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解密:句容首任縣委副書記遲明堂的幼年、童年和少年

金陵句容 發佈 2024-03-03T17:48:39.483014+00:00

是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富強、安定的社會中,但這個社會是無數革命先烈用熱血換來的,我們不能忘記,不但不能忘記,還要做一個懂得感恩的人。

「學史以明志,不知過去何以圖將來!」這是一位歷史老師給學生上第一節課時說的一句話。是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富強、安定的社會中,但這個社會是無數革命先烈用熱血換來的,我們不能忘記,不但不能忘記,還要做一個懂得感恩的人。不忘過去,不忘過去的事,也不忘過去的人。本平台未來幾篇將連載革命先烈、接管句容南下幹部負責人、句容首任縣委副書記遲明堂的故事,為感興趣研究歷史人物的同志留下一份來自句容檔案館真實的參考資料。

地圖上的紅點就是遲明堂出生的山東省煙臺市招遠西塢黨村


遲明堂的祖輩與父輩

癸亥年八月初二日,也就是公曆1923 年 9 月 12 日,遲明堂出生在山東省招遠縣西塢黨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山東省招遠縣是中國著名的黃金產地,素有金城之稱。招遠之名源於金代,金代的天會九年 (1131 年),因戰亂,民眾多四處流亡,為安置招集的流亡者,定點劃地,使其定居安心農耕,遂取名「招 遠縣」。在招遠城有一條自南向北穿城而過的季節性時令河,它發源於 招遠城西南,海拔 291 米的尖尖山。招遠地勢北高南低,這條河經過招遠老城東,流過不多遠就拐了一個彎,向西流入渤海。這條河在地圖上標出的名字是「界河」。可是招遠城內的老百姓一直就叫它「城東河」,城外沿河兩岸的老百姓都叫它「大沙河」,這條河的河床全是沙地, 西塢黨村就在大沙河的西岸。

西塢黨原居村民的祖先都是明代洪武、萬曆年間移民過來的,這個村裡的原居村民有「遲」「楊」「李」三個姓,其中姓「遲」的人最多。而姓遲的居民一脈三支,本族排行為長。遲明堂的祖先也是隨著明代洪武、永樂年間移民潮來到山東的,而在更遠古的時候 他們則是居住在新疆和田。單姓 「遲」,單姓「尉」,在百家姓中都沒有,這兩個單姓是從複姓「尉遲」演變而來的。

遲明堂的祖父單名,遲松。祖母姓曹,閨名曹王氏,估計是取了父母雙親的姓。遲明堂的祖父和祖母一共存活了七個子女,兩個兒子五個女兒。遲家家境貧寒,九口人擠在西塢黨村東南角一個小破房子裡,全家只有一畝六分山崗上的薄地,種地難以維生。遲松全家賴以謀生的手段,用今天的話來說是驢販子的經紀 人。因為自己沒有本錢無法販驢,只能幫著別人推銷或買驢,從中拿提成。做這一行,一是要識驢,看看牙口便知驢的年齡大小,還要能看出是否有病,有什麼長處和短處,這是推銷和討價還價的依據;二是要會袖裡的手語,過去牲畜市場不是明碼標價,也不能直說這個驢是多少錢,討論優劣可以說,但是說到價錢,就要在袖筒里用手語討價還價,不能說話,買賣雙方把手握住藏在袖子裡,用五個手指頭的不同組合表明自己認可的價格。作為經紀人,他是既要幫賣方說話,也要幫買方說話,這樣把價錢擺到一個雙方能接受的價位上。經紀人要把握得住買賣雙方,才能樹立信譽,有了信譽,買驢的人才會來找他幫著買驢,賣驢的人才會靠他推銷,經紀人是兩邊拿勞務費或是提成。遲松懂得市場和營銷技巧,靠在販驢這個行業,養活一家人。這種賣驢的方式,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到新疆喀什,在巴紮上還曾看到過。

