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京城的消費水平很高，當時很多京官常為生計發愁，可謂是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根據現存的《李慈銘日記》、《翁同龢日記》、《庚子記事》等私人筆記，大致可以推算出當時京官的開支情況。
總的來說，京官的年用度主要分為四個層次，涵蓋了在京大員及六、七品小京官的生活狀況。
第一檔是困苦型
這一類主要是指剛入仕品級較低的主事、翰林一類的京官。根據《李慈銘日記》的描述，當時的京城的物價居高不下，米約2.5兩每石，最低限度的兩間住房租金2兩每年。僅此兩項的開支，就需支出20兩左右。
若是加上生活必備的油鹽醬醋茶，以及取暖、穿衣等，一年下來最少也得100兩銀子。
在一本名叫《過去的錢值多少錢》的書中（作者邵義），就曾對光緒年間的物件進行過細緻的研究，認為當時北京城五口之家維持生計的最低標準為白銀48兩。
當官的畢竟不同百姓，所以100兩每年的生活開支是底線。根據何德剛《郎潛憶舊》描述，他一個名叫錫彬的同年的生活狀況為：余家平常不舉火，上下四人，晨興食饅首四斤，加以蔥、醬、小菜，日不過錢一百有零。
錫彬時任刑部主事，是典型的小京官代表，他一家四口每天的生活費僅有100文錢（時銀錢比價為1:1500），年伙食費開支大概在20兩左右，而錫彬的俸祿是60兩，若是加上簡陋的住房、服飾和必要的人情開支，100兩的年開支非得精打細算不可。
像錫彬這樣生活在底層的小京官，在晚清時期占了京官數量的一半，拋去那些家庭條件不錯的，至少也有40%以上。
第二檔是溫飽型
相比與困苦型，這一類京官的品級略高、入仕較久，且在京內外有一定的人脈關係。
官當得長了，來錢的路子也就多了，他們可以通過種種方式獲取一些灰色的收入，不過這類收入不會太高，無非是外官的施捨以及保結一類的小額收入。
但有總比沒有強，正是在這些額外收入的支持下，他們的生活水平可以提升一個檔次，住房、吃穿方面多少也能體現出當官的體面。
晚清名臣張之洞探花出身，在京為官生活了近20年，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溫飽型」官僚。
由於長時間飽受經濟的困擾，光緒九年張之洞上了一道《請加翰詹科道津貼片》，在這道奏疏中，張之洞就給朝廷列出了一個京官的基本開支標準：「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
奏疏中說的「一金」意指一兩白銀，可以說張之洞所列的這個標準，是符合當時實情的。故而很多學者將京官的溫飽水平確定在300兩這個區間。
第三檔小康型
這一類官員與品級聯繫不大，主要取決於他們的家庭條件。在京為官日子艱難，若是能得到家庭和族人的經濟支持，那麼生活水平將會更上一個台階。
小康型京官的生活就不僅僅局限於最基本的生存開支了，在吃好穿好的基礎上還涵蓋了一定限度的娛樂、宴請、應酬等方面的開銷。
當然了，娛樂、宴請、應酬是個無底洞，具體花費多少沒有上限。基於小康這個水準，當時的最低標準是600兩。
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劉光第於光緒九年考中進士，後被選為刑部主事。劉家的經濟條件尚可，至少是中等地主之家。
他在京生活期間，就曾寫信回家說：「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這樣的標準，可以在好的地段租上一套像樣的四合院，還能雇上兩位傭人，到衙門上班也可以僱車。
每逢節日，劉光第都要向老師、上司贈送小額的節禮，不過他自己也說了，即便是年支六百兩，也不能在飲食、服飾上有過多的追求，錦衣玉食那是遠遠達不到的。
處在小康型這一水平的典型京官代表是曾國藩，如果看過張宏傑的《給曾國藩算算帳》一書的讀者，應該都是清楚的，曾國藩喜歡寫日記更喜歡記帳，所以為我們保留了許多珍貴的資料。
曾國藩翰林散館的第一年，就支出了800兩銀子，不過曾家的財力不及劉家，所以在京為官多年，曾國藩欠下了一屁股的債，直到他第一次放考差（鄉試主考官）的時候，才逐漸還清債務。
即便是每年支出800兩，曾國藩也得精於算計，一旦某項開支過大，就會影響一年的生活質量。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張佩綸，此公是李鴻章的東床快婿，他被革職後失去了生活來源，老岳父李鴻章倒也慷慨，按照小康的標準每年資助他1000兩銀子。
第四檔奢華型
同、光時期，高級京官的開支動輒四五千兩，甚至超過萬兩，但這都是在京的高級官員，不是宗室王公就是侍郎等二品以上大員。
官做到了二品，自然不會為銀子發愁。根據眾多筆記的記載，正一品的大學士歲入在50000兩以上，尚書41000兩以上，侍郎33000兩以上，至於這些數字到底可信不可信，御史認為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而且是只高不低。
不過此類官員畢竟是極少數，不是京官群體的代表，略作了解便可。從以上幾種情況來看，清代的京官大多數生活水平不高，僅僅是比一般的百姓略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