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在人生方面的「無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吸收、改造了之前諸子的貴生、重己主張，二是對之前諸子的「情慾」主張揚棄後形成了節制情慾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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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貴生、重己主張
貴生、重己主張是由楊朱學派提出來的，是指重視自己的生命，不為外物傷害自己。
楊朱學派認為當時世亂的根源在於人的權力欲的擴張以及統治者的貪慾。面對充滿貪慾的社會，只有收斂種種欲望，實行「無為」，方能實現社會的大治，「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不會為了天下之利而損害自己的一毫，同時也不會為了天下放棄自己的生命，每個人既不拔己一毛以利人，同時也不損他人一毫以利己，人人互不侵犯，相安無事。
楊朱學派認為要尊重個體的生命和尊嚴，保持自身的真性情，不要為了去追求自身以外的事物來傷害自己的形體，反對追求於自身有害的榮華富貴等身外之物，「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保持自然賦予的生命，不要用外界的事物來傷害自己的形體。如果人人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不把他人的東西占為己有，天下自然太平無事。
《呂氏春秋》也主張貴生、重己，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但是，由於《呂氏春秋》主要是為君主治國提供的綱領，所以《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主張也主要是針對君主而言的。
雖然說《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主張只適用於天子有一定的絕對性，並不是很全面，但是說《呂氏春秋》這一主張主要是針對君主而言卻是不容置疑的。
《呂氏春秋》主張貴生、重己，這在《本生》、《重己》、《貴生》、《先己》等篇中都有詳盡的闡述。但是《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主張與楊朱學派的主張有一個重大的區別，那就是楊朱學派的這一主張是作為普通的原則提出來的，適用於任何人，是主張大家都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呂氏春秋》的這一主張則主要是側重君主而言的，主要是對君主提出的。《呂氏春秋》進一步闡明了君主應該如何做到貴生、重己。
第一，修身養性
《呂氏春秋》認為對天子來說，治身是治天下的根本，君主修身養性而天下已治。《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主張作為君道無為的體現，要求君主先修身，以自身實現「無為」，從而為天下萬民謀利。
第二，生命重於權位
《呂氏春秋》認為，君主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權位更重要。生命是自己所有，即便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都不可易之，君主如果懂得這個道理就不會迷戀權位，值得託付天下。將自己的生命與天下相比較，自然是自己的生命重於天下。但是世之趨利之人卻是為了所謂的利殺身斷首而不自知。
在聖人看來，最重要的就是貴生，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耳目鼻口只不過是為貴生而為的，「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以性養也」，若是不利於貴生者自然不為，不因放縱情慾而損害自己的生命健康。
所以，在這裡，應該是《呂氏春秋》和《莊子》用相同的事例分別闡述了自己不同的觀點主張，但《呂氏春秋》顯然是略勝一籌的，是更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需要的。在這裡也體現了《呂氏春秋》對它之前諸子思想的消化、吸收和更高的提升。
《呂氏春秋》雖然主張貴生、重己，但並不主張苟且偷生，子華子認為，最好的生存狀況是「全生」，六欲——耳、目、口、鼻、生、死皆得其宜；其次是「虧生」，六欲部分得其宜；再次是死，外物不能影響之；最糟糕的是「迫生」，六欲莫得其宜，在屈辱之下苟且偷生，這種受侮辱的「迫生」比死更糟糕。
《呂氏春秋》採納了子華子的觀點，認為貴生是有條件的，「條件是要活得像個人。這與為了活下去而不顧一切的苟且求活，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要「全生」，六欲各得其宜。《呂氏春秋》貴生、重己主張的前提是要達到「全生」，要使自己活得逍遙自得，而不是只求生命而活得痛苦不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此還不如死亡，使外界事物無法影響到自己。可見雖求貴生，但是也是有一定條件的，是有尊嚴的活著，而不是屈辱的活著。
二、節制情慾
(一)《呂氏春秋》的節慾主張