遲明堂的父親叫遲仁成,是家裡的老大,他的二弟叫遲仁山。遲仁成並沒有把父親遲松的販驢技能學到手,加上家中無田,沒有什麼好的謀生手段。不過遲仁成肯吃苦,他幾乎什麼都干,農忙時在村子裡幫人家「看青、看山」,也就是替有田地的人家看護莊稼不被人偷。「看青、看山」是有季節性的,等莊稼一旦收割完,就只能出外打短工了。因為家裡窮,遲仁成一直娶不上媳婦,直到三十一歲, 經媒人說合,才與遲明堂的母親王書芝成婚。王書芝嫁給遲仁成時已經 24 歲了,這個年齡,今天的人看來很正常,但是放在那個時代,這已經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而31歲的遲仁成則屬於娶不上媳婦的老光棍年齡。那時的青年人一般十五六歲就結婚。如遲明堂的老丈人十四歲就結婚,外婆十六歲,這才是那個時代正常的結婚年齡。這麼晚結婚原因只有一個,家裡窮。

遲明堂的母親王書芝誕生在清光緒十九年,也就是公曆 1893 年,出生地是山東招遠縣城西郊,離城不到十公里,一個叫王家莊子小山村里。這個小村子當時不足百戶,隨著人口的增長,村落擴大,漸漸與鄰近的黃土崖村融成一體。如今在地圖上找不到王家莊子了,只有黃土崖村。但是到了當地,進了黃土崖村,村裡的人會告訴你哪一片是王家莊子。王家莊子的原始居民有王、張兩個姓,姓王和姓張的村民各自都有血緣關係。這個村子實際上是由王、張兩大家族組成。王書芝的父親叫王龍,母親姓孫,名字無法查考,依照那個時代的慣例,婦隨夫姓,被稱作王孫氏。王書芝有姐弟六人,她是大姐,下面有三個妹妹兩個弟弟,因為是長女,她就成為這個貧寒之家輔助父母主要的勞動力,做飯,帶弟妹,地里幹活,紡紗織布,飛針走線,無所不能。王書芝是小腳,也就是纏足。纏足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裝飾陋習。具體做法是用一條狹長的布條,將婦女的足踝緊緊縛 住,從而使肌骨變態,腳形屈曲纖小,以符合當時的審美觀。在纏足時代,絕大多數婦女大約從四、五歲起便開始裹腳,不能解開, 否則就恢復原樣,成「解放腳」。長期包裹著腳,迫使骨骼變形, 不僅痛,而且臭味很重,有一句俗語:「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 是一個生動的寫照。裹足的婦女,前腳掌不能著力,僅僅依靠腳後跟承受體重,行走起來十分不便,不用說從事體力勞動了。

這種獨立的破茅草屋對剛成家的遲仁成夫婦而言就是奢望

只想有個溫暖的家

遲明堂父母一結婚就從大家庭里分出來。在山東,家境好一點的農民,兒子結婚後是不分家的,特別是長子,一般是等到家中的長輩都已過世,這才找來族中長者主持兄弟分家。不過遲明堂的祖父屬於赤貧家庭,實在是負擔不起,只能兒子一結婚就分出去了。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即全家就一間屋子,都睡在一個炕上,新媳婦過門不能說在眾目睽睽之下圓房。遲明堂的父母分家時,分得的財產是一床被子、一個碗和兩雙筷子。說的好聽是分家單過,其實是什麼財產也沒有遲明堂父母結婚後,生活上面臨的困難是巨大的,但是,這兩個在苦水裡泡大的青年身上,有著巨大的承受力和在艱難中苦熬的智慧,並對未來充滿了嚮往。他們在西塢黨的村北頭,見兩戶人家的東西山牆相隔不遠,於是藉助著兩家的山牆,支上一根木樑, 用茅草作頂,玉米、高粱的秸稈抹上泥土為牆,搭了一間很小的屋, 算是立起了門戶。之後,又慢慢地支上灶,盤起炕。山東因為冬季 寒冷,民居都是用泥土打出磚坯,曬乾以後砌成火炕。一頭是灶, 可以燒飯,煙火經過炕里的煙道從煙筒排出去,同時就把炕加熱了, 達到取暖的目的。 山東冬季夜間的氣溫會降到零下十幾度,白天的溫度也會低於零度。即使有炕,這樣四處透風的草窩棚也是很難抵擋嚴寒。

