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年民師生涯
知青的價值
作者：闞知
從偶然到必然，看出知青的價值
1968年的10月，我中專畢業，因為是學農的，理所當然地隨著上山下鄉的洪流要到農村去，而且還選擇了偏遠的有果樹的趙樓公社。
趙樓公社的衡樓大隊，有幾百畝梨園，很符合我學的「園藝」專業，剛到隊，就直接參加林業生產，三年時間的主要工作，大多就是春授粉；夏打藥；秋採摘；冬修剪……，既規律，也平靜。更主要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著家門，照顧新妻」，無憂無慮的。
一天傍晚，我下工回來，正在院裡拾掇家務，學校負責人邵則軍來找我，說衡樓小學的民辦教師劉蘭英，因生孩子需請假一月，學校想讓我去臨時代課。我心裡不太願意，怕一月後，劉老師產假期滿，我還得回來，他們「屙屎喚狗」急自己所急，我回來後，林業隊的名額又被別人頂去，不合算。可妻子說：「你不成天叫著『天生我材必有用』嗎？真得該用了，你又打退堂鼓」，「這是個機會，我看成，事在人為嘛……」「沒有偶然，哪有必然？」……想想也是，如若沒有劉老師的請假，我哪能去學校，既然蒼天賜我，為何不緊緊抓住呢？
文革中的上課，就是比照書本念念，然後圈畫幾行，讓同學們自行領會。她原本教的就是副課，更是省事，但我總覺得要讓學生增加點見識，必須得要講出點趣味，於是就模仿我的地理老師梁學斌和薛幻洲的方法，進門就說：「同學們，今天，我帶你們坐趟飛機，去非洲看看」……亂鬨鬨的課堂一下靜寂了，同學們也愣了，什麼？坐飛機，去非洲，非洲在哪兒？接著，我在黑板上畫出地球儀，標出位置。
我記得那堂課最吸引同學們的有兩點，一是「它處於赤道，中午太陽直射，人是沒有影子的」。二是「鯨魚的翅和骨可以當房梁，可見個頭多大」……。這些都是書本上沒有的，我也是聽我的老師講述的，農村孩子非常感興趣……所以，同學們聽得很出神，紛紛讚揚，這就增加了我的信心。課後，邵則軍找我說：「我在後面聽你講課了，不錯！蘭英坐完月子也不一定再回來，他婆家給她聯繫本庄的學校了，你恐怕要長期留下，做好準備」……。準備什麼呢，不就是認真備課嗎，自己有一桶水，才能灌滿學生的那隻渴望知識的碗呀。
果真劉蘭英再也沒有回校，我通過一個月的試用，學校認可並上報大隊黨支部，黨支部成員對我也不陌生，他們知道我曾為大隊宣傳隊寫過許多劇本，其中的豫劇《送糧路上》和《家庭學習班》還被公社文化站錄音播放過呢！憑藉著這點榮譽，我成為正式民辦教師，並改教了主課——語文，從此奠定了站穩學校的基礎。
五年級的語文大都是毛主席詩詞和魯迅的文章，比較容易教，有些文章我完全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下來，所以領讀時，根本不用看書本，而是巡視課堂秩序，有幾個頑皮學生偷偷瞅我，驚訝我的記性好，佩服我的能力強，再也不敢藐視我這個外來戶了。
後來小學帶帽——也就是在本校的基礎上增加初中班，規模大了，教師多了，仍舊是以民辦為主，於是我被升到初一代數學，這一點我完全可以勝任，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都不成問題，問題是學生基礎差，也不重視這些，於是我就從「板凳鏊子三十三，一百條腿上碭山，到底有多少個板凳，多少只鏊子」這個民間數學遊戲講開，引發學生們的興趣。
