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絲綢之路」最早由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

他經過文獻考證和實地考古，最後在《中國親程旅行記》一書中寫道：「在公元1世紀至公元二世紀前後，也就是中國的漢朝時期，有著一條從中國的長安、洛陽等地經中烏茲別克斯坦，最終到達歐洲的重要商道。」由於這條道路上傳輸的主要商品是各類絲織品，所以他形象地將其稱之為「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如何開闢的？又是如何維護發展的？它最終又給兩漢的經濟文化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這還要從張騫通西域說起。

一、為抗匈奴通西域，聯盟未成商路通

西漢建立之初，匈奴強盛，時常騷擾邊境，但無奈當時的漢朝國力較弱，無力抵禦，所以只能一面以和親的方式暫求和平，一面忍辱負重，休養生息，發展經濟。

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到漢武帝時期，農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國民經濟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綜合國力大幅提高，在這種背景下，漢武帝開始考慮全面解決匈奴問題。

恰在此時，漢武帝聽說了匈奴也屢次進攻大月氏的消息，因此他萌生了聯合大月氏左右夾擊共破匈奴的想法，不過大月氏與西漢素無往來，所以他就於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發布了詔令，公開招募有經驗的使者出使大月氏。

張騫看到詔令後，欣然應召，帶著一百多人的使團踏上了西去大月氏之路，但沒想到的是，隊伍出發了沒多久，就被匈奴截留，並一扣就是十多年。

後來，張騫趁匈奴監管鬆弛之機，帶領著少數部眾逃亡了出來。之後，他不忘使命，繼續踏上了前往大月氏之路，途中他先後到訪了大宛國、康居國、大夏國等國，這些國家不但表達了與漢朝通好的願望，而且還派嚮導將張騫他們導引到了大月氏國。

可這時的大月氏已遷到了遠離匈奴的地區，從而徹底擺脫了匈奴的糾纏，所以已不再想與漢朝結盟夾擊匈奴，但卻表達了與漢通好的願望。

之後，張騫又歷經波折，回到了漢朝，將一行的情況向漢武帝做了詳細匯報。

張騫的西域之行耗時十三年，從最終結果上來看，該行動並沒有實現軍事結盟的目的，但卻為漢朝政府開闢了一條通往西域之路，也使漢朝政府了解到了西域各國的通商願望。

所以，到了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元狩四年），漢武帝再一次派遣張騫帶領300人的使團出使西域。這次出使的表面原因雖然仍是結盟西域各國抗擊匈奴，但通商氛圍已經非常濃厚，使團不但帶有大量的馬匹、牛羊和絲綢，而且還設置了眾多持節副使，聽張騫調遣。

張騫到達烏孫國後，當即就與烏孫國王達成了「和親」意向，隨後，他又派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表達了通商之意。

張騫此次通西域之後，中原與西域諸國的使者逐漸開始相望於道，商貿往來日益頻繁，絲綢之路漸漸成型，但仍會受到匈奴的不斷侵擾，尤其是東部的樓蘭、車師等地，受襲最為嚴重。

為了削弱匈奴對西域的控制，武帝、昭帝、宣帝三位皇帝，先後派兵與匈奴爭奪樓蘭和車師，直到元帝時，才最終解除了匈奴對絲綢之路東段的威脅，自此西域東部與漢朝的商貿往來才暢通無阻。

除此之外，漢朝一直致力於打通絲綢之路大宛以西的通道，先是在太初元年（前 104）和太初三年（前102），漢武帝連續兩次派遣李廣利出師大宛，「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

到了宣帝本始二年（前72），漢朝又與烏孫聯合共擊匈奴，在漢朝的接連打擊下，宣帝神爵二年（前 60），匈奴日逐王歸降漢朝，匈奴的威脅才最終得以解決。

之後，漢朝又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確立了漢朝對西域諸國的管轄，絲綢之路才得到了全面暢通。

二、班固再次通西域，絲路延到阿拉伯

絲綢之路開闢之後，漢朝和西域各國的商貿往來一度非常頻繁，但好景不長，西漢末年，漢朝的國力出現衰落，匈奴又趁勢而起，再度襲擾西域各國，使得絲綢之路一度中斷。

東漢建立後，經過二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國力得到恢復。

永平十六年（公元71年），東漢明帝再次派竇固出擊匈奴，在天山附近大破匈奴呼衍王，隨後，竇固又派軍中假司馬班超出使西域各國，以期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域問題。

班超出使西域的第一個國家是鄯善國。該國國王起初還對班超十分禮遇，但不久後，就在匈奴使者的威脅下，禮待疏懈。

班超得知情況後，立即召集隨從吏士36人，果斷斬殺了匈奴使者，鄯善震怖，表示一定要與東漢世代交好，從此絲調之路的鄯善段便再次開通了。

隨後，班超又出使了於窴國。於窴王受巫師蠱惑，親近匈奴，對漢使不以為然，班超又用計斬殺了該國巫師，並將首級送給於窴王，於窴王懼而降漢，絲綢之路的於窴段因此得以開通。

