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把學術剽竊比作「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但他本人卻兩次深陷抄襲風波。
魯迅的第一次抄襲風波發生在1918年他寫出《狂人日記》之後。當時有熟悉外國文學的學者指出，這部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抄襲了俄國著名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說《狂人日記》。
魯迅的《狂人日記》和果戈里的《狂人日記》，不只是標題相同，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上也高度相似，都是「以狗喻人」，都在結尾呼喊「救救孩子」，而且在形式上還都用了框形結構。所謂「框形結構」，是一種特殊的小說結構類型，特點是通過一定的關聯形式，把多個獨立的短篇故事框入一個整體，各個故事的情節和人物沒有直接聯繫，但又共同表現現實生活的某些相同的側面，使整部小說有一個主題。
兩部《狂人日記》有這麼多的「雷同」，很難讓人相信是單純的「巧合」，所以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輿論漩渦，學界對魯迅開始有了議論之聲。
魯迅不愧為文壇戰士，面對質疑，他沒有迴避、沒有退縮，而是選擇了直面硬剛，他先是承認果戈里的《狂人日記》是他寫作《狂人日記》的靈感起源，隨後又辯白道：「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里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也就是說，魯迅認為雖然兩版《狂人日記》確有相似之處，但他本人的作品立意更高。
魯迅的第二次抄襲風波發生在1926年，起因是陳西瀅寫信揭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部分剽竊了日本漢學家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由徐志摩公開發表在1月30日的《晨報副刊》上，其中寫道：「他（指魯迅）常常挖苦別人抄襲，可是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
陳西瀅的這封「揭發信」可以說是直擊要害，指出魯迅的錯處不是「借用」了別人的著述觀點，而是「借用」後卻不在書中聲明，此為「剽竊」。
其實，關於魯迅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溫的論調早已有之，文化圈內不少名人均持此觀點。陳西瀅、徐志摩、顧頡剛等人因與魯迅素來不和，遂以此為把柄攻擊魯迅。
魯迅看到陳西瀅的公開信後反應激烈，立即寫一篇題為《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回擊，並於2月1日發表在《語絲》雜誌上。
在這篇回應中，魯迅首先承認：「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隨後又強調，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一共二十八篇，只有其中兩篇是參考了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而且只是大意相同，而「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則都是獨立完成的。但對於為什麼參考了卻不在書中聲明，魯迅並未正面回答。
魯迅的兩次抄襲風波，曾在民國文化圈引起過軒然大波，並讓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特別是對於陳西瀅的人身攻擊，魯迅直到去世前仍耿耿於懷，以至於距離二人罵戰整整十年之後的1935年年底，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中還大罵陳西瀅是「謊狗」。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去世。年底，胡適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寫道：「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