遲明堂父母相濡以沫,在這個自己搭起的草窩棚里住了四年多。在這裡先後生下了三個孩子,老大是個男孩,剛出生不久還沒有來得及起名字就夭折了。老二是女孩,乳名取名「寬」。可見那時日子緊,房子擠,壓力大,缺少生活的空間,希望能有寬裕一點的日子。寬活了不到兩歲也夭折了,第三個孩子就是遲明堂,因為大哥大姐先後夭折,遲明堂成了家裡實際的長子。在遲明堂出生以後,家中的經濟狀況有好轉,於是離開這裡,改為租房居住。租的房子都是西塢黨村里人家閒置的房屋,一旦房主需要用了,就得搬家。祖父母在村里先後搬過五次家,租過四次房子。遲明堂取名「明堂」似乎與這個時候住房的改善有些聯繫。遲明堂兄弟姐妹活下來的有五人,四男一女,他們的名字分別是:明堂、貴堂、文堂(女)、 齋堂、春堂。名字是請一位老先生幫著起的,但是,在這些名字中 還是看得出來遲明堂父母對自己生活的嚮往。

遲明堂幼年的時候,他的家可以說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一直到1945 年,祖父和祖母二老去世之後,作為長子的父親才拿到了八分養老地。所謂養老地,就是遲明堂父親結婚之時,家中按兄弟兩人計算每人有八分地,他們結婚時這八分地仍歸父母耕種,子女就不要交錢糧供養老人了。有了這八分土地,家裡才有了一點農作物收穫。在此之前,家裡沒有一點土地,生活是非常困苦。遲明堂的父親為了攬活,整天不著家,四鄉雲遊,掙錢養家餬口。

遲明堂的父親遲仁成有一個習慣,喜歡穿緊跟腳的鞋子,母親給他做的新鞋一定要費勁穿進去才滿意。如果一腳就順當進去了,父親便一肚子不滿意,這與他整天要快步行走有關。山東老家過年,正月里成年男子有賭錢的 習俗,遲明堂的父親有較高的智商,這一個月里,他參加賭博贏的錢,能供一家人大半年油鹽醬醋所需的開銷。他年年如此,正月一過就把贏來的錢如數交給祖母,由祖母掌管度日。除去正月,他從來不賭,不僅自己不賭,而且嚴禁子女涉賭。後來只要發現自己孩子和街坊鄰居的孩子玩紙牌,都是厲聲喝斥,責打。遲明堂和他弟妹在父親的教育下沒有一個涉賭的。可見遲仁成深知賭博的禍害,他自己參賭完全是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中間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遲明堂的母親王書芝(攝於1952年)


持家有方的母親

遲明堂父親在外辛辛苦苦所能帶回給家裡的錢物,遠不能維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剩下來的事情就全壓在母親王書芝的身上。王書芝從小就學會織土布,舊式的土布織機是很簡陋的,找上幾塊木頭,請木匠用不了多一會就打成,因為是姑娘陪嫁之物,老家幾乎家家都有。 織成的土布是寬兩尺(66.66 公分),長一匹(33.33 米)。王書芝是從集市上買來別人紡好的紗線,回來上漿,織成土布。老家的集市是每隔五天聚集一次。在兩個集市之間的五天時間裡,王書芝就能織成一匹布。她把織好的布拿到集市上賣掉,再買回織布用的紗。賣布和買紗之間的餘額就是王書芝的勞動所得,她拿這筆錢維持家用。織土布是手工拋梭,以一秒鐘拋一次不停地織,初略計算了一下,5天織一匹布,每天就要花費近13 個小時,一天下來,王書芝每隻手要拋梭 2 萬次以上。加上織布的輔助工作王書芝每天花在織布上的時間至少在 14 到 15 個小時。

