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發展往往與經濟發展具有一致性，唐代南方文化發展的軌跡，與唐代 南方經濟發展軌跡幾乎一致，二者都是在唐中葉以後迅速發展並趕超北方，迄南 宋二者中心皆轉移至南方。
唐代南方文化的發展，其根本原因在於受到政治、經 濟等因素的影響，但正如牟發鬆所言，唐代南方經濟的發展對文化發展誠然有「最 終的支配作用」，由於文化發展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相對獨立性，所以經濟對 文化的支配作用往往表現得很不直接。
因此，制約文化發展的種種因素中，經濟 以外的原因亦不可忽視。「唐代大量流蛇官吏的南來，即是唐代南方文化進步的一 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其中一些名士，對於唐代南方文化的進步功不可沒。唐代流 貝乏官吏南來後，多以中原文化代表自居，致力於南方文化事業的發展和社會風俗 的改造，這在一些偏遠落後地區表現的尤為明顯。流乏官吏本身具有較高的文化 素養以及在南方所激發的以夏變夷等士大夫意識，使之在依靠政治力量和行政手 段進行文化傳播時往往能取得顯著效果。
官吏與南方教育的發展
教育對於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由於受時代因素的制約， 唐代南方的教育發展程度遠落後於北方。唐代盛行科舉取士，科舉考試的主要內 容為儒家正統文化思想，而唐代南方流官吏長期受到儒家傳統文化思想的薰陶。
因此，在他們來到南方這一經濟、文化較為落後的地域後，往往以中原正統文化 代表自居，在南方推行以儒家文化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教育事業，對南方落後的文 化風俗進行改造，試圖從文化上促進唐代南北方的融合，從而促進南方對唐帝國 的政治、文化認同，把南方這一廣襲的地域真正納入唐帝國範圍。唐代的教育形 式主要有官學和私學兩種，流蛇官吏在南方所進行的教育活動包括興辦官學和舉 辦私學，同時亦不忘對於後進的提拔獎掖。
興辦官學
唐代文教興盛，除京師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等中央官學，地方亦置府學、 州學、縣學，縣學之下有鄉校，中央與地方形成自上而下的官學系統。地方學校由各級zf興辦，配備師資，教授生徒。但各地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在南方一些 偏僻荒遠的州縣，不但鄉校廢而不興，即使州、縣學也廢而不興。
在唐代，地方 官學是地方教育的主要形式，擔負著傳播文化和社會教化的主要功能，尤其是在 南方教育比較落後的情況下，地方官學的興辦尤為有必要。因此，地方長官對於 地方官學的興衰有莫大的影響，一些南來流官吏往往重視文教事業，積極有為， 利用他們手中的行政權力，推動州縣官學的復興和發展，培養人才，擴大社會影 響，提高了當地的文明程度。
唐代流官吏在南方興辦官學的事跡史不絕書，茲舉數例：
貞觀年間，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以太子校書為儋州（今海 南儋縣）吉安丞。有鑑於「吉安介蠻夷，梗憚不馴」，貞觀十四年，張玄素因上書太子承乾而遭到除名。後於貞觀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在其刺潮期間，積極興辦學校，史稱「玄素不鄙夷遠民 間，聞命即就道，履任撫摩困窮，興建學校。
大曆五年（年），張銳岐為濠州（今安徽鳳陽）刺史，蕭定認為「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夫袁江之上，將宏 洙泗之風；袁山之人，能傳部魯之學。儒行充於比屋，中庸化而為俗矣，非曰能 之也，冀能者賡之。」「正因為如此，他才在當地大力興學。
李棲筠任常州刺史期間，亦非常重視地方官學的興辦。史載其在常州 「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建中初，常袞為福建觀察使，其時「閩中無儒家流」氣福建地區學校 教育仍較為落後，於是他在福建大力興辦學校，「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學校， 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鄉食與焉。
由是俗為一變，歲貢士 與內州等」，從而使當地教育水平和學風大為改觀，更為重要的要，常袞在福建 地區興辦官學直接推動了當地科舉的進步。對於常袞在福建地區興辦官學對當地 的影響，後來獨孤及評價說：「組豆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弦誦必時。元和十年（年），柳宗元被到柳州後，「建學宮」，「崇聖教」， 「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
