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詞話》借宋寫明，這是「金學」界所有同仁都公認的一個不爭事實。問題是，《詞話》究竟寫的是明代哪一個時期，是嘉靖朝還是萬曆朝，學者們對此的看法是頗有分歧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最主要原因是《詞話》的作者所採用的獨特的藝術手法，即作者常常選取歷史上有，明代也有，且不止一個的同名同姓的人物（例如張達），或選取明代不止一朝獨有的事件（例如借支馬價銀等）來安排情節，古今雜糅，使讀者模稜兩可。
但作者又在關鍵處加以限制，點明他的創作意圖。若讀者不明白這種獨特的藝術手法，往往會上作者的當，辜負作者的良苦用心。
「陳四箴」就屬於這種典型的「模稜兩可」事件。
《金瓶梅詞話》
一
「陳四箴」是一個假造的人名，在《詞話》中出現過兩次，一在第六十五回，一在第七十七回。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結豪請六黃」，黃太尉「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旁迎接，左右喝叱起來」，前往迎接的有：
「山東巡撫都御史侯蒙、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山東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登州府黃甲」等。
第七十七回，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奏本中提到「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
一個假造的人名在作品中就這麼簡單地出現過兩次，第一次出現是「右布政」，第二次出現變成「左布政」，並且沒有任何關於他的行動的描寫，這就明顯地暗示人們，這個人名是假造的，其用意是要告知世人他所寫的作品的時代。
作者為什麼要起「四箴」這樣一個名字，而不是「五箴」「六箴」，這主要是因史實決定的。
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當是台灣學者魏子云先生。他認為《詞話》作者杜撰的這位名叫「陳四箴」的官員，與萬曆十七年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向皇帝上疏並附「四箴」有密切關係。
也就是說，先有雒於仁的上「四箴疏」，才有作品的「陳四箴」，並以此證明《詞話》反映的是萬曆朝而不是嘉靖朝。
雒於仁上「四箴疏」於史有徵。據《明史》卷二百三十二〈雒於仁傳〉，大意謂：
「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
疏後附有「酒、色、財、氣四箴」，言詞大為不敬。萬曆帝看後極為震怒，欲從重懲處雒。在閣臣申時行的勸說下，雒於仁於萬曆十八年春去位，被斥為民。
從上引史料來看，雒於仁以「四事」向皇帝上的疏稱之為「四箴」，這本是無可非議的。
但要說《詞話》中的「陳四箴」是在雒於仁上「四箴疏」後，作者才據此擬出這個人名，這個觀點則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這裡首先需要對「四箴」進行正名。
「四箴」是一個詞組而不是一個詞，《辭源》《辭海》《漢語大詞典》都沒有「四箴」這個詞。「酒色財氣」就是酒色財氣，把它看成是人生四戒、四貪有道理，要說它就叫「四貪」「四戒」那是沒有道理的。
《金瓶梅詞話》用「酒色財氣」四個字寫了四首詞，起名叫「四貪詞」，四貪詞是一個詞組而不是一個詞。
萬曆時的雒於仁是以酒色財氣四項來箴諫明神宗的但酒色財氣並不叫，「四箴」。
也就是說，「四箴」的內容不限於酒色財氣四個方面，不管是什麼內容，只要夠四項，以此來規諫別人的就都叫「四箴」。
史籍上不僅有「四箴」，而且還有二箴、五箴、六箴、八箴、九箴、十箴、凡百箴等。《宋史‧趙景緯傳》：「景緯進權禮部侍郎兼侍讀，進四箴。
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宋史》卷四二五）他這四箴講的就不是酒色財氣。
由此可見，「四箴」這一詞組早已有之。
《詞話》中起了「陳四箴」這個名字，不是在雒於仁進「四箴疏」後才擬出來的，就是根據趙景緯的說法即能起出「陳四箴」這個名字來。
趙景緯是「進聖學四箴」的，進四箴即陳四箴，進者，陳也；陳者，進也。
「酒色財氣」的說法，早已有之。《後漢書‧楊震傳》就有「酒色財」之說：「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書》卷五四）
「酒色」一詞產生更早，《史記》《漢書》中就有。到宋時又加上了一個「氣」，便成為「酒色財氣」。錢鍾書先生論之甚詳，見《管錐編》[1]。
「酒色財氣」連舉，北宋已然。嗜酒、好色、貪財、逞氣，以此為人生四戒。
元馬致遠《黃粱夢》：「一夢中十八年，見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痴愛，風霜雨雪。」
元末明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院本名目」中就有「酒色財氣」院本[2]。
《金瓶梅詞話》中用「酒色財氣」四字是用來刻畫西門慶形象的。
西門慶的原型就是明武宗，《詞話》的主旨是罵嘉靖，所以，通過西門慶的形象鞭撻了明武宗，實際上也就是鞭撻了明世宗[3]。