王書芝一個人帶著孩子,還有其他家務,每天聞雞即起,干到披星戴月,其 辛勞可想而知。「日理萬機」這個成語應該就是從古代婦女每天紡織繁忙辛苦而來,是一個真實的寫照。遲明堂父母的收入也有接不上的時候,那就只能去借高利貸來餬口,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遲明堂小的時候,沒有吃過什麼好的東西,當時全家的主食就是地瓜干。所謂的菜,就是鹹菜疙瘩,有大蔥和面醬那是很好了。很多年份,到了春季連地瓜干也吃不上了,只能挖野菜、采樹葉吃了。槐樹花,榆樹葉,柳樹葉,這些都只能在剛長出不久,還是嫩的時候吃,長老了就不能吃了。樹葉在能吃的時候,遲明堂父母就去採集樹葉。採回的樹葉要先用熱水燙,可是一個冬天過來,柴禾也成金貴的稀罕之物了。沒有柴火怎麼辦,這是遲明堂的父母,就把這些採集來的樹葉背到離家有五里路的「湯上」。所謂「湯上」,就是招遠城裡的一個地下溫泉,水溫很高,可以燙熟雞蛋。遲明堂父母把這些樹葉在溫泉里燙熟,背回來再用井水浸泡備用。因為溫泉中的硫磺含量很高,必須用井水浸泡把硫磺去掉才好吃。吃的時候,再從井水裡撈出來放到鍋里蒸熱。遲明堂的母親王書芝是一個過敏性體質,吃了這些野菜和樹葉,時常會有過敏性反應,身上起紅斑,臉會腫起來。但是不吃不行,別無選擇,不吃,只有餓死。

遲明堂母親處理野菜的手藝一絕,遲明堂的子女都嘗過她做的野菜和樹葉。1960 年到 1963 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 遲明堂有四個小孩,全是男孩子,小的 8、9 歲,大的15、6 歲, 都在長身體,正是能吃的時候,靠國家配給的糧食定量根本吃不飽,於是母親王書芝做的各種野菜和樹葉就上了餐桌。王書芝做野菜和樹葉時,會先用水燙去苦澀, 洗淨之後放在鍋上蒸。六十年代初期的生活條件已經好多了,野菜 和樹葉蒸的時候還可以撒上一點麵粉,滴上幾滴香油,從質量和口味上都會遠遠超過遲明堂小時候吃的野菜和樹葉了。那幾年,遲明堂的小孩沒有少吃野菜和樹葉,所以他的子女對母親王書芝的手藝還是有一點感性認識。

遲明堂小時候,一家人成年累月餐桌上不見葷腥,過年過節偶爾的改善,也僅是買一點蝦醬。蝦醬是山東渤海灣地區一種特有的食品,是用海里小蝦、小蟹發酵後加鹽製作而成,很鮮、很腥、很咸,和如今的蝦醬磨碎精加工完全不在一個檔次。直接吃蝦醬,遲家是吃不起的,王書芝選擇用蝦醬作調料,用豆腐、麵粉再加大蔥和鹽拌和在一起加熱,吃在嘴裡柔嫩有海魚的味道,這就算是遲傢伙食很大的改善了。

儘管遲明堂的母親王書芝很能幹,五天就能織出一匹小土布來,但全部都是要拿到集市上去賣的,所以平日裡遲明堂和他弟妹身上穿的基本上是破衣爛衫。王書芝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出門時不願意讓外人看到自己的孩子衣衫襤褸,她就用自己織的土布自己染色,替遲明堂做了一件對襟的半長衫,這是遲明堂小時候唯一的一件新衣服。這件衣服遲明堂只有出門時才穿上,回來就脫 下,然後由母親把衣服收藏好了。這件衣服遲明堂從小時候穿起,他的二弟、三弟、四弟都先後穿過。遲明堂四兄弟依次相差五歲,遲明堂與四弟相差十五歲,算下來,這件出門的「禮服」前前後後穿了近二十年。遲家人穿的鞋子全部出自王書芝一個人之手。鞋底,是用從外面撿回來的破布,洗淨,在木板上用糨糊一塊一塊拼粘起來,一層一層疊起來,曬乾了之後,差不多有一、兩毫米厚,硬硬的,每一片剪成鞋底的樣子,有五六片合在一起就夠了。然後用麻繩一針一針納成鞋底。麻繩是自己種的麻,砍下來放在水裡腐爛取出其中的麻,自己搓成麻繩。鞋面是自己織的小土布。這些東西都備齊了,王書芝用一個錐子先在鞋底上戳上眼,再用 麻繩一針一針納成鞋底。最後把鞋幫鞝上去,做一雙鞋大約要七八天。

