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法拉
編輯|法拉歷史
簡介
瘟疫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非自然的疾病，古埃及作為文明古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但它並非沒有過瘟疫，而是與人類歷史上的其他災害一樣，經歷了一個長期過程。
本文主要討論古代埃及的瘟疫傳播及其對古埃及社會造成的影響。
本文認為，古代埃及瘟疫主要分為兩類：
一類是作為自然現象存在的，主要包括乾旱、洪水和颶風等自然災害導致的瘟疫；另一類是作為社會現象存在的，主要包括瘟疫對埃及人生存、社會生活、農業生產等方面造成的影響。
對這兩類瘟疫傳播特點上的差異分析，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瘟疫對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
文章在敘述了古代埃及在疾病防治上所取得成就的同時，重點分析了造成這一成就背後存在的社會原因。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情況不能完全歸咎於古埃及人信仰宗教不求科學、忽視醫學技術、輕視衛生防疫等個人因素。
本文還對古代埃及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瘟疫傳播和影響進行了梳理和探討，指出古代埃及社會通過宗教來控制瘟疫傳播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後果。
一、瘟疫的傳播
古代埃及瘟疫的傳播是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的，包括自然傳播、人員傳播和疾病傳播等。在古代埃及社會，自然傳播是瘟疫發生的重要途徑之一，瘟疫流行往往伴隨著各種自然災害。
這些自然災害包括乾旱、洪水和颶風等自然災害，還包括地震、火山爆發等引起的山體滑坡、泥石流、洪水等次生災害，以及冰河時期帶來的冰河滑坡、冰封湖湖床造成的湖水倒灌等。
這些自然傳播因素，促使瘟疫的發生，也帶來了瘟疫的蔓延。這些自然傳播因素使許多人感染上了瘟疫。
古埃及社會中瘟疫的自然傳播有兩種主要方式：
一是通過動物傳播。由於當時埃及的農業生產水平不高，且由於其人口密度較大，牲畜數量較多，因此埃及的動物也較多。
大量牲畜使許多動物身上攜帶有病菌，這些病菌從受感染的動物身上傳染給了人類。
二是通過人和人之間接觸傳播。當時埃及人出行或者集會時都會攜帶一些病原體，這些病原體經過人際之間的接觸傳染給了其他人群，這些病原體通過接觸、吸菸、飲水等多種方式進行傳播。
而人員傳播則是指受瘟疫影響的人群，包括受疫者和其親屬，這些人員從瘟疫發生地傳播到其他地區或從其他地區帶回瘟疫病原體。
此外，還有一些是從受疫病影響的人群那裡獲得了疾病病原體，但沒有擴散到其他人群，比如孕婦受到了瘟疫影響後生下健康嬰兒或者是被感染的動物攜帶病菌。
而疾病傳播則是指在人口流動的過程中使疫病病原體發生擴散和蔓延。古埃及人對這些瘟疫進行了各種方式的防治。
二、埃及法老的瘟疫與政治危機
古代埃及的瘟疫是伴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是，在不同時期，它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同時對埃及社會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們要對古代埃及的瘟疫進行分析。
在古王國時期，隨著王權的加強，王權與神權、王權與國家、王國與地方政權之間相互制約、相互牽制。
當時流行一種說法：
「如果一個國王死亡了，他必須向神道訴說自己是一個好王；如果一個國王死亡了，他必須向神道訴說自己是一個好王」
這種說法反映了古代埃及人認為只有神權才能解釋一切，王權不能與神權相抗衡。
一旦法老去世，其統治地位就會受到威脅，所以在法老去世後，他需要向神道訴說自己的統治地位受到了威脅。
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是：
「如果一個法老去世了，他必須向神道訴說自己是一個好王」，這也是為什麼法老在去世後要讓神道來為其守靈的原因之一。
但是，這種說法存在一個問題：如果法老也去世了，那麼他的後代會怎樣？如果他的後代不是國王又怎麼辦？而這兩種情況都將導致埃及出現政治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法老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這種情況使得地方上有權力者開始注重個人形象以提高自己在民眾中的威望；
而對神權而言，他們則希望自己能成為神的代言人、保護者和萬民之神。因此，神權與王權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平衡。
但法老去世後，新國王要想在埃及擁有一定權威和權利就必須得到神權的支持，這也就導致了新王會用各種手段來獲取民眾的支持。
