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並沒有誕生於基督教的各種觀念，沒有《聖經》裡那樣的上帝，沒有伊甸園，沒有墮落，沒有原罪觀念，當然也沒有自然狀態、神聖的人、赤裸生命。因此，中國文化中不僅沒有誕生涂爾幹和莫寧格那樣的自殺學，而且，「自殺」也很少像西方那樣成為爭論的焦點。
雖然伯夷、叔齊的自殺和管仲的不自殺都曾成為爭論不休的事件，但是，其爭論的核心問題並不是像加繆說的那樣，塵世生活值不值得過，以及自殺是否應該，而是別的更重要的問題。
夷齊與管仲的故事裡真正重要的問題都是，人臣應該如何盡忠和保持氣節。而太史公那裡討論生死問題的核心，也是在什麼情況之下的自殺可能重於泰山，什麼情況下的自殺就會輕於鴻毛。在他們這裡，自殺本身並不具有獨立的意義。
談中國自殺問題的人常常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樣的觀念來理解中國人的生命和身體觀念，以為，這樣的觀念構成了與基督教中相平行的自殺禁忌。這種說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是，這樣的觀念仍然使所謂自殺禁令服務於孝這個更高一級的德性，而沒有形成對身體與生命本身的看法。
相對而言，當基督徒說人的生命屬於上帝時，表達的是一種更有實質意義的觀念。因為上帝在哲學意義上可以理解為最高和超驗的「好」，所以，這樣一個命題與「受之父母」的說法不可等量齊觀。「父母」本身並不是哲學觀念，而只是「孝」這樣有哲學意義的德性的行為對象。
還有論者把中國的觀念與基督教觀念機械對比，認為基督教中國對自殺是否定的，而中國和日本與印度一樣，對自殺持肯定的態度，並舉出屈原為例。殊不知，屈子雖然得到了歷代的讚美，古今對他的微詞也頗不少；而儘管基督教否定自殺，基督徒但丁卻讓為羅馬共和國自殺的加圖守護煉獄的大門。
上述論者雖往往號稱從中國文化本身理解自殺問題，卻總因未能消化西方的很多觀念，反而不能回到真正的中國來。其實，自殺學是否會在中國有一個獨立的位置並不重要，我們也沒有必要一定在中國找到與西方對應的身體與生命的歸屬。
而認為中國對自殺持肯定態度，未必就真的能把中國觀念與西方觀念區別開來。也許，中國人本來就不刻意肯定或否定自殺這件事。而所有這樣的說法，都和那些遊蕩的鬼魂毫無關係。
中國典籍中獨立討論自殺的並不很多。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中的一則故事似乎講得更透一些：
一個行人在山中遇到一個老僧，是個縊鬼，於是詢問找替身是怎麼回事。
老僧回答說：
「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盡節，烈婦完貞，是雖橫夭，與正命無異，不必待替。其情迫勢窮，更無求生之路者，愍其事非得已，亦付轉輪；仍核計生平，依善惡受報，亦不必待替。倘有一線可生，或小忿不忍，或藉以累人，逞其戾氣，率爾投繯，則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罰；所以幽囚沉滯，動至百年也。」
他們進而討論到自縊者死時的情狀，老僧說：
「凡人就縊，為節義死者，魂自頂上升，其死速；為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其死遲。」
這位老僧講得很清楚，自殺者並沒有一定的命運，他們死後的歸屬完全是由導致他們自殺的理由決定的。倘若這理由符合道德，他們就會得到好的結果；倘若這理由本身是惡意的，那就不會得到好結果。這個說法代表了中國文化中對自殺問題的一般看法。自殺本身沒有好壞，關鍵在於自殺的理由。
之所以這樣，恰恰是因為，中國文化中不僅沒有一個至善的上帝，而且沒有一個附著著最基本的善惡觀念的「赤裸生命」。而本文開頭談到的那些說法，都無意中仍從西方框架出發，以為中國人的生命也是一個「being」，中國人的生活，也在追求一種至善的存在；他們所做的，只是試圖在這個框架中添加不同的內容。
我這樣說，並不是認為，「生命」的概念在中國文化里就沒有意義；也不是說，自殺只是附屬於各種道德教條的一個次要問題。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中國的生命觀念，以及生命中的善惡衝突。
