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林（即鄧林）與逐日的夸父有關，象徵一種不計任何回報與後果的精神寄託。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九》〝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就是在引用夸父的典故。再看阮籍《詠懷·其十二》〝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桃林）〞，【白雲】似乎總會與仙人相伴，騰雲駕霧似乎是仙人的標配技能，可見文學作品中〝桃林〞已與仙界通靈。
我們看到陶淵明之前或他所處時代相仿的作者，他們筆下的桃花幾乎都是與仙界通靈，而不是與鬼府通氣。所以桃花源不是鬼府魔域，《桃花源記》絕對不是《桃花源祭》。《漢武帝內傳》（《四庫全書》認為魏晉時期士人所作，清代錢熙作認為東晉後士人所作）記載了西王母的桃花三千年結一次果，李賀詩句〝王母桃花千遍紅〞，就是形容時間久遠，世間諸多滄海桑田的變化。
唐代郎士元《聽鄰家春笙》〝鳳吹聲如隔彩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疑有碧桃千樹花〞的詩句，詩人明知樂音就在牆外的鄰家，卻偏偏要〝尋聲暗問〞――不知牆外是誰家？一牆之隔的咫尺之地，他非說成〝重門深鎖無尋處〞，來強調〝仙樂風飄〞。在〝桃花〞與〝彩霞〞的映襯下，卻成了如真如幻的〝天上人間〞。
桃花與仙界通靈，絕塵於世俗之外，是陶淵明創作《桃花源記》的一個誘因。不過後來有一批人完全背離了陶淵明《桃花源記》的創作初衷，將桃花源視為虛無縹緲的仙境 ，將桃花源人視為仙人，將武陵漁人視為求仙問藥的代名詞。如清代錢大昕《桃源·其一》〝灼灼桃花逐水流，仙人採藥漫勾留。山中半載當千歲，如此長生我欲愁〞。
據說【武陵】取〝止戈為武，高平為陵〞的喻義，陶淵明《桃花源記》借桃花多子多福的喻意，寄予了他對亂世之中身處絕境世代繁衍的桃花源人的殷切期盼。陶淵明以武陵漁人的視角，講述外界有關晉宋易代的盛衰消長。藉此反襯桃花源人自先祖絕處逢生後，便世世代代生活在幾乎沒有時間變化的烏托邦世界。換句話說，武陵漁人活在晉宋易代的當下，桃花源人則活在沒有戰爭災難的過去。
早在陶淵明之前，東晉孝武帝時期的【武陵人】襲元之、伍朝皆為隱士，可見武陵是一座隱士之城。〝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漁父形象，可視為看破凡塵俗世的人間清醒。阮籍《詠懷·其六十二》〝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桃花、武陵和漁人形象皆與【出塵】、【避世】有關，武陵漁人象徵一種精神寄託，安排他去尋覓桃花源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張正見（南陳）《神仙篇》〝潯陽杏花終難朽，武陵桃花未曾落〞，將潯陽與武陵作對舉，多少受了陶淵明《桃花源記》的影響。陶淵明生活之地――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與《桃花源記》中的武陵有哪些相通之處呢？
潯陽河網密布，武陵桃源佳致，旁通溪洞，可謂〝別有洞天〞。明代文獻中有武陵的記載：以漁獵為業，多淳樸少宦情，信鬼好巫，勤於耕織。陶淵明的祖上為溪族人（後遷至潯陽），據學者考證多以漁獵為生居於洞穴中，首領稱洞主。此外，武陵〝左包洞庭之險，右控五溪之要〞，再看潯陽與五溪：王昌齡《九江口作》〝雨開潯陽秋〞和〝水與五溪合〞，施閏章《自潯陽至長沙舟中雜詠·其七》〝春漲五溪通〞。
《桃花源記》中還注入了北方弘農、洛水一帶的烏壁（堡）等元素，在山壑險絕之處，向世人勾勒出一個自給自足不納王稅的農耕社會。《桃花源記》中【武陵漁人】最終還是背棄了與【桃花源人】的約定，為增強文學作品的神秘色彩，陶淵明只能選擇讓〝桃花源〞在幽閉空間內神隱。漁人的背信棄義預示外界充滿了觥籌交錯之後的險象環生，外人的無端闖入讓桃花源這座世外桃源的危險係數暴增。
前面闡述了桃花林、武陵和漁人三者之間的相通之處，桃花源人象徵陶淵明理想志趣的寄託。陶淵明為什麼在故事接近尾聲之時，非要安排武陵漁人背信棄義呢？為桃花源的神秘埋下伏筆，我們不要忘記武陵漁人離開桃花源後，便去拜見了【武陵郡守】。陶淵明之前，文獻資料中所載的武陵郡守，最知名的就是漢代以貪穢無行著稱的【黃奐】了。不能排除陶淵明筆下武陵郡守的形象，注入了此人的影子。【貪穢無行】與桃花源人的怡然自樂格格不入，那麼桃花源的【神隱】就顯得順理承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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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北平永勝完全沒必要用兩個號輪番【關注】本人，鑑於北平永勝之前反覆【關注】並【取關】本人的行為，這次本人絕對不會【回關】。道不同不相為謀，既然北平永勝把打賈口號喊得如此響亮，【天街之雲】複製粘貼可是鐵一般的事實，也沒見他出來打賈，所以北平永勝的打賈是有【選擇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