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木子童
編輯、製圖丨渣渣郡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對於一個膝下無子的老人來說，這可能是最體面的一場葬禮。
2019年，傑尼斯事務所社長Johnny喜多川去世，全體傑尼斯藝人為他送葬，如送別父親般痛哭失聲。
他被譽為日娛教父，一手打造東亞流行文化的遊戲規則。
但在光輝的背面，一道陰影始終如影隨形：多年來，他被多次指控性侵旗下未成年男藝人，父親般的關愛背後，似乎隱藏著戀童癖與強姦者的動機。
這在日本幾乎已經是個半公開的秘密，但又被所有人默契地選擇遺忘。
直到今年3月BBC紀錄片《獵食者：日本流行音樂的秘密醜聞》上線，這道從未癒合的創口被重新揭開。
提起東亞流行文化，永遠繞不開傑尼斯事務所。換句話說，凡是你能想得起來的日本男星，一多半都出自傑尼斯旗下。
從風靡亞洲的偶像組合Arashi、SMAP，再到木村拓哉、瀧澤秀明和錦戶亮等明星，專門打造男性藝人的傑尼斯撐起了日娛半邊天，它就是全日本的造星工廠。
而創始人Johnny喜多川則是這座夢工廠的唯一真神。他參與練習生簽約到出道的全過程，掌控所有成為明星的資源與路徑。
對於相貌秀美的美少年來說，傑尼斯是逆天改命的夢想應許之地，但同時，它也是喜多川的私人狩獵場。
許多少年在這裡為他們的夢想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
當15歲的小林第一次推開傑尼斯集體宿舍大門時，呈現在面前的是少年漫畫般的耀眼場景。
明亮的宿舍里，J家美少年聚在錄音機前，做著廣播節目的扮演遊戲，場面熱鬧且充滿青春活力。
「我感到很高興。」小林回憶道，努力練習、成為明星的夢想仿佛就要起步。
然後不久後，Johnny喜多川起身走向他，對他說道：「去泡個澡吧。」
他不僅幫小林親手放好洗澡水，還親手幫他脫下了外衣：
「直到這一刻，我都還在想，他真是太親切太熱心了。」
但接下來，喜多川的手伸向了他的褲腰。少年羞窘地躲閃，他提出自己來。
而喜多川沉默了。
當笑容消失，親切的爺爺形象碎裂成虛幻的鏡像，少年意識到，他依舊是那個手握所有少年前途的威嚴掌權者。
恐懼瞬間攫住了少年的肢體，他一動也不敢再動。任由喜多川褪去全部衣物，抱進浴缸，像人偶般擺弄。
那天晚上，喜多川提出幫他按摩，但「與其說是按摩，不如說是撫摸」，從天黑一直持續到天明。
很少有人敢於拒絕喜多川的「關愛」，因為那意味著你將被趕到舞台的角落，從此告別出道的可能。
由於是集體宿舍，少年們的床鋪相隔不遠，每個人都能清晰地聽到房中的聲響。
當熄燈後，喜多川進入房間，隔壁床鋪上發出淅索聲，其他人就在黑暗裡保持沉默：
「啊，今天是他了呀，那明天可能就輪到我了。」
1999年，《周刊文春》的系列報導里，一名前JR回憶道：
「Johnny先生會給我打電話，邀請我去宿舍共進晚餐。然後對我說，去睡覺吧。當我上床睡覺後，他也走進房間，躺上了我的床。他摸了我的生殖器，起初是嘴，隨後他塗了些黏糊糊的東西，然後是手指伸進來，然後是他的下體。
這很疼，非常非常疼。」
但事後，他既沒有報警，也沒有找到父母哭訴。因為前輩們告訴他：
「這是你必須忍耐的，不忍耐就無法出名。」
對於Johnny喜多川的指控並非個案，它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跨度里，無數次復現於不同人口中。
早在1988年，傑尼斯早期偶像團體Four Leaves成員北公次出版的《致光GENJI》中，就曾公開描寫喜多川對未成年練習生的侵犯行為。
1996年，另一位傑尼斯出道藝人平本淳也出版《少年愛之館》，也提及眾多遭遇喜多川性侵的藝人，同時他還指責喜多川為維持少年雌雄莫辨的體態，要求他們注射雌性激素。
惡行貫穿喜多川執掌傑尼斯的一生，直到去年還有年輕藝人談及相似經歷：
「喜多川會要求我一直我服侍他到睡著，我手上有錄像可以證明我說的都是真的。」
去年年底，在日本著名「八卦議員」東谷義和的直播間裡，前傑尼斯練習生岡本Kauan講述了15歲開始遭遇喜多川性侵的故事。
