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梅錚錚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源遠流長，文化璀璨，三國僅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當時的中華大地諸侯紛爭、群雄割據，眾多風雲人物在這不足百年的歷史舞台上展示才能，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絕倫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劇」。三國英雄家喻戶曉，英雄傳奇婦孺皆知，故有「唐三千，宋八百，說不盡的三列國」的民間說法。三國文化，不僅涉及了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問題，而且還蘊含著濃厚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哲學等各個領域的精華。
三國結束期目前很明確，公元280年西晉統一全國。那麼三國從何時開始？學術界有東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開始說；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死少帝劉辯即位，董卓進京開始說；還有極端的說法是東漢延康元年（220年）漢獻帝禪讓曹丕稱帝以魏代漢才是三國鼎立。不論哪種說法，三國歷史都不足百年。當我們靜下心來仔細考量這段分裂史時，就會發現三國流播廣泛的英雄故事僅僅是歷史表象，真正在國人心中留下無窮魅力、刻進中華民族靈魂的，是其中蘊含的一些典型的中國歷史文化符號。本文擷取其中大眾最愛提及的「忠」「義」「明君」等文化符號來剖析闡釋，一窺三國這幅充滿著智慧和經驗的歷史畫卷。
留下「忠」的文化符號
三國分裂時期各軍事集團間為擴充地盤爭得先機，對人才的爭奪顯得極為迫切。造成人員流動頻繁的根本是受儒家文化影響深刻，即「學而優則仕」。但如何能「仕」？為哪個集團而「仕」？將視個人的人生價值觀而定。
世人受三國文化影響最深的莫過於《三國演義》，清初毛宗崗對其改評後著有「讀三國志法」，他說：「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於三國者也……吾以為《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後人對此深以為然，並據此形成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曹操為「奸絕」所謂「三絕」的慣性思維。毛氏評語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確。毛氏幾乎將《三國志》與《三國演義》混為一談，他的評語若基於文學作品無疑是正確的，但若依歷史觀來看就有問題了。中國歷史發展到東漢末年，戰亂代替了統一，進入諸侯混戰、群雄割據的三國分裂時期，各軍事集團間為擴充地盤爭得先機，對人才的爭奪顯得極為迫切。雖然「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但當時實際情況是「人擇主，主亦擇人」。造成人員流動頻繁的根本是受儒家文化影響深刻，即「學而優則仕」。但如何能「仕」？為哪個集團而「仕」？將視個人的人生價值觀而定。若呂布者，毫無道德理想，純屬個人利己主義投機取巧之人。時人評道：「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代表當時人們對他的普遍看法，在《三國演義》中被叫做「三姓家奴」。
如此而論，三國時代的忠臣也有不少，但能稱為忠誠典範者，那一定非諸葛亮莫屬。在國人眼中早已習慣將諸葛亮看作智慧的化身，甚至稱之為「中華智聖」，可是這些判斷都是受文學藝術作品尤其是《三國演義》的影響所致，比如「借東風」「草船借箭」「空城計」等，膾炙人口，但其實多為虛構。可文學不等同於史學，故事不能成為歷史，難怪魯迅先生批《三國演義》「狀諸葛多智而近妖」。
誠然，諸葛亮受劉備「三顧」之後，積極為劉備建言獻策，一番《隆中對》謀劃天下三分格局，不能不說他的眼光高遠。然當時早將東漢朝廷氣數已盡的現實看得清楚的不止諸葛亮，比如魯肅也言：「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可見對天下形勢發展能準確判斷的人不在少數，諸葛亮只是其時頭腦清醒者之一，《隆中對》是明確向劉備「三分天下」的忠言告誡。如果我們認為諸葛亮的《隆中對》對天下政治局勢的宏大視角是其智慧的體現，這樣的認識稍顯片面，因為那只是諸葛亮作為古代知識分子報答對劉備知遇之恩的一種情懷表達，其深層的意思是他決心輔佐劉備投身政治的忠心初顯。
諸葛亮一生可分為前後兩階段：27歲之前，拜師求學勤奮讀書，儲備知識，並樹立了遠大理想；自出山後，他放棄遨遊山林的現實生活，選擇劉備積極投身政治，為實現「興復漢室」宏大理想而貢獻出畢生精力，也就是說諸葛亮用他後半生的努力踐行了他對劉備和蜀漢王朝的忠。這在劉備託孤及去世後表現尤為突出：首先是劉備託孤，被史家讚譽為「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此後諸葛亮集權力與地位於一身，位高權重，但從不僭越，以至於後主有「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之欣慰之語。其次是最能體現諸葛亮忠心的是北伐曹魏，拳拳忠心在前、後《出師表》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按當時諸葛亮身為丞相，領益州牧，位高權重，不動刀兵也無人責難。若他只想偏安一隅，享受生活無憂、前程無慮的安詳日子，則完全可以在消除南中之亂後，北面固守漢中，東面鞏固與孫吳聯盟共拒曹魏，如此一來，蜀漢政權的延續不止幾十年，三國歷史將為之而改寫。但，這絕非諸葛亮的志向。他從227年始「六出祁山」到234年病逝為止，耗盡後半生的精力北伐曹魏，何以要這樣辛苦？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給出明確的說法：「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這段表述了他將報答劉備三顧，具體的行動就是「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已經遠遠超過報恩的範疇。由此，我們方看到了諸葛亮誓死北伐的真實目的，那就是《出師表》中所言完成先主「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政治目標，可謂不忘初心志在完成先主的囑託。當初劉備在茅廬三顧時就向諸葛亮明確了他面對漢室傾頹，君主蒙塵，欲信大義於天下的初心，諸葛亮於是有了「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的焦慮。那麼他的連年征討北伐，為的是踐行「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諾言。通過上述諸葛亮的言行，我們看到了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為「興復漢室」完成一統大業不惜全身心投入北伐，在中華歷史上這樣的忠心確實獨樹一幟。
