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
20世紀中期，荷蘭轉變同化政策後，開始貫徹多元化的族群文化政策，蘇利南社會呈現了政治代表多元化、社會從業多元化和族群文化多元化的特徵。
荷蘭在蘇利南採取多元文化政策之後，蘇利南的政治發展愈發民主，城市生活更加自由，文化環境更加寬鬆，但多元文化政策也有一定的缺陷。隨著多元文化政策的實施，各族群的政治參與度明顯提高，並且少數族群的自治權力也獲得荷蘭殖民政府的承認。
1943年，蘇利南聯盟黨成立，這個黨成立之初是為抗議基爾斯特拉總督提升亞洲族群社會地位的做法。1946年，印度人成立了與之對立的印度黨，後改名為進步改革黨。二戰以後，印度人開始組建自己的政治團體，首先成立了蘇利南聯合黨。1946年，印度人和爪哇人組建了一個名為印度人—爪哇人的中心路區，要求政府建設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學校。
蘇利南聯合黨的領導人又成立了蘇利南國家黨，代表新教徒的利益，而羅馬天主教徒則成立了蘇利南人民黨。1947年，爪哇人也建立了代表本族群的政治組織，即印尼農民黨。這些政治機構代表各自族群的文化集團，並且是建立在共同的族群邊界和宗教信仰之上。
多元文化政策之下，蘇利南的族群推選政治代表時，不因族群背景而區分、受限。1945年，登記在冊的2995名選民中，包括2377名白人和土長黑人、283名印度斯坦人、273名中國人和62名爪哇人。
隨著各個族群都組建了代表本族群的政黨或社會團體，中下層階級的政治地位明顯提高，一定程度上多極化的政治代表促進了權力的平衡。1948年，海牙召開了第一次圓桌會議（RTC），荷蘭派出了12名參會代表，蘇利南有8名代表列席，荷屬安的列斯群島也有8名代表列席。
雖然這次會議的議題是商討殖民地的內部結構，但是經過三方談判，荷蘭在西印度的部分殖民地均獲得了相當大的經濟和政治自治權。1949年，蘇利南的政治選舉正式根據普選原則以及圓桌會議期間商定的自治精神開展，蘇利南社會的民主意識也在不斷增強。
在鄉村地區，主流社會對少數族群的偏見逐漸減弱，二十世紀中期尤為凸顯。1963年開始，蘇利南的部落社區的民眾被賦予參加全國大選的權利，即有權參與權力政治的角逐。
蘇利南的洛伊德坦言，「部落社區的民眾獲得進入議會候選人的權利，是對執政聯盟政黨的補充，便於爭取更多的話語權，而這一舉措推動了政黨開始在部落社區中尋找和培養潛在的議會代表。」
如此一來，蘇利南的政治參與更加寬容、開放，族群之間的分隔、嫌隙有所減少。荷蘭的多元文化政策提高了各族群的參政積極性，政黨組織的建立成為蘇利南族群之間的對話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蘇利南族群關係的改善。
（二）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20世紀中葉，印度人和爪哇人的社會地位迅速上升，社會流動的加快使得職業選擇也更加多樣化。許多族群的職業選擇不再受制於歷史傳統，可以根據自己的職業需求而自主擇業。
殖民時期，蘇利南族群大多都接受過荷蘭語的基礎教育，這也使得許多人避免了語言障礙這一問題。另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使蘇利南的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尤其是蘇利南的美國礦業公司對勞動力的需求加劇，各族群的從業人數不斷上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利南是美國鋁業的最大供應地，也是美國海外最重要的工業建造基地之一。程洪教授曾指出，「如果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扮演了『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的角色，那麼，拉丁美洲對二戰的最大貢獻便是起到『民主國家的戰略原料倉庫』的作用。」
二戰期間，鑑於蘇利南蘊藏了豐富的鋁土資源，美國臨時部隊在此建造基地，加緊了對鋁礦的開採，若說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兵工廠」，那麼蘇利南則是美國儲備戰略物資的原料庫之一。美國鋁公司招募大量勞動力進入礦場和修路運輸。為了吸引勞動力，美國人提高勞資報酬以吸引蘇利南工人進入工廠勞動，造成當地工資水平不斷上漲。
在高回報的刺激下，蘇利南的黑人紛紛進入城鎮工作，在帕拉馬里博市郊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馬龍人，也湧入了美國的工礦企業。這一時期，蘇利南的中產階級主要由穆拉托人組成，他們在法律、醫學、新聞、教學和行政等職業中就職；印度人和爪哇人主要在農業部門工作，黑人則是在採礦業或城市製造業部門。