如果說，這些還只是個別當事人難以證實的「野史」，那麼1999年《周刊文春》的系列報導就是一記真正的實錘。
1999年10月，《周刊文春》連續發表了10餘篇針對傑尼斯的調查報導。
記者採訪到多名離開傑尼斯公司的練習生，從他們口中聽到了這座造夢工廠背後的陰暗醜聞。
受害者中，最小的只有12歲，甚至不足以被稱為少年，只能說是男孩。
他們的描述與已被披露的情節高度相似，都指向了喜多川利用權力實施的大規模性騷擾與性侵。
這是喜多川醜聞第一次被有影響力的正規媒體報導，在日本民間引起了熱烈討論。
傑尼斯事務所立刻否認，同時於11月以侵犯名譽權為名把《周刊文春》告上法庭。
但2023年東京高度法院宣布《周刊文春》勝訴，法院在調閱多方證據後，認定雜誌有關喜多川性虐待的報導屬實，並未損害其名譽，因此不需要承擔賠償責任。
以當下的常見邏輯來推論，彼時彼刻開始，喜多川就該身敗名裂，受到道德與法律的雙重製裁。
然而詭異的是，這則驚天大瓜卻成了啞炮，除了《周刊文春》外，日本主流媒體幾乎沒有任何跟進報導，大家仿佛集體中了「一忘皆空咒」，默契地選擇了迴避。
於是如我們所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喜多川依舊是日本娛樂界的教皇，享受著鮮花掌聲和無與倫比的尊榮。
依舊在漆黑的夜晚爬上少年的床榻，並在讚譽聲里體面地走完一生。
究竟是哪裡出了錯？
為什麼惡行曝露在陽光下，反而是陽光失去了顏色？
一個最簡單的解釋是，陳舊的日本法律不足以規制喜多川。
準確來說，喜多川的行為很難在法庭上被定義。
在2017年前，日本刑法中，強姦罪只適用於男性對女性的施暴，而未成年男性即使遭遇侵害也無法適用這條罪名。
至於或可適用的強制猥褻罪，一來舉證困難，二來不足以概括暴行的全部。
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本刑法規定，所有性犯罪都是「親告罪」。
即使檢方已在其他案件中掌握犯罪事實，也不能越過當事人發起公訴。
這條法律本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隱私而設立，卻成了強姦犯的避風港。
沒有人有信心對抗傑尼斯事務所這樣一個龐然大物。
在喜多川在世的日子裡，沒有任何受害者就性侵問題提起訴訟。
於是明知道喜多川的性癖，日本執法與司法系統卻無法做出響應。
與此同時，對付醜聞的另一把利刃——「媒體」也黯然失聲。
在法律無法戍守的領域，我們總期待媒體至少能主持輿論的正義，但在喜多川事件里，媒體卻成了消音器和滅火筒。
1999年，《周刊文春》激情四射地連續14周做出系列報導，直指喜多川和傑尼斯帝國對練習生的壓迫。
當年主持報導的記者中村回憶，當時已經成年的受害人談起當年仍然會情緒崩潰：
「我從沒見過人能哭成那個樣子，渾身都在打顫。」
他決心把一切真相公之於眾。
然而資料詳實的報導後，接踵而至的不是正義的伸張，而是無言的排擠。
海外媒體如《紐約時報》等立刻跟進深入報導，而被稱為「五大紙」的五家日本主流新聞社如同一團點不燃的惰性氣體，共同選擇沉默。
頭版大幅報導著其他新聞，只在塞花邊新聞的邊角欄里簡略地提上兩句事件的發展情況。
一場本可能發酵為全國性大事件的醜聞，就這樣被拖進了公眾的遺忘周期，最終不了了之。
這是日本新聞界獨有的「忖度」。
藏在新聞邊角里的喜多川事件報導
正如沒有個人敢於在法庭挑戰傑尼斯，也沒有新聞媒體敢於得罪這棵搖錢樹。
得罪傑尼斯，意味著不再能獲得傑尼斯成員的一手消息、不再被邀請參與傑尼斯活動，也不會有傑尼斯成員出現在這家媒體的訪談、節目之中。
而幾十年的運營下，傑尼斯早已深入日本媒體的每一根毛細血管，在五家主流媒體旗下，你甚至很難找到一檔完全沒有傑尼斯藝人的節目。
被傑尼斯拒之門外，無異於一次抽筋扒皮，越是家大業大，越難以抉擇。
於是，1999年的《文春》風暴里，主流媒體選擇了「理智」的退縮。
今年BBC舊事重提，即使喜多川已然去世數年，主流媒體依然選擇了沉默觀望。
習慣是種可怕的東西，即使是悖離常理的惡行也會在長久的存在後變得「合理」。