中文的「命」作為名詞，確實可以用來指生命，對應於英語中的「life」，比如我們會有「性命」、「喪命」之類的詞，並且給了這個名詞一個特定的量詞「條」。看起來，死亡就是喪失生命這個東西。但是，這個命卻很難用形容詞來修飾。如果說「命好」「命不好」，指的往往是命運，而不是生命。
因此，嚴格說來，中文裡並沒有柏拉圖所講的那種「good life」，而只有「good fortune in life」。不過，這個「好命」又和「good life」的外延大體相當，指的是過一輩子好日子。只是，good life是說，把生命這種「存在」中的好的東西發揮了出來；而「好命」則是說，一輩子過得很幸福。
西方的good life，是一個好的存在；而中國的「好命」，卻是指一種過得好的日子。死亡，並不只是生命的消失，而且是命運的終結。明白道理的中國人，都不會妄想長生不老，而是關心，在自己的一輩子裡，能夠獲得怎樣的命運。
關鍵的區別正在於此。
中國文化中對生命的基本觀念沒有把它當作一個靜態的存在，因此生命本身也就無所謂好壞，而只有過得好還是過得壞，這種把生活當成一個過程的說法。如果一定要在中國文化中找到一個與bare life相對應的概念，我想莫過於「過日子」。「過日子」和bare life一樣，是最基本的生活狀態，除去了任何善惡修飾，但本身又包含著各種善惡的可能。對性善性惡的爭論，就是對這種可能性的判斷。
對於中國人而言，生活必須在過日子的過程中展開，才能得到好的或不好的命。因此，關鍵之處在於過日子的方法，也就是生活的「理」或「道」。最高的往往是一種過日子的規則或道路，而不是另外一個至高的存在。這些概念並不是古代書生的陳腐之言，而是我們周圍活生生的世界。哪怕是再深地浸淫於西學中的中國人，若是不能明白過日子的道理，也無法過上幸福和有意義的生活。
而自殺所代表的，正是一種過日子的道理。自殺者要麼是想盡節完貞，要麼是為了逞其戾氣，總之，是為了達到一種自以為好的狀態，而做出的選擇。自殺是好還是不好，關鍵在於自殺是否符合過日子的道理。
聖人已然許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都是值得追求的，因為「仁」和「義」都會使人的日子過得更高貴和有尊嚴。在不得已的時候，拋棄性命來成就一個純潔而有尊嚴的生活，當然比忍辱苟活要好。
不過，孔子在稱讚伯夷、叔齊的時候，卻又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像管仲那樣，不僅沒有捨身取義，而且還投靠了敵人，孔子不但不認為沒有什麼不好，反而說他比那些「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的匹夫匹婦更好。
孔子的意思，並不是說伯夷、叔齊這樣的名人就可以自殺，而一般老百姓因為出不了名就不能自殺。其實，這「自經於溝瀆」的匹夫匹婦，說的正是伯夷、叔齊這樣的人。他們雖然是為了某種德性而死的，但他們的生活畢竟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無法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相比。因此，最重要的並不是是否堅持了某種德性，而是是否活出了意義，是否過到了最高的境界。
所以，哪怕是屈原這樣的人物，不僅遭到了揚雄的譏諷，就是朱子在注楚辭的時候，也批評他沒有達到中庸之道。最無保留讚美屈原的，大概要算太史公司馬遷。但就連他也惋惜屈原：「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在他猶豫是否應該了斷此生的時候，屈原的例子沒有使他自殺，反而使他決定活下去。
這幾位著名的自殺人物，都表現出了傑出的人格和節操，但沒有達到最高境界，比起孔子、司馬遷、朱子的人生境界，都要差一截。
無論是孔子的無可無不可，還是司馬遷的忍辱負重，可以說都接近了人生的中道；而這幾位自殺者，卻不得已而陷入了狂道。
《韓詩外傳》裡稱他們為「磏仁」。這是「仁」的最末一種，比「聖仁」、「智仁」、「德仁」都要低一個檔次，其基本特點是：「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磏仁者也。」並評價這些人說：「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
這些自殺者並不是沒有很高的德性和節操，但是他們德不厚，人不祥。這樣一種評價，和西方的自殺者相當不同。在基督教文明里，自殺要麼是罪，要麼是美德，或者兩方面衝突地糾結在一起，從而形成一種「德性之罪」，從中可以看到善惡之間的巨大張力。中國的自殺同樣也有一種深刻的悖謬，但卻是德性追求與人生境界之間的悖謬，即，並不是毫無保留地追求美德就能達到最高的人生境界。
