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爭殖民者的重要歷史紀念日，同昔日的侵略者「共話友好」，是種何等離譜的操作？韓國現任總統尹錫悅居然就真這麼幹了。
在「三一運動」104周年紀念活動上，尹錫悅發表講話，內容卻隻字不提韓國人關心的慰安婦問題，以及日殖時代的強制徵用勞工問題。這等於將整個日帝殖民罪惡輕輕放下，反而強調如今的日本是韓國的「合作夥伴」。
甚至他還說日本侵略殖民韓國，是因為韓國沒有做好準備……
要說這尹錫悅也真是夠奇葩，對美國他姿態都沒有這麼低，佩洛西老妖婆來訪，他能找各種理由不見，還將美國國會議員稱為「那群崽子」，甚至美國最不愛聽的「自主開發核武器」他也敢說。
但這些連日本人聽著都臉紅的親日言論，他卻說得興高采烈，還特意在三一運動紀念日這天說。
這相當於什麼呢？相當於在九一八紀念日當天說關東軍侵略東北是因為中國沒有準備好，對日本的戰爭罪行一句不提，卻強調今天中日關係需要友好穩定……
這下可把韓國人惹毛了。本來為了李在明司法風險焦頭爛額的韓民主黨可算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大罵尹錫悅媚日言行，屈辱外交，狠狠出了一口惡氣。
不過，民主黨就那麼無辜嗎？
如果只看文在寅2019年在三一運動100周年紀念日上殺氣騰騰號稱要對親日派總清算的演講，或者民主黨執政時期韓國軍艦打開火控雷達照射日本飛機的事情，沒準兒會覺得民主黨那真是正氣凜然，堅決反日。
但其實在文在寅執政末期，為了緩和日韓關係，民主黨方面也曾干預過法院關於慰安婦問題判決，努力放低對日姿態，只不過嘴臉沒有尹錫悅這麼醜惡罷了。
如果聯繫三一運動的歷史來看，尹錫悅政權和文在寅政權倒是體現了韓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貫尿性，那就是對日本很慫……
說了半天三一運動，也許不少朋友的了解都是來自中學教科書上那幾段。這裡我們不妨多介紹一下。
1910年，日本強逼大韓帝國政府簽署《日韓合併條約》，正式殖民朝鮮半島。而對於半島的舊統治者純宗與上皇高宗，日帝倒是不吝惜「統戰」。
在朝鮮被吞併後，高宗被封為德壽宮李太王，純宗被封為昌德宮李王，成為「日本皇族」，待遇優渥，每年開銷接近100萬日元，小日子過得優哉游哉。
但畢竟高宗作為亡國之君，也曾為了挽救自己的統治做過一些努力，這些舉動傳到民間，正逢朝鮮民族主義抗日情緒的上升期，高宗竟然贏得了朝鮮民間的廣泛同情。
而這種同情又讓日本人發現了高宗更大的統戰價值，於是更加優待他們。這高宗可真是食兩家茶禮了。
高宗當時的威望發展到什麼份兒上了？在殖民朝鮮之前，有一次伊藤博文帶著高宗一起坐船出遊，本來就是去散散心，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居然傳成了高宗要被日本人挾持去日本。
幾十艘漁船圍了上來，說如果日本人把我們陛下弄去日本，那我們就在這兒集體跳海。
這可給日本人嚇得夠嗆，不敢讓高宗再坐船了，高宗這個消遣被剝奪了……
日本當然願意花些錢養著這一家子，欺騙朝鮮民眾，掩蓋殖民統治的罪惡。但是人有生老病死，這可是天照大神也干預不了的事情。1919年1月21日，高宗突發心臟病，噶了。
這下可彈了弦子了。
由於當時盛傳高宗秘密派出代表參加巴黎和會控訴日本殖民罪行，這會兒高宗死了，朝鮮民間輿論想都不用想，就認為一定是倭寇把我們的君主害死了！
說起來高宗不一定有這個膽子或者意願搞小動作，日本也犯不上為了這個就把高宗毒死。但是由於1910年徹底殖民朝鮮之後，日本對於朝鮮的野蠻掠奪大大激化了朝鮮民族與日本帝國之間的矛盾，讓朝鮮民族主義運動只需要一個火星便會噴薄而出。
高宗之死，就是這個火星。
朝鮮民情涌動，各界紛紛醞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宗教界領袖孫秉熙與工商企業界等33人聯合起草了一份《獨立宣言書》，要求國際社會給予獨立地位；並決定於3月1日在塔洞公園舉行群眾大會，公開宣讀《獨立宣言書》，把國葬變成反日遊行大示威。
可以看出，發動塔洞公園群眾大會的就是當地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受到日帝殖民資本的擠壓很嚴重，有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
當時，日本殖民者一方面實行「土地調查」瘋狂地掠奪朝鮮的土地和農產品，一方面推行「會社令」，繼續壓制朝鮮民族工業的發展，只重視交通運輸、礦山採掘、穀物加工等掠奪性的殖民地工業。
受這樣的欺負理應懷反抗之心，為什麼說朝韓民族資產階級對日軟弱呢？
接著往下看。
1919年3月1日，當數萬民眾聚集京城（今首爾）塔洞公園時，發起運動的民族資產階級領袖們卻慫了，他們沒想到事情居然搞得這麼大！一時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們一方面害怕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刺激到日本人，使他們承受日帝更大的懲罰；另一方面又懼怕群眾運動不受控制，威脅到他們的工商業利益。