民辦教師也不是容易當的，成天開會學習，寒暑假還要集中辦學習班，觀摩教學也是經常的事。有一年初二語文公開課，公社教革組點名到衡樓學校來觀摩，校長讓我作準備，要求廢除填鴨式教學，儘量生動有趣，少板書，多結合實際，正好我教的是閱讀課，內容是號召青年人要到農村去，這倒對我的口味，但怎樣教出花樣，教出特色，我真的費了不少腦筋，校長一再安排：其他校的老師是想看個新鮮，不能墨守成規，大膽打破框框，於是我就準備幾張宣傳畫（縣「五七組」送給我們不少），到時候定在黑板上，第一，畫面色彩斑斕，吸引眼球。第二，可減少板書空間。第三，根據畫面人物，結合自己實際，講得有聲有色……還好，大家反映不錯。
從偶然到必然，讓我明白了：本事，也是掩埋不住的。機會，總給有準備的人留著。
「典型學生」的出現，折射當時的教育情況
我教六年級數學時，班級有個女生叫邵素x，年齡大點，個頭略高，學習成績不錯，但家庭成分不好，她很無望也很自卑，她說，小時候不懂事，憑藉著天資聰明，打牢了文化基礎，後來長大了，知道「階級」在她身上打下了終生難以抹掉的烙印，就再也提不起精神來。有次數學考試，她及早做完就呆在那裡等著交卷，明顯地應付態度。我監考溜過去，她就用手捂著試卷，我抓住她的小手輕輕挪開，發現有錯誤之處，不是不會，而是粗心，我就大聲對班內同學提醒：「做好後，一定要仔細檢查，千萬不能粗心，別以為自己什麼都會……」她聽後小臉通紅，馬上改了自己的卷子。這樣的學生是最怕老師批評的，也許是同命相連吧，我背地鼓勵她：如果這點優勢你再丟掉，那真的就沒希望了。不知她聽懂沒聽懂我的弦外之音，反正「響鑼也得重錘敲」啊！
同樣也是出身不好，另外一個學生的態度與她就截然相反。
衡x堂是個矮胖男生，學習認真，成績也好，只是表現不好，說話隨便、舉止無束，有點「逞能」和「玩世不恭」的樣子。
我曾找他談過話：「明知無望，為何還要積極學習？」他說：「我就是要表現自己，就要表現出比他們（貧下中農子弟）強，就是要讓他們有不會的題目來求我……」我當時吸了一口冷氣：這居然是他的學習目的和學習動力？再問他「平時為什麼吊兒郎當的」？他說：干擾和迷惑其他同學唄……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城府。
他語文成績突出，特別是作文，照他的口氣說：作文容易寫，「我從教室這頭走到那頭就打好了腹稿，寫出來也就十幾分鐘，一棵煙的功夫」。的確如此，那時的作文課一般是兩課時（九十分鐘），一堂課打草稿，一堂課修改並謄抄，就這樣好多同學還得拖堂，他卻一堂課完成一篇，同題作文居然寫了兩份作業。
記得有次作文題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個人》，多數同學都按照我的輔導提示，寫了「xx老師」、「xx同學」、「父母」或當地的「模範」、 「先進」人物等，他卻寫的是「大隊計生委員」。說她天天到家來動員其母去公社帶環，女幹部的外貌、衣著、態度、語言寫得栩栩如生，我給了個「甲」，可沒敢在課堂上公開講評，因為文章中隱約含有「敵意」，這與當時的形勢是相悖的，如果上綱上線，那是典型的階級報復啊。
劉x新：個頭不高，聰明伶俐，是個極肯學習的人，各門功課都很優秀，乳名叫「三」，正好有三個特點：一是愛聽故事，我與他住一個生產隊，上學放學時常結伴而行，就在這十幾分鐘的路途上，他都央求我講故事，實在沒故事，就打聽城裡的新鮮事。只要是體育課，他就盼著颳風或下雨，因為學校有規定，特殊天氣，不能虐待貧下中農子弟，只好改室外為室內，其他老師如果不要求授課，我就利用這45分鐘講個故事。二是愛看課外書，他經常拿些小人書（連環畫之類）自己看，自己讀，有時還搞些手抄本，引得我有時都向他借來看。三是愛外出，只要是學校組織的活動，比如去工廠學工；去外地參觀；去中心校參加體育比賽，去城裡看電影或戲曲，每次都少不了他。一來他父親是個手藝人，家裡能擠出點零錢，二來他的哥哥和姐姐都沒上好學，對他多少抱有希望，所以盡力支持。
