在二十二三號，寅恪不能同行。另有一船是於下月六號從Clasgow出發經過紐約，Panama去上海。同船有任起莘、趙惠謨等。
這裡的「邵心恆」即邵循正，「炳乾」即蕭乾。陳寅恪先生繞道美國回國，在紐約並未登岸，4月19日趙元任等人特地登輪探望。從出國到回到上海，已是半年以後。在此期間陳寅恪先生在身體上和心理上遭受的困苦可想而知。
走筆至此，筆者也忽然想到：如果1939年陳寅恪能及時成行，就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之位，而且眼疾得以治癒，是否此後的學術生命會更為絢爛，英國漢學的水平的極大提高自不在話下，而又添中英學術交流的一段佳話。
（北京印刷學院出版學院）
責任編輯：褚欣桐
作者簡介 The Author
葉新，安徽歙縣人。北京印刷學院出版學院教授，中國傳媒大學編輯出版學博士、英國斯特靈大學國際出版管理碩士、武漢大學歷史學和文學雙學士。中國食文化研究會徽菜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理事，《數字出版研究》《大眾科技》《學園》等雜誌編委。著作有《近代學人軼事》《美國雜誌出版個案研究》《美國名編輯研究》《美國書業觀潮》《環遊談薈》《簡•奧斯汀在中國》《版籍叢錄》《高鳳池日記》《<庸報>副刊<另外一頁>全編》等。業餘從事季羨林研究和郭嵩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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