據1934年《真理和正義之旗：蘇利南新聞廣告報》刊載，這些勤奮刻苦的華人後代，有些人被提拔為荷蘭軍官，有些成為政府高級官僚，還有一部分晉升為知名學者。就業結構的多元化以及從業人數的增加，加快了蘇利南的族際交往和社會融合，對蘇利南的社會發展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經濟、社會地位的提升與文化適應有助於族群居住空間的打破，推動蘇利南地理空間的整合。1940年後，蘇利南沿海地區興起了尋金熱，許多勞動力前往沿海地區務工，或是在運輸船隻上裝運貨品或是在工廠充當技術工人。隨著公路、水電站、機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蘇利南的內部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馬龍人察覺到沿海經濟的巨大收益，大批向沿海地區遷移。在此之後，馬龍人和外部世界的聯繫逐漸加深，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使蘇利南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
1937年，帕拉馬里博定居人口為52,368人，到1945年時，帕拉馬里博的常住人口增加到67,381人。這一時期，蘇利南的經濟發展速度也明顯加快，根據美洲檔案記載，1945年國民收入預估值達到7,440,940荷蘭盾。人口城市化促進了蘇利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流動的加快為城市發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三）促進多元文化的共存
隨著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蘇利南族群文化的差異性愈發明顯。蘇利南的宗教信仰十分廣泛：印第安人信奉原始宗教，白人和一部分土長黑人信奉基督教，也有一部分土長黑人信奉非洲宗教，部分印度人和爪哇人信奉伊斯蘭教，華人尊崇中國的儒家學說，此外還有印度教、猶太教等等。
印度教的教義給蘇利南的印度徒灌輸了強烈的平等意識；另外，印度人的種姓一詞被收錄到蘇利南語，用以表示族群之間的差異。由於大多數人信仰基督教，而伊斯蘭教、非洲神靈崇拜、印第安人的原始宗教等在蘇利南都有一定的信仰群體，蘇利南多元社會保留了鮮明的文化差異。
爪哇人穆斯林信仰真主安拉，並且保持了祈禱、齋戒等儀式，黑人會舉行非洲原籍的宗教祭祀儀式和活動，印第安人信奉薩滿等。隨著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語言方面，蘇利南使用的語言除荷蘭語外，還有英語、斯拉南語、印地語、爪哇語、廣東語或客家話等，都呈現了明顯的多元特徵。
荷蘭殖民政府實施多元文化政策後，蘇利南的各種族群文化得以共存，族群關係也更加和諧。此外，在多元文化政策下，蘇利南的跨族通婚也在逐漸增多。
以印度教徒的婚姻為例，荷蘭在蘇利南實行同化政策時，印度教徒仍受印度教的影響，基本不與外界通婚，對種姓制度抱受殘缺。然而，多元文化政策下，種姓制度和族內通婚的要求在蘇利南逐漸淡化，印度教徒與族外通婚的人數有所上升。
在帕拉馬里博，印度人與黑人、爪哇人、荷蘭人和中國人的跨族婚姻占全部印度人的3.8%，這樣來看，蘇利南的印度人並未嚴格遵循印度的婚姻方式，因為異族通婚的比例在增大。蘇利南異族通婚人數的增多，說明族際之間的互動加強，有利於族群之間的交往，也有利於蘇利南的社會融合。
荷蘭殖民政府為保存馬龍人的文化完整，允許馬龍人實行內部自治。馬龍人作為離散的黑人群體，雖然經歷了奴隸制，但馬龍人找到了傳承本族群文化和獨立發展的方法，即隱居叢林，因此馬龍人保持了高度的文化自覺，荷蘭殖民當局對馬龍人實行了特殊政策，旨在保護馬龍人的族群文化。
隨著馬龍人在沿海地區的移民持續增加，他們「衣錦還鄉」後也帶來了一些新變化。馬龍人在族外習得的新工具和新技術對族群傳統的生活方式產生了一定的衝擊，許多馬龍人也漸漸放棄了老舊習俗，離開內陸轉移到城市生活。
總而言之，荷蘭的多元文化政策推動了蘇利南民主政治的發展，調動了各族群參與政治的積極性。然而，族群衝突並未在多元文化政策下消除，由於經濟、宗教等差異，蘇利南依舊存在矛盾，如印度人和黑人，黑人和爪哇人之間的衝突等。
從從屬族群來看，多元文化政策本質上是以一種保守的文化力量而治理蘇利南的元社會，並不可能讓原住民和少數族群從荷蘭殖民統治中解放，原住民和少數族群也不可能獲得和支配地位的白人一樣，族群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中的差異性仍然普遍存在。
蘇利南的經濟政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荷蘭宗主國，殖民時期也不可能逐步轉型成現代化社會。族群文化存在一定的異質性，但政府在制定族群政策時，不能過度放大族群的差異，以防族群界限成為社會融合的障礙，也要防止多元社會走向分裂。
文化是互動的，不是孤立而靜止的，各族群通過交往可以加深對族群外部文化的了解，誠如托馬斯·許蘭德·埃里克森所描述地那樣，「族群的定位是某一族群通過和其他族群的關係確定的，且隨族群界限而強化，即使不在邊界以外，族群文化也和社會組織一樣可能有所變動。」
蘇利南社會存在著各種文化矛盾和衝突，卻不意味著我們要放大矛盾，歪曲事實。荷蘭的同化政策強硬地推進少數族群對荷蘭文化的適應進程，阻礙了跨文化的交流，其實質是文化霸權主義；而多元文化政策保持了族群文化的多樣性，有利於整合各族群的文化力量，並且對蘇利南建設穩定、和諧的多元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左宏願研究族群政策時提及：「成功的民族構建意味著，在雖然存在多樣化的地域、宗教和族裔紐帶和認同的現實下，國家能取得大多數基於公民身份的民眾最終的真誠。」隨著族群團結和統一心理的增強，蘇利南在多元社會的基礎上逐漸融合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