最後，班超又出使了疏勒國。疏勒王是由匈奴支持的龜茲所立，一切都聽命匈奴，班超用計將其劫縛後，把他帶到了架橐城。

隨後班超又把疏勒文武官員全部集中起來，細數龜茲的種種罪行，並按疏勒的民意，新立了國王，疏勒由此平定，絲綢之路疏勒段也得以通順。

此後，東漢重新設置了西域都護府及戊己校尉，而班超則作為漢朝使者常駐西域31年，期間雖有波折和反覆，但班超卻憑藉東漢的強大影響力，運用高超的外交藝術和卓越的膽識，維護了絲綢之路西域段的穩定。

與此同時，班超還派副使甘英帶領使團出使大秦（即東羅馬帝國），由於條件限制，甘英最終沒有到達大秦，但他卻順道訪問了條支（即伊拉克）、安息（即伊朗），以及西海（即波斯灣）沿岸諸國，這些國家都表達了與漢交往的願望。

之後，他們在甘英的啟發下，沿著甘英走過的路線，紛紛東來，最終使絲綢之路拓展到了阿拉伯地區。

三、經濟利益頗豐厚，文化交流影響遠

絲綢之路開闢後，東西方的商貿往來被打通。由於漢朝在當時的周邊世界中經濟最為發達，手工業技術最為先進，所以當時的貿易主要是一種順差貿易，而在漢朝的出口商品中最主要的就是絲綢。

由於漢代織絲、養蠶技術的發達，當時的絲綢在漢代的百姓生活中已經十分常見，但對於西域、中亞、西亞等國以及羅馬帝國來說，還是貴比黃金的奢侈品。

巨大的利潤使得中外商賈往來於道，將大量的文繡繒帛、羅紈錦綺運往西方，而外貿的發展又進一步刺激了漢朝國內絲織業的發展，據史料記載，當時漢朝幾乎每一戶人家，都會有一個家庭主婦從事絲織業，她們生產的產品，也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由於從事絲織業獲利較易，所以漢代出現了重絲織、輕農業的景象，對此司馬遷曾寫道：「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刺繡文。」

與此同時，絲綢之路也為漢朝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收益。由於絲綢對西域各國來說是一種硬通貨，所以漢朝經常會用絲綢來與其進行易貨貿易，從而用極低的成本，換得了馬匹、貂皮、毛氈等軍事戰略物資。

除此之外，由於絲綢之路主要被中國人和阿拉伯人壟斷，羅馬帝國無法從中分得利益，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想尋找通往中國的新通道，後來，他們終於發現了利用固定季節風，往返於紅海到印度洋的海上通道。

公元166年，希臘商人又穿過馬來半島，代表羅馬皇帝安敦在洛陽拜見了東漢的桓帝，這標誌著海上絲綢之路的最終打通，這又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商貿往來。

除了經濟利益之外，絲綢之路的開通還促進了兩漢的文化發展。

首先，絲綢之路直接為中原帶來了洋蔥、蕪荽、黃瓜、芝麻等蔬菜，同時也引進了西瓜、葡萄、無花果、石榴等水果，以及胡餅等烹飪技藝，極大豐富了漢朝人的餐桌，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文化。

其次，絲綢之路還為中原帶來了胡床、胡榻等家具，從而改變了中原人席地而坐的習慣，坐姿的改變又帶來了眾多禮儀的變革，比如飲宴之禮本來是一人一席，分坐分餐，但胡床普及後，就逐漸發展成了多人圍合的進餐方式。

再次，絲綢之路還為中原帶來了胡琴、箜篌、琵琶、五弦、蘆笙、腰鼓、橫笛、豎琴等樂器，同時極具異域風情的胡樂、胡舞也傳入中原。

西域樂器經樂師改造之後，都成了中國民族樂器的組成部分，極大豐富了中原音樂的表現形式，而西域音樂和舞蹈則逐漸統治了後世宮廷的燕樂。

最後，絲綢之路還促進了民族融合。西域文化在向中原輸入的同時，西域各國也主動對先進的中原文化進行了學習，從而增加了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並最終實現了文化上的融合，從而為民族融合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結語：

從絲綢之路的開闢過程來看，它其實是西漢王朝的無心插柳之舉，但西漢政府很快就意識到了它的巨大價值，所以就採取了一系列軍事行動來保持絲路的通暢。

東漢立國後，延續了西漢王朝的做法，繼續經營西域，並進一步發展了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開闢後，不但促進了漢朝商貿和手工業的發展，還促進了漢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和互動，在促進兩種文化轉型升級的同時，也為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礎。

可見絲綢之路對於推動古代華夏與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時至今日，古老的絲綢之路煥發新機，繼續為我國與周邊鄰邦的合作發展，發揮著巨大作用。

參考文獻：

《史記》

《漢書》

《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