在這幫孫子起草的「獨立宣言」中，他們要求群眾「一切行動務要尊重秩序」，還稱「吾人方急於策勵自己，奚暇怨尤他人？急於綢繆現在，奚暇懲辦宿昔？今日吾人之任，但有自己之建設，而決不在於破壞他人也。以良心上嚴肅之命令，開拓自家之新命運，而決非以舊怨與一時感情，嫉逐他、排斥他也」。
於是，這些慫人竟然在動員群眾去塔洞公園後自己不敢露面，只找了一家飯館，戰戰兢兢地喊了幾句「大韓獨立萬歲」，然後立即給日本總督府打電話，自首投降了……
幸好，朝鮮群眾與此相反，他們根本不理睬「民族代表」們的勸阻，一開始就以暴烈的行動，破壞了敵人的秩序。
兩個月後爆發的五四運動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先聲，朝鮮工人階級也是通過三一運動登上了歷史舞台。
畢竟，民族資產階級自個兒慫了，既然他們無力領導朝鮮民族的解放，工人階級便必然要承擔這個歷史責任。
20世紀頭10年，朝鮮的工業仍然十分落後和畸形。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情況就有了明顯的變化。做為戰勝國之一的日本，在大戰中獲得了巨大的戰爭利潤，使日本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過程大大加速了。
大戰不但使日本的工業特別使軍需工業高度發展，而且使日本處於極為有利的國際環境。
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從大戰結束後開始，為了最大限度地把朝鮮變為日本的原料供給地和商品銷售市場，便投放巨額資本，大力興辦工業，並取消「會社令」允許朝鮮人興辦工業。這樣，在朝鮮各地各種加工廠急劇增多，工人數量也迅速增加。
但誕生之初的朝鮮工人階級，處境十分悲慘。
據日方的官方資料，當年朝鮮工人每年平均工作日為251天，但這完全是欺人之談，實際工作日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據史學家們的研究分析，紡織部門和印刷部門工人，每年平均工作日是297天；捲菸廠工人，每年平均工作日是350~360天。
至於每天的工作時間，日本官方的報告上說是10個小時，但這也是胡說八道，實際工作時間達16-18個小時。
可是，朝鮮工人的工資卻很低，一般只拿日本同一工種工人工資的50%，要知道日本工人的工資本身在當時也是世界少有的低，時稱「飢餓工資」。但朝鮮工人作16-18個小時，卻拿人家「飢餓工資」的50%，可見他們的處境是何等淒涼。
不但如此，工作條件還極其惡劣，工廠里幾乎沒有任何保險設施，工人若是生了病，立即就被解僱，有的廠家就連工人同外界的通信也都加以禁止，如同監獄一般。這還不算，朝鮮工人在日本資本家和監工眼裡，只不過是一種「會說話的工具」，隨時都有可能挨打挨罵。
朝鮮工人階級的這種悲慘狀況，決定了他們的反抗性、團結性、民族性以及革命性。因此，朝鮮工人階級在剛剛形成的時期，就為了提高工資，為了改善工作條件，為了反對民族歧視，持續不斷地展開了鬥爭。
據朝鮮總督府的統計資料，工人的罷工次數1915年為9起，1916年和1917年各為8起，1918年為50起，1919年為84起，參加罷工的工人分別為825名、362名、1128名、4443名和8383名。
與此同時，朝鮮工人階級在各地紛紛建立自己的組織——勞動組合，截至1918年在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20多個勞動組合。這些組織，儘管當時尚未聯合成為全國性的統一組織，但在維護工人權利、領導罷工鬥爭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例如，1910年代初的工人罷工，每次都停留在自發的階段，但到1918、1919年以後，各地工人群眾就有組織、有意識地開展罷工鬥爭，其政治色彩也明顯得多了。
朝鮮工人階級儘管還很年輕，但她所處的悲慘境地，她所受到的二重三重壓迫，都加速了她的覺醒，使她很快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變為了一個自為的階級，成為了朝鮮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支生力軍。
三一運動爆發之初，民族資產階級根本沒有想到要聯合工人階級，他們對於朝鮮工人階級是完全無視的。但因為他們自己的慫蛋行為，再加上工人階級積極參與三一運動，工人噴薄的怒火很快點亮了朝鮮的天空。
3月2日深夜，在京城有400多名工人成群結隊舉行遊行示威，一直行進到鍾路街警察署附近。在此以後，3月5日在京城火車站和南大門， 3月7日在平安北道雲山郡，3月8日和9日在京城，3月15日在平安北道義州郡，3月20日在會寧和天安，3月25日在水原，4月1日在忠清南道牙山郡，4月5日在江原道通川那4月8日在慶尚南道東萊郡等等，都有幾百名或上千名工人奮起參加鬥爭，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鬥爭聲勢。