也許是那個年代書本太少，也許是那時的知識面都太窄，也許是當年的課餘時間只是幹活，所以才讓他拼命吮吸可以汲取的一切營養。這在當時「讀書無用論」的大形勢下，這三個特點給他自己日後的發展儲備了力量。
真正認真學習並且成績名列前茅的，就是幾個教師的子弟，他們受父兄的直接影響，隱約懂得知識在將來還是有用的，退一步說，即便將來不能飛黃騰達，畢業後回村可當記工員、會計，甚至到大隊當個民辦教師啊！
兩年後，衡樓中學被批下來，學校也由村西頭遷移到村東頭的杏園內，與大隊部、代銷點毗鄰，我也正式成為中學教師，還擔任班主任，但身份仍是「民辦」。
雖然課程深了，責任重了，但我還是樂意此職的，因為中學的學生一般年齡偏大，多在十六、七歲，而我也就二十多歲，與他們相差無幾，容易溝通，青春期的氣息相互滲透，特別是外大隊轉來或考取的學生，成績都不是太好，往往成為老師關注的重點，我們一起打球，一起到隊裡梨花授粉，有時家裡忙，我將自己兩歲的孩子帶進學校，幾個女生還掙著領她在後排就坐，場面特別溫馨……。
最讓我難忘的是1978年，那年，黨的知青政策放寬，我要離開農村，恰巧我帶的初三學生，也面臨畢業考高中，本來我是隱瞞的，怕影響他們學習，無奈衡素萍是衡老師的女兒，正好是我班學生，自然消息很快傳播出去。
學生們紛紛給我贈送筆記本，有的家庭條件差，就兩個人或三個人湊錢買一個，接到這些東西，我的眼濕潤了，這是幾年相處的情感啊，當晚我半夜未眠，披衣起身，寫了一首詩，將學生們的名字嵌在裡面，以作分別留念：「進得花園去，七年一轉瞬，拋汗盡情注。環視醉亂心，梅枝爭艷開，李花喜愛純，桃肥凸素衣，季菊香彌聞，大苹垂目笑，青棗圓脆靈，留有西瓜美，杜鵑花先榮，滿園吐芬芳，笑嘴無法抿，愛同君共處，無奈灑淚分，惜別秀水噙，祝爾走美運，願花永不凋，十年成棟人……」。咋一看，這是一位園丁，在花園內賞花，琳琅滿目，仔細琢磨，特別是本班學生，都能從諧音中聽到自己的名字，如「李愛純」、「袁翠玲」、「劉西美」、「杜先榮」、「衡芬芳」「王發敏」「艾同軍」、「西秀琴」……等等，等等。我將此詩刻印出來，分別發與他們，算是我的回贈吧。
同行告訴我：這就是農村教師的生活
衡樓學校有幾個老師，我印象非常深刻，應該記錄在此：
教英語的郭志蘭，碭山中學的老三屆，我們是同學，因婆家在西鎮店，也來學校當民辦教師，她性格潑辣，根紅苗正，敢說敢干。有次我們帶著學生去城裡機械廠學工，回來趕不上火車，她就主動提出讓二車隊的汽車送我們一下，校負責人邵則軍問：有把握嗎？她說，二車隊的頭頭是她姐夫，小姨子求姐夫，沒有辦不成的事。可那天還真沒有閒車輛，郭志蘭堅持不放棄，說：「你看著辦吧」。結果她姐夫派了一輛正在修理的「殘廢車」，喇叭不響，車燈不亮，我們一路膽顫心驚，倒是她領著學生唱歌，引起路人回首避車，起到按喇叭的作用。車到王屯時天就黑了，司機說：「這車又聾又瞎，實在對不起，我不敢摸黑，萬一有個差錯，我真沒法交代，只能到這兒了」……。我們很知足了，千謝萬謝，急忙下車，領著30多個學生步行七八里回到學校。