這種悖謬在管仲和屈原那裡並沒有表現為尖銳的張力；因為，在古典時代，問題只是人生境界是否還可以更上一層樓，因為人生不是一種being，中庸之道也不是一個至善的存在，所以這裡面並沒有激烈的衝突。但是，如果我們不看這些面臨大節大義的古人，而面對當前中國的普通農民，尤其是那些農村婦女，衝突就凸現出來了。
如果按照紀曉嵐筆下那個老僧的分類，當代中國的自殺者恐怕很少是為了什麼盡節完貞，即使有哪個婦女是為了保護貞操而自殺，恐怕也會被目為怪人。絕大部分的自殺者是他所說的那種「或小忿不忍，或藉以累人，逞其戾氣，率爾投繯」的人。不過，這些人沒有像老僧說的那樣來尋替代，而是淹沒在嘈雜的人群之中，默默地消失了。
我們若觀察這些被老僧否定掉的自殺者，就會發現，他們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不要忘了，講述這個道理的老僧本人，就是一個尋替代的縊鬼）。導致他們自殺的雖然不是君臣大義或貞節操守，但也是一種氣，雖然被稱為「戾氣」。
也許他們所訴諸的理由完全不值得拼上一條命，但是，其中畢竟包含著自己的尊嚴和人格。他們也是為了爭一口氣，而忘記了過日子的大局，與屈原的模式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發生在更狹小的生活世界裡而已。
早在前現代的中國，《金瓶梅》裡宋蕙蓮的自殺和《紅樓夢》裡金釧與尤二姐的自殺，都是這種類型。她們誠然沒有過上最幸福的生活，但畢竟為自己保存了最後一點骨氣。
而到了現代，尤二姐的生活世界似乎也並不比屈原小多少了。個體的生命和幸福，被提升到與民族大義幾乎相當的地位，一個普通女子的自殺，常常被賦予「反封建」的意義，反而顯得更加高貴和重要。
1919年冬天，長沙城裡一個普通女子趙五貞在新婚的花轎里割腕自盡。雖然細究起來，也許趙五貞根本沒有什麼新思想，也根本沒有反封建、反舊式婚姻制度的意思，我們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她有精神障礙的可能，但是，這個小小的事件所激起的討論卻一浪接著一浪，似乎並不亞於梁巨川與王國維的死所引起的爭論。
光毛澤東就連續發表了九篇文章討論趙五貞的自殺。老僧那裡的「戾氣」，在毛澤東這裡變成了「自由意志」和「人格」。不過，他也批評趙五貞，說自殺並不是一種正確的方式，獲得幸福的真正辦法，應該是社會革命。
毛澤東的邏輯和古人的說法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他不再關心那些忠臣節婦，而把目光瞄準了普通人。他看到，普通人的自殺往往是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格和自由意志，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自殺並不能使他們獲得幸福。
他不僅在自殺觀念上實現了這種根本性的轉變，而且真的通過社會革命改變了中國的社會風俗和家庭制度。從此，中國家庭中去除了父權制的權威，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都不再成為束縛自由意志的繩索，任何人都獲得了獨立追求幸福和人格尊嚴的權利。在現代中國革命當中，家庭革命大概要算最徹底、最成功的一個方面了。大多數中國人，至少在這個層面上實現了平等，甚至自由。
那麼，在五四運動將近一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這麼高的自殺率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國內外都有人說，這說明，中國仍然是一個父權社會，家庭和性別革命都還沒有完成。但是，任何做過一點實地研究的人，都很難同意這麼簡單的說法。回龍觀醫院的女醫生李獻雲大夫對我說：「僅僅因為婦女自殺率高，就說中國婦女地位低，這也太簡單了。」Veronica Pearson跟蹤了一個農村婦女的自殺全過程，然後得出結論，自殺者未必就處在被壓迫的地位。
比起這些學者的說法來，一位農村老者的話更讓我深思：「女的為什麼這麼愛自殺？就是因為婦女的地位太高了。」他的老伴在一旁默默點頭。這兩位老人自己的女兒就是在與丈夫的吵架中自殺而死的。老兩口和自己的女兒沒有矛盾，他們的說法完全是一種客觀的判斷和評價。