作者把酒色財氣寫成了四貪詞，放在開篇之前，就是看出了統治者的罪惡本質不外乎就是這些東西，哪個統治者不是酒色財氣之徒？哪個統治者不是貪財如命？哪個統治者不是頤指氣使，欺壓別人？
皇帝「逞氣」發怒，動不動就要殺人，甚至可以挑起戰爭，叫你「伏屍百萬，流血千里」。
正德九年四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縝以干清宮災，陳言四事：
一、正大本以安天下，建儲貳，固根本；
二、省內臣以慰民望，南京織造提督太監，通行取回；
三、處驛遞以蘇民困，管取鰣魚等內官，乞盡行禁止，庶窮民少蘇；
四、廣延納以開壅蔽，延訪治道，庶下情能通。這也是以四件事來箴諫皇上的，也可以叫做「陳四箴」。
王縝，《明史》卷二○一有傳。世宗時曾陳「正本十事」，這又可以叫做「十箴」了。
「四箴」這一詞語，除了前邊指出的外，還有宋張方平也有四箴，唐姚崇也有四箴。
明黃瑜《雙槐歲鈔》「中都閱武」條稱：
「蜀獻王諱椿，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內典，上所鍾愛。……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來復為之箴焉」。
由上述材料可知，明代以前早就有了「酒色財氣」之說，早就有了「四箴」「五箴」等詞語，《金瓶梅》的作者以「酒色財氣」寫成「四貪詞」，以「進四箴」擬了人名「陳四箴」，有「詞源學」和史實兩方面的根據，怎麼會到萬曆時雒於仁上「四箴疏」後才能寫成「四貪詞」，才能擬出「陳四箴」的名字來呢？
不是《金瓶梅》的作者蹈襲雒於仁，倒是雒於仁在前人的基礎上才進獻了「四箴疏」。
二
從以上所列舉的「四箴」來看，即使在明代，也絕不是萬曆朝所獨有。但這些「陳四箴」事件，與《詞話》中的「陳四箴」似沒有多少直接的關係。
那麼，《詞話》中的「陳四箴」究竟依據的是什麼？筆者認為，嘉靖二十七年出現的一次轟動朝野的「陳四箴」事件，是作者據以命名的最主要的史實來源[4]。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
辛已，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並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仙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為為之。[5]
《明史‧諸王四》：
（朱厚烷）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上書，請帝修德講學，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規諫。語切直。帝怒……厚烷遂獲罪。[6]
這次「陳四箴」事件，在《明書》《國朝獻征錄》《藩獻記》《萬曆野獲編》等史籍中都有記載。
這又是一次「陳四箴」事件。如果讀者不能把握住《金瓶梅》獨特的藝術手法，單從字面來推理，就很難準確判斷《詞話》所寫「陳四箴」究竟是指嘉靖朝還是指萬曆朝。
上文說過，《詞話》的作者在選取明代不止一朝獨有的事件時，往往在關鍵處加以限制、界定，以表明他的創作意圖。
「陳四箴」事件指嘉靖朝而不是指萬曆朝，可從作品中的內證來得到證實。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曾直言不諱地指明小說中的蔡京父子影射嚴嵩父子，林靈素影射陶仲文，朱勔影射陸炳。從作品的具體描寫來看，這是千真萬確的。嚴嵩、陶仲文、陸炳都是嘉靖時人，如果作品是寫萬曆時的事，能這樣寫嗎？
「陳四箴」這個名字出現在第六十五回、第七十七回，最能說明問題的，則是這兩回所涉及到的人物的時代。
第六十五回，參見六黃太尉的官員除「陳四箴」外，還有「山東巡撫都御史侯蒙」「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參政何其高」「右參政季侃」「左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訪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匯」「兵備副使雷啟元」「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
這些「官員」，侯蒙、宋喬年、汪伯彥、陳正匯、胡師文、張叔夜用的是宋朝的人名，但實際寫的是明嘉靖時的某個人。以侯蒙為例，歷史上的侯蒙（1054-1121），宋密州高密（今屬山東）人，字符功，元豐進士。
官戶部尚書、中書侍郎。以忤蔡京，罷知亳州。知東平府，未赴任而卒，見《宋史》卷三五一。
但《詞話》中的侯蒙，其官職是「山東巡撫、都御史，升太常正卿」「巡撫」「都御史」。是明朝才有的官職，可見是在寫明。
查《明世宗實錄》，小說中的侯蒙實際指的該是侯綸。侯綸在嘉靖二十年三月，由陝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升為山東右布政使。
二十一年又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一在宋，一在明，作者只是取二人姓氏相同這一共同點，但事跡卻是全不同的。
這正是《金瓶梅》又一獨特的手法，在作品中，這樣的人物很多，限於篇幅，此不贅。
韓邦奇、凌雲翼、何其高、徐崧、黃甲，還有第七十七回中出現過的葉照，都是《明世宗實錄》中提到的。趙訥是嘉靖三十八年的進士。
第七十七回中，周秀、吳鎧、溫璽都是正德、嘉靖時的人。「龔共」「葉遷」「王士奇」、季侃、馮廷鵠、韓文光、雷啟元、荊忠這些人，暗指的都是正德、嘉靖時的實際人名。