王x告是個公立老師，大好人，成天笑眯眯的，因在文革中說了兩句「反動話」，被發配到袁劉莊教一年級，也就是看孩子。兩句話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一句是「國防線、邊界線看管都嚴，松一松，中國人能餓跑完……」，第二句是隨口感慨：「每天晚上沒事幹，摸著小孩娘的腳丫聽廣播，真舒服」……。結果上綱上線，批鬥他即污衊社會主義，又貪圖享樂，怎麼能教育青年，只配去「掰蛤蟆嘴」（教一年級）。這倒讓他因禍得福，住在生產隊，糧本可以自行掌握，結餘的細糧背回家，再背回粗糧相互調劑。自己下課撿柴做飯，又省下補貼費，每月可增加六元錢的收入。
付一俊也是個年齡比較大的民辦老師，家裡孩子多，生活窘迫，穿戴不講究，人更顯得老相，但此人學問尚高，課講得也好，特別是地理課，講到亞歐分界線時，張口就來：「烏拉爾山、烏拉爾河、黑海、裏海、高加索」，山名、水名、地名都用上了，還押韻合轍。這在當時枯燥乏味的教學模式中，還真讓同學們牢記點知識。我從此也學會了用順口溜的方式總結東西，運用到教學、寫作和日後的田間講課上。
劉x明老師結婚幾年沒孩子，因為是商品糧戶口，又是在編老師，媳婦不敢提出生理檢驗，只是默默承受著白眼，婆婆盼孫子心切，把一切責任都推到兒媳身上，威逼她離婚，讓兒子再續弦。劉老師不想離，怕影響不好，背上「陳世美」的罵名，可他是孝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壓力也讓他喘不過氣來，最終屈服。據說兩口子從公社辦理完離婚手續回來時，還在一塊「親熱」過。
劉老師人好，但課堂紀律震不住，雖科班出身，卻一直就在小學年級上徘徊。
王x勇：綽號「孬腰」，也許是自幼腰就不好，走路有點「擰」，所以乳名叫「挪」。
它是公立老師，教低年級，據說他的能力是很強的，完全可以勝任中高年級，可就是死活不干，每個學期開始，他就主動請纓到小莊上招收一年級學生，年輕人是不屑此職的，再加上校長王彩芳是他本家兄弟，所以他如願以償。
後來才知道，他家孩子多，生活窘迫，養了一頭老母豬，每到配種、下崽、防病、賣豬秧仔，他都要回去，往年教高年級，他只有在晚自習後，騎個破自行車，跑八里路回到王屯，第二天早上再趕回來。教一年級就省事了，作業好改，又沒晚自習，太陽剛落，學生放學，其餘時間就是他的了。
王x勇與邵則民（民辦教師）的關係很好，一來好像他們有點拐彎親戚，「沾親七分熟」嘛，二來邵則民家與泗洪縣的生意人有來往，常有人來這裡用大米換黃豆，大米對淮北人來說可是個好東西，一斤黃豆二斤半米，很合算，王老師「近水樓台先得月」，比本庄人還優惠，自然關係又深了一層。
嚴肅文（雯），師範畢業的女學生，細條個，皮膚白，不是本地人，暫分到衡樓學校教化學，課代得可以，只是聲音小，壓不住場子，課堂上幾個調皮的男生，欺生，愛模仿她的聲調，常引起鬨堂大笑，幾次將她氣哭。她平時低血糖，有次竟暈倒在課堂上，是我給她扎針才醒過來，我以此事警告班裡的學生，如若再把老師氣成這樣，你們將不是什麼「反潮流」、「學黃帥」，而是牽涉到「侵犯」，是要追究法律責任的。也別說，我那概念模糊的「侵犯」還真震懾了學生，從那以後，班級的課堂紀律好多了。
嚴老師的男朋友姓童，是個很不錯的小伙，人漂亮，會說話，辦事更在譜，每次從外地來學校，都捎帶不少酒和菜，招待校長和住校老師，感謝我們的關照。每次來，再晚也回公社住，不知是怕影響不好，還是嫌此處住宿條件差，看來前者的原因是主要的。
這裡還要提的是衡x齊老師，他的文化程度雖不高，但輩分高，貧農成分，敢壓也能壓住陣勢，嗓子好，識譜會開歌，這在農村學校都是優勢。讓我們感到實惠的是，他建議在校園內種菜，公立老師吃的方便，民辦教師也能分點。有一年他還動員學生掐蘆葦，給我們每個老師打了雙茅窩子…….。