工人群眾有時同青年學生、農民、市民一起參加遊行示威，有時單獨舉行遊行示威或罷工，處處都站在了鬥爭的前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工人階級在這場運動中的暴力行動，這是朝鮮工人階級在三一運動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年輕的朝鮮工人階級多次衝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憲兵警察機關，同時舉行了大規模的罷工。
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們要求群眾「一切行動務要尊重秩序」，但工人階級以極高的政治覺悟意識到，對面是什麼樣的豺狼，僅靠和平請願是不可能爭取到民族獨立的，必須要同日本殖民當局作武裝鬥爭。畢竟，只有用暴力手段破壞敵人的秩序，才能打疼日帝。
罷工和暴動使得工廠無法開工，運輸被中斷，商品無法被售賣，日殖當局和資本在這些暴動中受到了極大的損失。
而且，由於停課令和監禁，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獨立示威在6月之後逐漸消退，但工人的鬥爭卻在1919年7月和8月達到頂峰。
僅8月份，京城就發生了26次罷工。特別是8月18日的京城電力罷工，使整個京城市區一片漆黑，電車停止運行，全市幾乎停擺。此前參加過3月示威遊行的東亞菸草工人在當年10月舉行了為期17天的罷工，要求工資增加20元、津貼增加50%、施行8小時工作制。這次罷工是朝鮮半島首次要求「8小時工作制」的罷工。
工人的鬥爭高潮加速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在半島加速了共產黨的成立。
1920年，朝鮮勞工援助協會成立，擁有15個支部2萬人，1925年，發展成為擁有5萬人，200個分會的朝鮮工農聯合會。同年，朝鮮共產黨成立。
「1919年，我參加了全民大起義，把我帶進了共產主義陣營。」日後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的朴憲永如是說。
許多原本依靠軍事手段或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搞抗日運動的人，在這股潮流中也加入了工人階級的鬥爭。
號稱「朝鮮切·格瓦拉」的朴英就是一個例子。
朴英生於咸鏡北道，由於從小目睹了日帝的殖民侵略與東學義軍的反抗，朴英年輕時便很具愛國情懷。
1905年，年僅18歲的朴英投筆從戎，開始了抗日活動，與家人朋友一起募集軍費和物資，運輸給延邊地區的獨立軍。後來獨立軍偷襲日軍守備隊，引來日帝瘋狂鎮壓，朴英也因此被捕，受盡酷刑。
1910年，當朴英被釋放時，朝鮮半島已經徹底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
1911年，朴英赴日留學。當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傳來，朴英興奮不已，他看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成功的希望。於是他再次放棄學業，回到家鄉開辦私塾，以民族主義感化青年學生。
後來，朴英又參加了活躍在延邊地區的游擊隊。
在1919年之前，朴英的反抗更多著眼軍事手段，三一運動為朴英帶來了新的視野。通過與參加反抗軍的工人階級代表接觸，朴英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是解放弱小民族的唯一出路。
當朴英的部隊遭遇日軍鎮壓，退入蘇俄境內之後，已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的朴英加入了布爾什維克，與蘇俄紅軍並肩作戰，抵抗白匪軍和日帝干涉軍。
而在俄國內戰結束之後，朴英又率領部分韓人共產黨成員南下廣州，加入了黃埔軍校，他本人在教導團任職，他的兩個弟弟則入讀步兵系。
待到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朴英夫婦與弟弟們在避難成功的前提下，沒有逃離，反而在年底重返廣州，伺機起義推翻國民黨反動派在廣東的統治。起義失敗後，朴英率領的60名朝鮮革命者與反動派軍隊死戰，最終全部殞命異域。
就這樣，年僅40歲的朴英本著國際主義精神，在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犧牲了。可以說，這種崇高的品格，與幾十年後的切·格瓦拉別無二致……
今天的韓國資產階級領袖不分自由派還是保守派，紛紛像他們的前輩一樣，要麼對日本前倨後恭，要麼徹底拜倒在日帝面前吮癰舐痔，嘴臉之醜惡令人咋舌，韓國工人階級英勇戰鬥的歷史，在他們的襯托下顯得愈加光榮。
儘管今天三一運動中工人階級的抵抗被數典忘祖的親美日統治者刻意掩蓋，但只要韓國依舊存在嚴重的階級壓迫，只要日帝美帝對韓國勞動者的剝削沒有消失，相信未來的韓國工人也會像他們的前輩那樣，舉起反抗的斧頭鐮刀，再次鬥爭到底。
參考資料：
宋禎煥：淺談三一運動時期朝鮮工人階級的狀況及其在運動中的作用
羅振嘉：朝鮮三一運動參與群體的歷史貢獻及其局限性研究
《每日勞動新聞》：朝鮮的切·格瓦拉——朴英
社會進步連帶：三一運動作為現代社會運動的一個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