《詞話》中「陳四箴」這位「官員」，是與上邊那些人一起出場的。他們都是正德、嘉靖時人，顯見作品中的「陳四箴」，絕不是指萬曆時期，這一點則是毋庸置疑的。
鄭王朱厚烷的「進四箴」就是「陳四箴」，小說的作者取用這一名字就是從這裡來的。
把「陳四箴」的名字和「何其高」的名字並列，一虛一實，虛中帶實。
何其高是嘉靖十一年進士，後為御史，因劉東山、張延齡案件牽連而被捕下獄。寫何其高，旨在界定「陳四箴」是嘉靖時期的，他絕不是「何其高明」的意思。
三
持「陳四箴」事件為萬曆朝的論者提供的另一最主要的證據是認為《詞話》中大寫特寫宋徽宗寵幸鄭貴妃，正是對明神宗寵幸鄭貴妃的影射，這是不顧歷史事實的純屬想當然的錯誤結論。
宋徽宗寵幸鄭貴妃和明神宗寵幸鄭貴妃都是歷史事實，但《詞話》中借宋徽宗是用來影射明世宗嘉靖而絕不是用來影射明神宗萬曆的，這從史實中可以得到確切證明。
明世宗和宋徽宗的相似有如下五個方面：
二人都崇尚道教；都喜歡舞文弄墨；都缺乏治國能力，朝政腐敗；都有禪位於太子的舉動和念頭；二人的帝位都是兄終弟及的。
明世宗統治時期，許多人都說他像宋徽宗。明世宗自己也非常清楚這種說法。
嘉靖三年十月，六科十三道趙漢、朱衣等，交章彈劾給事中陳洸之奸，御史張曰韜、戴金也上章論之。
嘉靖說，陳洸升用，出自朝廷，趙漢等挾私奏擾，暫不查究。御史藍田亦上言：陳洸本來是（禮部）尚書席書之黨。
席書以自己資望淺，躐等上升，因此交結陳洸等，作為羽翼，植私市權，罪惡暴著。席書曾經上疏陳時政得失，把皇上比成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
嘉靖像宋徽宗，在他登基才三、四年，人們就看出了這個問題。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
癸未雪，百官表賀。上報曰：朕以時屬有秋，祗修大報，乃荷上天垂佑，瑞雪應期而降，朕心不勝感仰，與卿等共之。
朕為民祈禱，非梁武、宋徽比。卿等宜益竭忠誠，上承帝眷，庶不負朕保民之意。[7]
這真是不打自招，欲蓋彌彰。
據《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三十二年正月，都有把明世宗比作宋徽宗的記載。
現在的問題已經很清楚，如果明世宗沒有宋徽宗的行跡，為什麼當時的許多臣民都說他像宋徽宗，而他又何必一次次地為自己加以掩飾呢？
證實了《詞話》中借宋徽宗是用來影射明世宗這個關鍵問題後，認為「陳四箴」事件與萬曆帝寵幸鄭貴妃有密切聯繫的其他一切證據顯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如八十七回寫武松在「路上聽見立東宮，放郊天大赦」，八十八回借張氏之口云：「喜者，如今且喜朝廷立東宮，郊天大赦」，等等，這「立東宮」事件也是指嘉靖朝立太子而絕不是指萬曆帝欲立鄭氏之子朱常洵為太子，這一點則是不辨自明的。
至於《詞話》回目前的四首「行香子」詞和「鷓鴣天」「酒色財氣」四貪詞，筆者認為：
第一篇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情趣，「清幽、瀟灑、寬舒」，「優遊、隨分開懷」，「懶散無拘」，「無榮無辱」，「遠離塵世」、恬淡自適，嚮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
這是封建文人失意後的一般的思想歸宿，基本上還是道家「消極無為」的那一套思想。
第二篇「四貪詞」是一般的道德說教，是古代通俗小說中常用的文字，是泛論而不是特指，與雒於仁「四箴疏」毫無關係，因為從宋代開始，「酒色財氣」早已成為了人們的「口頭禪」，成為勸戒世人的一付「良藥」。
這兩篇文字列於作品開始之前面，也是文學創作中常用的那種起興手法，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含意，實際是個「幌子」。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卷首的「酒色財氣」四貪詞與雒於仁上「四箴」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繫。[7]
《明世宗實錄》卷二六七，校印本。
注 釋：（從略）
1錢鍾書《管錐編》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2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五，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3參見拙著《金瓶梅新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拙文〈西門慶原型明武宗考〉，《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第3 期，亦可參見本書。
4卜鍵〈「陳四箴」辨正─與黃霖先生商榷《金瓶梅》成書時代問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6 期。
5《明世宗實錄》卷三三八，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6《明史》卷一百十九，北京：中華書局簡體字本2000 年。
文章作者單位：河北師範大學
本文獲授權刊發，原文刊於《霍現俊《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