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1年忽必烈於建立元朝，僅僅幾十年裡，在皇位繼承紊亂、漢化遲滯、官員腐敗、權臣干政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終於在1351年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爆發了全國性的元末農民戰爭。
1352年，25歲的濠州人朱元璋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由一個游食四方的和尚變成了一名起義軍戰士。
不過，朱元璋參加革命也並不是自願的。當郭子興的起義軍攻下濠州後，朱元璋收到兒時夥伴湯和的來信，邀請他參加郭子興的義軍。朱元璋的態度還是很動搖猶豫的，在占卜求神也無結果的情況下，恰在此時，有人秘密告訴他，說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情況下，他才決定參加起義軍。後來，朱元璋回憶這段經過時說：「至正十二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這個「掠」字，倒是道出了他被迫參加起義軍的真實心情。
起義後的朱元璋，在眾多農民中表現突出，不僅作戰勇敢，而且機智靈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興的賞識，擔任郭的親兵衛隊長，成為郭的得力助手。在郭子興的培養下，朱元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勢力，在郭病故後，成為了郭部的實際領導者。所以，郭子興對朱元璋的影響是很大的，在建立大明王朝後，朱元璋仍對其念念不忘，並下旨為郭建廟立碑，歲時奉祀。
1355年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南下。自此而後，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大敗陳友諒、消滅張士誠，殲滅方國珍，完成統一江南，為開國奠定了基礎。
渡江以前，朱元璋部歸附韓林兒、劉福通為首的宋政權。渡江以後，他也一直打著宋政權的旗號。宋政權領導的起義軍提出復宋的口號。非常明顯。就是要推翻元朝的統治。
但是，朱元璋渡江作戰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開展反元鬥爭，而是為了取得一定的地盤，他利用元軍與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等人廝殺之際，在元朝力量比較薄弱的地區，如浙西、東的部分地區和江東大部擴展勢力。但是朱元璋對安慶城卻是按兵不動，因為安慶地處長江北岸，形勢險要，元朝守將余闕以兇悍頑固聞名，是個難啃的硬骨頭。而如果攻下安慶，將會大大推動南方的反元鬥爭。然而，朱元璋把主要力量都用於與張士誠、陳友諒爭奪地盤上。
對於那些頑抗到底的元朝將領和官僚，朱元璋總是讚賞備至，譽之為「忠臣」、「義士」。對於那些被俘而不願投降的元朝官員，朱元璋認為:「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或則禮遣出境，或則縱走不追。這與其他農民起義軍通常所採取的不降即殺的方針，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1359年元軍利用宋政權主力北伐兵力分散的機會，攻陷其都城汴梁(開封)，宋政權受到很大挫折。朱元璋不但不派軍隊支援，反而私下派人去元軍統帥察罕帖木兒處「通好」，向元朝表示願意投降。元朝政府派遣使節向朱元璋「招安」，贈送其「龍衣、御酒、八寶頂帽」、任命為「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只是由於察罕帖木兒在山東遇刺，其養子擴廓帖木兒繼為統帥，軍心動亂，無暇南顧。而朱元璋也是權衡利弊後，才沒有接受招安。
五百年後，清朝末年在浙江臨海出土1364年的《方國璋神道碑銘》，碑文作者是元朝翰林學士張翥，書寫者是元朝的中書參知政事危素。碑文中所述正是元朝確實對朱元璋進行過「招安」,而「招安」又是朱元璋主動要求的。
朱元璋對於反元鬥爭可以說是一貫消極的，對元朝的態度也是很曖昧的。
其一，他認為元朝的統治是合理的。元朝的統治是奉天承運，是上天安排的。農民起義軍提出復宋，就是否認元朝統治的合理性，而朱元璋強調元朝統治的合理性，也就是否定了農民起義。
其二，他參加起義軍不是為了反抗元朝統治，而是形勢所逼。他一再申明自己「取天下於群雄，不在元氏之手。」也就是說我不是從元朝而是從群雄手中奪得天下的。所以，明朝編寫的《元史》始終貫穿朱元璋的這一意旨，強調「自紅巾妖寇倡亂之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故大明從而取之。」
縱觀歷史，元朝政府最後是被朱元璋的軍隊所消滅的，但這並不是農民起義戰爭的勝利，而是大明皇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勝利，換句話說是封建統一戰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