遲明堂的母親做鞋還有一絕,就是大鞋改小鞋。在撿破爛的時候,時常能撿到別人穿破不要的鞋,這種鞋,往往是底穿通了,腳拇指處穿破了。王書芝撿到了這樣大人穿的鞋,就回家把鞋底和鞋幫拆開,去掉破爛的部分,改成小鞋底小鞋幫再重新鞝上去。遲明堂小時候是穿不起新鞋的,都是穿這種母親用破舊鞋翻造的小鞋。當時一家七口人,所有的鞋都是王書芝做的。現在想想,一家人的鞋,衣服,一天三頓飯,種著八分地,還要織布掙錢養家,王書芝年輕的生命都耗費在飛針走線,持家育兒的辛勞里了。

到了過年,有錢人家的孩子能放鞭炮,遲家根本買不起。這時,遲明堂的母親就用自己燒制的木炭碾成末,拌和上一點硫磺土,用紙卷糊成小棒,讓遲明堂帶著弟妹們點燃「放花」。年三十晚上,點燃的硫磺和木炭能發出灼眼的火花,給遲明堂和他弟妹們帶來歡喜和希望,給這個赤 貧之家染上一點過年的氣氛。

雖然家裡一直很窮,但是遲明堂的母親對子女的教育很嚴格,不准偷、不准拿別人家東西,不許孩子玩牌。山東老家有一個習俗,就是大戶人家地里的莊稼秋收完了,可以允許窮人去「小夏收」和「小秋收」, 到地里去撿拾主人收穫以後遺留下來的麥穗、豆粒、地瓜、花生。到這個時候,遲明堂和他的弟妹就會跟隨父母去小秋收。平時別人家地里長的,樹上結的,王書芝都不許子女碰。有一句成語「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雖然遲明堂的母親沒有讀過書,不識字,但她卻常說:「瓜地里不彎腰, 果樹下不正冠。」,用自己的理解來教育子女。

遲明堂親筆寫的自傳太長,只能砍頭去尾看個簽名


母親圓了遲明堂的讀書夢

遲明堂的母親雖然自己不識字,但是她十分懂得讀書的重要,家裡再窮, 也要讓孩子讀書。1927 年,在國民黨第一次還都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之後,曾經頒布政令普及小學教育。祖居山東招遠西塢黨村,因毗鄰縣城較早有了小學,當地人稱之「完小」,這是六年制完全小學 的簡稱。還有一種是四年制的小學,叫「初小」。遲明堂讀的是「完小」,所用的課本是由民國政府教育部統一提供的。科目設置是「國語」「算術」「歷史」「常識」「修身」「圖畫」等。父親就讀的「完小」校舍是很簡陋的,就設在村里一戶有院子的宅子裡。「完小」的教師就是一個過去教私塾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 帶著村里和鄰村的十幾個學生。教學方式與私塾差不多,不同的是學生不用向老師交錢,老師的薪金是由國民政府支付。課本也是由國民政府提供,學生不用交錢。