留下「義」的文化符號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義為合乎道和理。義的範疇較忠、孝等其施用對象要廣大許多，包括處理人際關係須符合一定道德觀念和標準。
泱泱中華史，歷朝歷代忠臣義士無數，但要論能歷千年國人最為崇拜者，非關羽莫屬。與諸葛亮不同，關羽留給後代的英雄故事幾乎都是有跡可循的史跡。比如降曹回歸劉備、斬顏良、擒于禁、水淹七軍、刮骨療傷，等等。正因有如此輝煌的戰功，他在千百年以後被後人熱情謳歌，並演繹出無窮的傳奇。戰亂頻發的漢末三國，為豪傑們提供了爭強好勇的舞台。許褚號稱「虎痴」，呂布有「虓虎之勇」，周泰「戰如熊虎」，馬超有「信布之勇」，關羽、張飛皆萬人敵……問題在於這些豪傑中只有關羽成為歷代崇拜的「關帝」「武聖人」。為什麼呢？其實答案很清楚，那是因為關羽在後人心中印象最深的，並非是「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的匹夫之勇，而是降曹後面對「表封（關）羽為漢壽亭侯」拜為偏將軍「重加賞賜」這樣誘人的封賞，「（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的回歸，此為傳統文化中極為推崇的富貴不能淫的忠誠大義也。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義為合乎道和理，《禮記·中庸》謂：「義者，宜也。」韓愈也說：「行而宜之之謂義。」義的範疇較忠、孝等其施用對象要廣大許多，包括處理人際關係須符合一定道德觀念和標準。三國時期，相對「呂布受恩而反圖之」的反覆無義，關羽則表現得高尚得多。建安五年，關羽戰敗降曹，曹操「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解白馬之圍又被曹操即表封為漢壽亭侯。但關羽卻對前來探問去留的張遼表明「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的堅決態度。以至於曹操有「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的感嘆。雖後人據此演繹出「過五關斬六將」「千里走單騎」的傳奇，也不過是在關羽回歸劉備的大義史實基礎上增添了大義凜然的光輝色彩而已。
我們可從歷代對關羽加封的名號中得到他成為後世尊崇的原因。從宋徽宗開始，關羽被封為「忠惠公」「崇寧真君」「昭烈武安王」和「義勇武安王」；元代封「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明代萬曆皇帝直接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清代皇帝更是封號「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帝君」，長達26字之多。上述僅僅是從眾多封號中遴選出來的，歷代眾多封號中，「義」占有最突出的位置。由此可見，關公文化最顯著的特定涵義是義，是以在武侯祠關羽殿高懸「義薄雲天」的大匾，當是大眾對他的崇敬和表達，關公之義成為中華文化的價值符號而千古流傳。
留下「明君」的文化符號
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
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百姓總是希望在「明君」的治理之下，實現安康的生活；而封建時代統治者為延續統治，出於階級的貪婪本性，總是為獲得最大利益而拼命壓榨老百姓，但也總是把自己裝扮成「明君」的形象。其實，縱觀中華數千年歷史，歷朝歷代可稱「明君」者有幾人？劉備應算其中一位。三國文化研究專家沈伯俊先生曾著文道：「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以此作為標準來看當時曹操、孫權等，均有屠城的罪行，而劉備沒有，三國蜀漢的劉備可能負面批評算是最少的。劉備鎮壓黃巾軍起兵但無惡名，其仁義名聲海內皆知。黃巾軍圍攻都昌時，孔融見情勢危急，派太史慈向劉備求救，《後漢書》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孔融乃「孔子二十世孫也」，在講究門第的當時，劉備「販履織席為業」，身處社會底層，可連孔融都要請劉備來解圍，可見旁人並不看重他的出身，而是看重他有濟世情懷和良好信譽。最能說明劉備有仁德愛民之心的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荊州，當時劉表去世，劉琮即位，面對曹操的咄咄逼人之勢，劉琮選擇放棄抵抗投降，當劉備得知消息時，曹操大軍已進至新野。劉備不得不由樊城南撤，史書記載：「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這也許是封建社會史上第一個發出「以人為本」呼聲的人物，不僅說出來而且他也這樣做了。晉朝史學家習鑿齒更是由此事道出劉備最後成就大業的原因，他說：「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如果上述史事僅僅是說明劉備具備「明君」的特點，那麼，我們還可從他與龐統的對話探尋出其道德價值觀及人生信條。赤壁大戰之後，龐統認為：「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藉以定大事。」劉備回答說：「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從中看出，劉備認為城池的得失與信義比較起來，後者更是作為一個成就大事的人更應具備的根本素質。劉備在彌留之際，有專門針對後主的告誡「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至於託孤諸葛亮，陳壽發出「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的讚譽，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封建社會稱得上「明君」的人嗎？至於到《三國演義》中過分地描寫劉備仁德愛民，則完全是欲塑造劉備「明君」形象而增添了一些附加色彩，故被魯迅先生批評為「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
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大抵徘徊在統一、分裂再統一這樣的歷史循環怪圈中。如果說大秦帝國給後世留下來封建統一的政治制度，大漢王朝留下來獨尊儒術這樣的意識形態和大漢文化遺產，那麼三國這段分裂的短暫歷史，則為後世留下了深刻在國人記憶中的一些文化符號，並傳承千年影響深遠。
來源：《四川日報》2023年2月27日第12版
作者：梅錚錚（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