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對男性心理的描繪也探微燭幽

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發佈 2024-02-27T16:31:56.330914+00:00

三十四年前,當我在上海《亦報》發現張愛玲中篇小說《小艾》後,曾應港台讀者之請,又輯集了《亦報》上關於張愛玲第一部長篇《十八春》的評論。

《十八春》新評論

作者陳子善

三十四年前,當我在上海《亦報》發現張愛玲中篇小說《小艾》後,曾應港台讀者之請,又輯集了《亦報》上關於張愛玲第一部長篇《十八春》(後張愛玲在美國修改並改書名為《半生緣》)的評論。後來又和別的研究者先後作過增補。不料,還是有「漏網之魚」。日前,京中友人趙國忠兄發來一篇刊於1951年1月26日《亦報》的署名「齊甘」作《掛斷的電話》,是讀《十八春》的札記,照錄如下:

梁京同志(免得稱女士小姐也)寫女性心理入微,算它沒有什麼稀奇,但寫男性心理有更加刻骨之處,委實不由人不佩服。《十八春》中在十八年後,世鈞忽接曼楨電話,呆了半天,那還容易描摹;二九七天世鈞去打電話給曼楨,等了半天,聽見電話中小孩的哭聲,又矛盾起來,終於把電話掛斷了走掉,這是很難揣測的。雖然是「半輩子已經過去了」的男子之常情,正因其是常情,連一般男性的小說家也極少寫得出來。

電影《半生緣》

上面一段欣賞論不是我說的,乃是一位朋友所發,原來這位朋友好不容易得到了他的十多年不見的愛人家裡的電話號碼,照他說,他從此每次手接觸到電話機,就一定有一種意圖,要把這個號碼撥出去或者叫過去,而且,他幾乎十次有九次照著他的意圖撥了或者叫了,但是一到他聽見了對面的電話鈴響,他一定又劇烈心跳用戰慄的手把聽筒擱了上去。其中只有一回,他有了勇氣聽到對面一個似是而非的聲音問了一句「喂,哪兒?」那一回,結果他竟慌忙說了一聲:「哦,對不起」,表示打錯了號碼,又把電話掛斷了。

至於我,對這種已經過去了半輩子的情事是如此之無動於中了,所以我對這位朋友的教訓是:「如果我是你那位愛人的丈夫,發現家裡的電話,時不時鬧這種鬼花樣,准把電話機拆了,甚至把家搬了。我的意思是,就連這樣的不知抑制,其實也犯了破壞家庭罪(他家和自家)。無結果的深情到了某種地步,只能讓它如死水,如化石;不然便非愛你的愛人之道。除非她恰巧是曼楨,你又無翠芝和兒女。」

話雖如此,要是小說家的梁京安排得好,就令世鈞曼楨重圓,我也是從心底里擁護的。

應該說明,齊甘是徐淦的筆名。徐淦與周作人同鄉,忘年交,也是當時上海《亦報》《大報》的重要作者。我1980年代初因研究周作人與其通過信,惜不知他也喜歡張愛玲的作品,未與他討論張愛玲。他在《亦報》寫張愛玲的文字,我先已輯錄1950年9月11日的《亦報》刊《〈十八春〉事件》。這篇《掛斷的電話》從標題看,與張愛玲似完全無關,以致又沉睡了那麼多年,而今終於出土。

此文開頭稱「梁京同志(免得稱女士小姐也)」,既有時代特色,其實也在暗示「梁京」是女作家。文中揭櫫「梁京」(張愛玲)文筆之妙,不僅擅寫女性心理,對男性心理的描繪也探微燭幽。齊甘抓住《十八春》男主人公沈世鈞在闊別十八年之後與女主人公顧曼楨互相致電這個細節,並引述「一位朋友」的現身說法,對這個細節大加讚賞,「連一般男性的小說家也極少寫得出來」。只是他「擁護」沈世鈞與顧曼楨能夠闊別「重圓」,可張愛玲《十八春》結尾的安排還是讓他的希望落了空。

2021年6月20日


《十八春》又一新評論


上周介紹1951年1月26日上海《亦報》所刊齊甘(徐淦)的《掛斷的電話》,原以為打撈張愛玲《十八春》評論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不料,還有新驚喜。1950年4月18日上海《亦報》還刊出齊甘的《〈十八春〉的聲色和造型》,這又是一篇精彩的《十八春》評論,仍先照錄如下:

我給梁京的小說舊有的批語是「有聲有色」四個字。自然他的作品不止這兩點好處,但這兩點是他的不可及處。有聲同有色比起來,似乎是他在把握住有色之後再加進去的功夫,所以又是有色特別的不可及。從他的新作看起來,他保持了他的特長,而且發揮得更自然了。我希望《十八春》的看官們不要輕輕忽略了這方面的欣賞。我想像在梁京坐著寫作的明窗下的淨幾之上,羅列著各種顏料,至少是應有的原色和一隻調色盤;他的右手的四指之間,夾著兩三支筆,他寫的是小說,卻又是在作畫。他又樹起了他的耳朵,「錄」著他的小說的背景上所發出來的「音」,他企圖把音樂的成份按到字裡行間去。

電影《半生緣》

魯南先生感到《十八春》裡寫「翻日曆」的手法有點別致,又特別讚美寫「紅手套的心情」的細膩。我還佩服他所造的人物的形象。叔惠大概只是個陪客,但作者沒有疏於交待這個陪客的性格,隨時來同世鈞做對照;即使只為了情節上要把叔惠支開,他還要寫出他是同朋友賭東道贏了吃西餐去的。賭東道,吃西餐,這些也是有助於這個浮淺的少年的性格之刻劃的。祝鴻才大概只是更不重要的登場人物,但作者除了在他出場之前先從孩子口中介紹他的「不笑象鼠一笑象貓」的討厭相,又從曼楨的目中看見他是:「瘦長身材,削肩細頸,穿著一件中裝大衣,叉著腰站在門口。」這個人的討厭相就寫足了,你只要閉目想一想這幅吞頭勢好了!換個人寫,會寫他飛機頭上搽點雪花膏斜睨著小眼睛的吧,那就不但不是大家,簡直不是及格的小說家了。

《十八春》還只讀了它的十八分之一吧,像好戲聽了一段就叫起好來似的寫了這許多,說實在話,一則可以充一天「亦文章」,二則想給《亦報》多拉幾個長期定戶。

不過對眼睛有福的讀者總歸是好心好意的。

張愛玲的《十八春》1950年3月25日起在《亦報》連載,徐淦發表這篇短評時剛連載了廿四天,還未入佳境。但徐淦已經在他的專欄「亦文章」中讚不絕口。

徐淦認為張愛玲小說最不可及處是「有聲有色」,特別是她「寫的是小說,卻又是在作畫」。張愛玲「文中有畫」這個觀點早在七年前柯靈即已提出,他在1943年8月《萬象》第3年第2期的「編輯室」中說:張愛玲也「擅長繪事,所以她的文字似乎也有色澤鮮明的特色」。但「有聲」卻是徐淦的發明,指出張愛玲「企圖把音樂的成份按到字裡行間裡去」,說得真好。不過,徐淦雖然稱讚張愛玲寫祝鴻才出場把他的「討厭相寫足了」(「吞頭勢」是上海話,形容鬼模鬼樣),但推測「祝鴻才大概只是更不重要的登場人物」是推測錯了,在《十八春》和後來的《半生緣》中,祝鴻才都不可或缺。

這樣,加上我以前發現的《〈十八春〉事件》,《亦報》刊登的徐淦評張愛玲《十八春》文就達三篇之多,頗難得。

2021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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