《呂氏春秋》看到了人都是有欲望的，「天生人而使有貪」，主張要六欲各得其宜，但並不是盡情的放縱情慾，而是要有一定的度，「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明的君主懂得貴生的道理，主張順應自然，「節嗜欲」，節制自己的情慾，注重修養。性為萬物之自然，君主要因其固然而然，所以身為君主其根本在於修身養性。
(二)《呂氏春秋》對之前諸子觀點的揚棄
關於「情慾」問題，春秋戰國時期的其他諸子也做了一定的探討。君主沒有貪慾，社會自然安定。通過這些分析可以看出，老子主張「無欲」，從根本上反對耳目感官之欲的正當性，反對君主有貪慾之心，因為這只會導致民心惑亂、社會混亂。顯然這一觀點是過於絕對化的，扼殺了人的合理欲望。
但是，老子同時也主張統治者要「去甚，去奢，去泰」，因為「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要求君主清淨寡慾，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正如《呂氏春秋·情慾》篇所說，「天生人而使有貪」，情慾是與生俱來的，是不可否認的，絕對的無欲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節制情慾也是必須的，不能任意放縱慾望。
正因為《呂氏春秋》崇尚自然，看到了人的欲望是與生俱來的，不可簡單的去除、否定，所以反對絕對的絕欲、無欲，主張順應人的自然之性，節制欲望。
墨子雖然並不否認情慾，但還是偏向于禁欲的，墨子自己就是一個惡衣惡食、胼手胝足的苦行者。
但是墨家的這些嚴苛主張正如太史公所說是「儉而難遵」的，《呂氏春秋》顯然也不會採納這一主張。
《孟子·離婁下》篇更說「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放縱耳目的欲望，使父母受到屈辱是五不孝之一。孟子承認欲望是存在的，同時主張性善，為了保持自己的善性就要減少欲望。孟子主張減少欲望，反對放縱慾望，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
荀子認為人是存在欲望的，「人生而有欲」，但同時也主張節慾，性成於天之自然，情是性的質體，欲是情的反應，所以人都是有欲望的。貴為天子、賤為庶民都不可去除欲望。欲望雖不可去，但可以節制欲望。
《呂氏春秋》不同意墨家近似于禁欲的主張；對孟子的「寡慾」主張應該是有一定的批判吸收的；荀子的觀點與《呂氏春秋》有其相似之處，認為情慾是天生的，又都主張節制欲望，只是《荀子》時間略早，看來應該是《呂氏春秋》批判的吸收了《荀子》的觀點主張更為確切。
雖然荀子與《呂氏春秋》都主張節制欲望，但是兩者的出發點是不同的。荀子是從人性惡的主張出發的，人性惡，所以要用禮義來節制欲望。
在這裡荀子認為禮義之起源於欲望，欲望滿足不了就會導致紛爭，為此先聖王製作禮義以節制之。
而《呂氏春秋》主張節制情慾則是從順應自然的角度提出來的，「天生人而使有貪，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制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欲望是與生俱來的，而且節制欲望也是隨欲望而生的，所以聖人修節止欲是自然而然的。
(三)《呂氏春秋》的具體節慾措施
聖王貴生而節制情慾。當時的社會現實卻是大部分君主都放縱自己的情慾，過著驕奢的生活，「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致使生命受到虧損。
世俗之主每每放縱情慾，導致國家的敗亡。這也正是古來建國萬餘，「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如今卻寥寥無幾的原因之一。
可見它囂、魏牟大概就是當時的縱慾主義者，荀子對他們大力批判，認為他們放縱自己的情性，不知禮義，與禽獸無異，不合於古之文義，但是他們卻自稱古代亦有人如此，其言論也自成條理，能夠欺騙和迷惑民眾。這一主張在當時的社會應該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呂氏春秋》對縱慾主張持批判態度，認為對於聲色滋味無止盡的追求，如此必然會給自己的本性帶來損害。
針對當時大部分君主奢侈淫逸的生活，貴富而不懂得節制，還不如貧賤，因為貧賤就沒有條件追求過多的欲望。古人重視自己的生命，故不求貴富。
香美脆味、厚酒肥肉雖甘美，但是會導致疾病；曼理皓齒雖悅人，但會損害人的精力，所以身為君主應該「去奢去泰」。
不同的是，《呂氏春秋·本生》篇在這裡是用來說明重生；而《韓非子·揚權》篇是為了維護君權，只有「去甚去泰」，去除自身的貪慾，不以自己的好惡見於臣下，才能使君權不受到損害。
《呂氏春秋》在闡述分析了放縱情慾的害處之後，又具體分析了君主應該如何節制情慾。《呂氏春秋·重己》篇詳細闡述分析了賢明的君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應該適度。
這些要求即是君主個人的修身養生之道，也是治理天下所必需的，這正是《呂氏春秋·先己》篇所說「治其身而天下治」。
養生之道在於懂得事物的根本，事事保持適度，如此則外物無法損傷。
《呂氏春秋》首先從人性的角度承認人都是有欲望的，同時又從貴生、重己的角度闡述了君主應該節制情慾，融合、吸收了之前諸子關於「情慾」問題的主張，從人性的根本出發論述了君主應該如何節制情慾，達到了新的提升。
《呂氏春秋》的「無為」思想以「法天地」思想為構架，從自然的「無為」、治國的「無為」、人生的「無為」三個層面來展開，在批判、吸收、融合、發揚之前先秦諸子「無為」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統的「無為」思想體系，為後世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