喜多川事件里另一個可怖的側面是，短暫的輿論批評後，日本社會漸漸接納了這位老人的非法性癖。
「Johnny先生是喜歡小男孩的同性戀，這是常識。」
《少年愛之館》作者平本淳也在接受BBC採訪時說道。
他直言，很多父母明知道喜多川的愛好，仍然削尖了腦袋試圖把孩子送進傑尼斯。
一些父母甚至直接告訴孩子：「為了成名，你得把屁股奉獻給Johnny先生。」
數次報導後，公眾對此事心知肚明。
但他們說，相比於喜多川在流行文化界的貢獻，「我並不覺得這是值得討論的事情」。
於是，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當受害少年談起喜多川，除了恐懼和憎恨，他們還會提到「愛」和「感謝」。
一位前傑尼斯練習生坦言，在16歲時，他曾被時年70多歲的喜多川以按摩為名性騷擾，但是：
「當事情變成是或非的時候，他的所作所為當然是錯的。但實際上，我並沒有很討厭他，其實我很喜歡他，即使到現在，我也喜歡他，我仍然覺得我們被他很好地關愛著。」
在那棟集體宿舍里，被喜多川寵幸，意味著被愛，意味著得到紅的可能。
很多少年視之為等價交換，即使付出的代價會給他們留下終身陰影。
一位受害者在《文春》誹謗案中出庭作證，在向法官陳述遭遇後，他補充道：
「我喜歡Johnny先生，我祝他長命百歲。」
他們如同房思琪般，在遭到師長侵犯後，主動把這臆想為了愛與關心。
若非如此，他們無法說服自己：如果這是惡行，為何社會不制裁惡棍，反而把他捧上神壇？
鄰人的視線本該對隱蔽的罪惡做出最樸素的道德審判，但在日本，「揭露喜多川」本身反而更像是一種罪行。
在這個高度恥感的社會裡，被上位者侵犯的人總是處在實質上的輿論弱勢。
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反常識，但實際是，狀告上位者會給別人添很多麻煩，而「添麻煩」就是日本社會最大的非道德。
2015年，女記者伊藤詩織遭遇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山口敬之性侵，報警並提起訴訟後，媒體和社會送來重重壓力，蕩婦羞辱如影隨形。
一段時間內，因為「太不安分」，她甚至無法找到工作。
歷經長達8年的訴訟，她終於勝訴，法院判處山口敬之支付332萬日元賠償，但這完全不足以概括8年間她所承受的人生顛覆。
她的私照傳遍社交網絡、面容被P圖成色情影像，而事件里另一個主角山口敬之在這場風暴里得到了最好的隱私保護，形同隱形。
同類事件里，默認更體面的做法是「適可而止」，讓事情停留在並不太給人「添麻煩」的能量層級，一旦超越這條界線，就成了受害人「不懂規矩」。
我們常說，日本是個「同調社會」，如同沙丁魚群，每個人都在窺看著別人的行動來定位自己。
這通常能帶來巨大的安全感，但當你試圖逆行，它卻成了碾壓性的壓力。
組織當年系列報導的《周刊文春》記者中村體會尤深。
轟轟烈烈的報導後，中村愕然地發現，原來振臂高呼的從頭到尾只有自己。
緊接著，他被定位為了「危險人物」，傳統報社、出版社和電視台都有意將他排擠出了圈外，他們說：「他是會報導這種東西的危險傢伙。」
那一刻，中村意識到，在日本媒體界，事件的真相與公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遵守了大家共同的規矩：
「這23年，我始終處在絕望里。」
在喜多川事件中，你既無法責怪司法者、受害人，也無法責怪主流媒體，他們各有各的不得已，也都做了能力限度內的努力。
然而，這得體的分寸感就像一張又一張濕手帕，糊在日本社會的良知上，帶來痛苦而無望的慢性窒息。
所有人對癥結心知肚明——只要所有人都勇敢一點，惡之花就將不再擁有生存的空間。
但生活不是少年熱血漫畫，所有人都希望先去勇敢的是別人。
於是，直至今日走上日本街頭，你能夠聽到的依舊是對Johnny喜多川喋喋不休的讚美：
「喜多川是誰？」
「他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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