上學期間,有件事讓遲明堂久久不能忘懷。有一次,老先生肚子不好,課上了一半,急著去上茅房了,離開教室之前布置大家看書,不准亂動。在老先生離開之後,有一個家境好的孩子拿出了一塊麥芽糖吃,鄰座的同學要求分一點,在 分糖的時候被其他孩子發現,紛紛上前要求分一點,課堂就亂了。老先生回來正好看到這一幕,很生氣,在黑板上出了一個楹聯的上聯,能對上的不打,對不上的要打一板子。老先生過去是教私 塾的,給孩子們講過李漁的《笠翁對韻》,什麼「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孩子們雖然會背的,但是要能正確撰寫楹聯不是那麼容易的。老先生的上聯是:「糖好吃!」,他要班上的學生一個一個站起來對下聯。學生對的下聯結 果是五花八門:「真好吃」「真想吃」「想多吃」「沒有吃」等等, 沒有一個人是對的,每個人手心上打了一板子。學生們對完了楹聯,就問老先生:「我們都不對,那正確的下聯是什麼?」老先生站起來,在黑板上寫下「板難挨」,接著他又給學生講了一些撰寫楹聯的規律。自那一堂課後,遲明堂對楹聯撰寫的要領了解了很多,再也沒有忘記。

遲明堂上學的時候,因為家裡窮,買不起紙和筆,從上學開始, 就是用了一塊小石板來寫字。這種小石板是黑色的,四周用木條圍好,長方形,和今天手提電腦差不多大小。再備一塊白色石灰石和一塊舊布,小石頭當筆,可以在小石板上寫寫畫畫,顯出白色的字跡,完成作業之後,用舊布一擦,小石板上字跡全無,又可以重新開始寫了。遲明堂的字寫得蠻好的,沒有想到他的字是在小石板上練出來的。遲明堂珍惜上學的機會,他所有課程的成績都能達標,比較強一點的是作文和書法,這個與老先生比較重視和擅長寫作與書法教學有關係。遲明堂的作文和書法雖然是強項,但還是會被嚴酷的老先生責打,班上學生可以說是無一倖免。父親因為每天上學要挨打,心裡很牴觸,覺得讀書太苦了,曾經有不想去上學的念頭。每逢此時,父母都開導勸說他:「你只有好好讀書,有了文化,將來才能擺脫貧 困的命運,過上好日子。先生打你,是為你能學得更好,能記住錯 的地方,不再犯同樣的錯,自古教書先生都是這樣的。你看社會上 有地位,有成就的人,小時候讀書沒有不挨打的。人世間沒有不吃 苦就能得到甜,你要不想過現在這樣的苦日子,你就要好好讀書, 將來才有出頭之日。」遲明堂對家裡貧窮和窘迫的生活已經有很深的體驗了,他盼著有個出頭之日,於是就堅持讀下去。

圖為句容檔案館中留存的遲明堂1953年填寫的履歷,成份:店員


遲明堂是六歲進學校讀書的,讀完「完小」十三歲。在他十二歲的那年,就利用假期到城裡去打工掙錢補貼家用了。到了1936 年夏秋之際,遲明堂「完小」畢業了,通過本村的王 廷棟介紹,到了招遠城南關,一家叫「永興福」的燒鍋店做工。招遠的所謂「燒鍋店」,並不是做火鍋飲食,而是做燒酒的。山東招 遠把白酒叫做燒酒,這個「永興福」其實就是一個土酒坊。

遲明堂去「永興福」的時候,店老闆做燒酒買賣已經積累一些資金,不再生產燒酒了。他把做酒的師傅都辭退了,掛著賣酒的牌子,主要是放高利貸。店老闆整天就是吸鴉片,下館子,逛妓院。這個店裡就只有遲明堂一個店員,另外還有一個職員,負責幫老闆管理和經營。遲明堂在店裡早上五點鐘就要起床了,打掃衛生,挑水、燒水, 挑土墊馬廄。白天一面站櫃檯,一面替老闆帶孩子,還要到地里去幹活。店裡所有的體力勞動,瑣事雜事,都要遲明堂一個人承擔,一 直要忙到晚上十二點才能睡覺,一年到頭沒有休息的日子。第一年 老闆給父親五元年薪,第二年給十五元,第三年給二十五元。遲明堂回憶這段生活的時候曾經說過:「這三年店員生活很苦,除了學會打算盤,幫忙計算利息,其他什麼也沒有學到。那時候,整天尋思著怎麼才能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 這個時候遲明堂已經進入青春期,他發現了社會的不公,有了想改變現實的想法,但是不知道出路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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