韓愈被艇為潮州刺史後，海陽人進士趙德「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 韓愈推薦他「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悌惜之風」。 又捐出部分薪俸以幫助興學。
唐代流艇官吏在南方大量興辦官學，必然會提高南方地區的文化教育水平， 改善當地的學風和社會風俗。如王義方謫儋州期間，儋州「舊俗頗漏，與中州相 遠」，後來《澄邁縣誌》中說澄之舊俗「再變於唐之義方」，對於王義方在儋州 的功績與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改善當地學風和民風方面成就最大者，當屬柳宗元和韓愈。柳宗元在柳州 興辦官學，對於他的功績和影響，《柳州羅池廟碑》云：「三年，民各自矜奮」， 「於是老幼相教語，莫為侯令。」宋人云：柳州「弦誦為嶺南諸州最」，「柳州 名重他郡，以子厚故也」。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稱讚韓愈刺潮事跡云： 「自是潮州之士皆罵子文行，從上述評價中可以看出，柳宗 元、韓愈對當地的文化教育乃至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可謂不深刻，其實這僅僅是唐 代南方龐大的流乏官吏群體的一個縮影。
一般來說，唐代南方地區教育水平普遍不如北方，學風也不甚濃厚，民風鄙陋。但是，在流蛇官吏的努力下，南方地區這一狀況明顯有所改善。唐代流蛇官 吏在南方興辦官學，不僅使得南方學風大變，如大曆年間袁州刺史蕭定在袁州興 辦官學，直接影響了袁州地區學風的形成。
蕭定記述其事曰：「冀夫袁江之上， 將宏洙泗之風；袁山之人，能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比屋，中庸化而為俗矣，非 曰能之也，冀能者賡之。」在其興辦官學後，袁州這個南方荒蠻之鄉竟然能夠「宏 洙泗之風」、「傳部魯之學」，把袁州比作儒家文化發源地的儒學之邦。作為一 篇歌功頌德的記文，難免有所誇大，但此後袁州學風濃厚也是不爭的事實，這從 唐後期袁州在科舉方面的出色表現即可以得到印證。
福州地區也是如此，在興辦 官學後，竟然出現了「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 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部魯，儒風濟濟」的局面，這簡直就是在描述北方某個文 化昌盛之邦。袁州和福州學風的改善，正是流蛇官吏帶來的文化上的改變。
在唐代政治體制下，官學與科舉、仕途密切先關，士子通過接受官學教育， 並且參加科舉，從而走上仕途，成為統治階層的一員。
唐代流官吏在南方興辦 官學，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直接推動了唐代南方科舉事業的進步與發展，造就了 南方士人階層的興起。唐代流泛官吏大量興辦官學，使得更多的生徒能夠接受正 規的官學教育，這些接受了正規官學教育的生徒擁有了一定的科舉知識基礎，以 至於在科場與擁有良好教育資源的北方士子相抗衡時不落下風，比如福建地區在常袞到來後，「由是俗為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在張溢任濠州刺史後，濠州 地區「升明經者四十餘人」，這些地區能夠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與流蛇至當地 的官員重視官學，大力興辦官學息息相關。
就流蛇官吏興辦官學與南方科舉的發展而言，其影響不惟唐代，乃至對唐以後的影響更大。最典型的如福建地區，正是因為唐代流泛至此的官員興辦了一些官學，在唐代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教育基礎， 因此，到明代時福建地區的科舉走在全國前列，進士數量位居全國首位，不能不 說與唐代流蛇官吏在福建地區興辦官學有很大關係。
唐代南方科舉教育持續的進步，以及南方進士及第的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 不斷增多，顯然受到了流官吏在南方興辦官學這一要素的影響。另外，唐代南方大量生徒參加科舉，走上仕途，使得唐代及其後來朝代南方人大量參政，增加了南方在全國範圍內的話語權以及影響力，並且越來越受到上邊的重視。
正如鄭學檬先生所說：「南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政的人數円益增加，並逐漸取代 北方士人，成為左右封建國家政治發展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