三、戰爭的災難
古代埃及人因為宗教而不得不將戰爭視為解決自然災害和人類疾病的最好方法，他們認為戰爭是對神聖神靈的虔誠致敬。
在古代埃及歷史上，有很多次大規模戰爭，這給古代埃及人帶來了巨大災難。
《埃奈奧加帕爾的旅行記》中記載了公元前14世紀底比斯城和埃赫那頓兩場大規模戰爭的經過。
這兩場戰爭都是以失敗告終的，因為他們的軍隊遭到了法老埃赫那頓的抵抗。埃赫那頓是埃及法老安菲波利斯的侄子，他征服了底比斯，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這兩場戰爭都是圍繞著神廟展開的，最終神廟被毀，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宗教發動的戰爭。
《埃奈奧加帕爾旅行記》中還有另外一場戰爭是公元前10世紀初在埃赫那頓統治時期進行的埃赫那頓征服活動，這次戰爭讓埃赫那頓損失慘重，因為在這場戰鬥中死亡人數有近7萬人。
《埃奈奧加帕爾旅行記》中記載了埃赫那頓和法老之間一次激烈的衝突，法老利用他特有的軍事力量和宗教力量最終將埃赫那頓征服了。
為了慶祝勝利，法老派出了使者去向神靈祈禱，然而神靈並沒有回應他的祈禱。在法老被消滅後，使者也被殺死了，並被埋葬在他最後一次攻打埃赫那頓前建造的神廟裡。
因此可以看出古代埃及人是通過宗教來控制瘟疫傳播和社會發展規律。
四、瘟疫的控制與預防
古代埃及人對待瘟疫的態度是通過宗教和信仰來實現的。埃及人相信，如果人類能夠敬畏神明，並且遵照神明的旨意行事，那麼他們就可以戰勝瘟疫。
因此，古代埃及人採取各種方法來體現自己對神靈的忠誠。這種做法使得他們能夠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從而避免了許多自然災難。
當然，對於這種做法也有另一種解讀。尼羅河兩岸的人們認為，如果能夠對疾病進行有效控制，那麼他們就可以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獲勝。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古代埃及人認為，如果人們能夠與神明和諧相處，那麼就可以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因此，古代埃及人利用宗教和信仰來控制瘟疫的傳播。
當然，這種方法不是唯一的控制瘟疫的途徑。通過祭祀、藥物等方法也可以有效控制瘟疫。對於神的信仰和對疾病的認識也使得古代埃及人更加重視對疾病的預防和控制。
他們認為如果能夠有效地預防疾病，那麼就可以避免災禍的發生。
此外，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疾病是一種不祥和邪惡之物，對於這種不祥之物，人們總是希望能夠通過各種方式來將其驅逐出自己的生活範圍之外。
所以，對於疾病的控制也成為了古代埃及人解決瘟疫問題的重要途徑。無論是自然災害導致的瘟疫還是社會現象導致的瘟疫，都體現了古代埃及人對疾病控制和預防方面取得的成就。
古代埃及人認為在沒有神明保佑以及神治下人們不能違背自然法則行事，而神也可以控制瘟疫，因此他們以宗教為中心來控制瘟疫的傳播。
五、作者觀點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在古代埃及社會，人們在面對自然災害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現象時，從其產生和發展的角度來說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這些成就既源於古代埃及人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對自然災害防治手段的豐富與完善以及對各種醫學知識和醫學技術的重視，同時也得益於古埃及人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自然規律的認識。
然而，在古代埃及社會發展過程中，由於科學技術的落後以及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影響，古代埃及人對瘟疫缺乏有效防護措施，導致了大量瘟疫傳播到其他地區，這些瘟疫又進一步影響了社會各方面。
筆者認為這些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考慮：一方面是古代埃及人的個人因素，另一方面是當時社會環境下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古代埃及人雖然在面對自然災害和社會現象時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正是在這些成就背後存在著諸多問題。
正是因為這些問題出現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相結合，才導致了古代埃及社會在面對自然災害和社會現象時所採取的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