作為學者，我當然不敢貿然接受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說法。不過，這位老人卻提醒我們，事實與很多學者想當然認為的正好相反。雖然不能說當今中國完全沒有因受壓迫而自殺的個案，總體而言，自殺並不是這個層面上的社會政治問題。
人們恰恰是因為獲得了更大的獨立空間，所以有更多的權利來追求獨立人格和尊嚴，「逞其戾氣，率爾投繯」有了更多的理由。就像我遇到的很多農民所說的：「過去兒媳婦就跟奴隸似的，公婆怎麼打罵都可以，那是受多大的苦？那時候她怎麼不自殺？現在，人們地位都平等了，有點小彆扭，動不動就喝藥。」「現在的人，氣性太大了。」
一旦「戾氣」被正名成了「獨立人格」，人們突然發現，自己的日子處在如此深刻的一個矛盾之中：沒有獨立人格和面子，日子總是過不好；但是，對獨立人格和面子的過份追求，卻有可能讓自己把命也丟掉。中國的自殺者往往並不是游離於社會常態之外的人，而恰恰是對某些社會規範和道德過於認真。
古人對「磏仁」的評價完全可以用在他們的身上：「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而比起古代那些磏仁者來，這些匹夫匹婦似乎又談不上什麼人生境界。他們死了也就死了，連尋替代都不能做到。
自殺往往來自「委屈」或「冤枉」，而家庭中的「委屈」又總是與感情糾纏在一起。最要命的是，很多時候，感情不但不會減弱家庭中的衝突，反而會強化彼此的矛盾。
因為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總有一個感情的期待，如果對方沒有表現出自己預期的反應，這樣帶來的挫敗感是尤其強的。年輕母親因為兒子不聽話而氣急了自殺，並不是因為自己恨兒子，恰恰是因為愛兒子。一對恩愛的夫妻從來沒有紅過臉，但僅僅因為丟了一台錄音機，丈夫責怪妻子看守不嚴，妻子覺得受了委屈，就喝藥而死。這當中的邏輯其實很清楚：「你這麼不體諒我，我沒辦法澄清；我就是要死給你看，讓你後悔，看沒了我你怎麼過日子。」
如果不是發生在彼此顧惜的親人之間，這樣的賭氣行為根本不會出現。而恰恰是因為家庭成員之間彼此依賴、相互看重，反而會不斷發生把自己的親人推向死亡的悲劇。親人之間，往往是冤家。
在屈原那裡並不怎麼尖銳的矛盾一旦在現代中國的小人物身上重新展開，我們發現，在過日子這樣普通的事情之中，竟然隱藏著如此多的衝突和危險。
我們前面說過了，過日子從來不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命運展開的一個過程。而命運的展開首先要在家庭之中實現，也就是要在家庭成員的互動之中發生。過日子本身就是人與人不斷發生關係的一個政治過程。
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非是「愛」與「恨」兩種。一般說來，一家人怎麼會有恨的道理？誠然，家庭中的主旋律是愛；但是，愛也是在不斷的衝突和矛盾中來維持的。只要有不同的人，就一定會有衝突，會有不同意見，會有爭端；如果沒有這些，就連愛也不可能。如果沒有「撒嬌」或「嗔怒」之類的矛盾，怎麼可能有真正的人間之愛？而這所謂的「撒嬌」和「嗔怒」，就是愛之中夾雜著的「怨」。
愛需要一定程度的「怨」才能變得活潑和真實；但是，一旦「怨」變得認真了，就可能演變成「賭氣」；而賭氣要是玩急了，就可能什麼都不顧了。所謂的「委屈」，往往就是因為表達「愛」的一個環節沒有把握好，從而不小心把「撒嬌」變成了吵架或者誤會。而很多家庭中的自殺，常常不過就是過於當真的「撒嬌」而已。
「愛」與「恨」（或者「怨」）之間的糾葛，就是善惡糾纏的中國版本，也是德性追究與人生境界之間的悖謬的現代版本。家庭中很多這樣的瑣事既不會給人帶來屈子行吟時那樣悲壯的感覺，也很難讓人們像哈姆雷特那樣陷入深刻的思考。
不過，這些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故事，和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民，所提出的問題，卻是同樣嚴肅的。如何在現代的處境下維護尊嚴，同時又過上幸福的日子，是這些自殺者督促我們問的問題。如果不能回答好這樣的問題，不僅每個人都可能變成潛在的自殺者，而且還可能有不知多少災難，在等待著我們。
文/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