民師考試也是經常的事，明說是為了提高我們，其實是為淘汰部分人員找個證據。有一次，全縣進行統一的民辦教師「資格認證」， 中學教師與小學教師分開，模仿高考方式，打亂學校，隨機編號。正巧，我與包樓學校的劉瑞英排在一桌，她的理化成績很好，時不過半便全部做完，我還真有一題不會，但我不急，我知道自己昨天考過的語文，無論基礎知識還是作文，那是有把握名列一二的，因為事先領導宣布過：教語文的偏重語文考試成績；教數學的偏重數學成績，數學錯一題，對我來說，並不影響什麼，倒是劉瑞英瞥眼一看，急忙偷遞過來一個條子，我恍然大悟，原來是這麼解析的，這一動作恰巧被監考老師周繼賢看見了，他只是笑笑，扭臉而去，意思很明顯，考試對你們倆來說，也就是走走過場，有必要掙那一分兩分嗎？
幾件趣事，令人記憶猶新
70年代初期，農村仍屬掃盲階段，對學生入學率的要求特別嚴格，進家動員適齡兒童上學，成了每個老師的硬性任務。這任務基本上由民辦教師來完成。民師雖在本庄，也是到處碰釘子，因為農民對知識多持搖頭狀態，特別是像我這樣剛一張嘴，他們就笑了：你在城裡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還到我們農村來，我們就別跟著湊熱鬧了，轉一圈再回來，圖啥？……。
還有的說「小女孩，上什麼學，在家幫助乾乾活，掙點工分。更主要的要學紡棉、織布、做針線，找婆家，人家看著這個……」。雖然當時每學期的學雜費、書本費總共2元6角錢，可還是有好多家庭拿不起。有的同學上到四年級就輟學了。再去動員，聽到的又是一番言論：「識幾個字就行了，能認男女，別到城裡走錯廁所……」，「學點算術，會記個小帳就行了，買菜、賣糧，省得被人坑……」，「知道的多，心就野了，管不住了，你們學校總不能管他一輩子吧……」。
當上民師，我才發現學生們的知識面窄到什麼程度，他們獲取信息的途徑，除了課本上的字，就是民間藝人的嘴，電影是兩三個月等來一次，而且每次來，都是在學校操場放映，學校必做三件事，第一，晚飯要多準備兩份饃和菜，以便放映員搭夥。第二，當天下午的課外活動和晚自習要取消，讓遠路的同學提前回家，通知家長和其他社員前來觀看。第三，打掃一下操場，架出兩張課桌和一條板凳，供放映員使用。儘管每次放映的都是「老一套」，大家還是把看電影當成政治任務，津津樂道地聚在一起。
1971年的2月11日，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青少年沒書看。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幹什麼？這不是很滑稽的嗎」？不久，有些小說和電影得以解禁。
記得放《野豬林》那天，好多師生都興奮不已，我還特地請示校長，將課本上的《雪夜上梁山》，調到前面講解，一再強調影片中的重要環節，把影象與文字緊密結合，融會貫通。我畢竟讀過小說，看過電影，又有幾本連環畫的印象，所以把林沖和魯智深描繪得活靈活現，直到下課鈴聲響起，同學們還是不願回家，特別是幾個外大隊的學生央求道：我們路遠，每次再來，都是人山人海的，站在板凳上都看不見，只好聽電影，與其聽電影，不如聽你把故事講完，……。我還能說什麼，望著那一張張渴望知識的小臉，我眼睛潮潮的……。
吃過晚飯我返回學校時發現，那幾個學生根本沒有回家，而是餓著肚子在操場中間占地方，並招手讓我過去坐，說：你就再給我們講講吧，權當這是教室，那白布就是黑板……。我默默地點點頭，於是擴展出「拳打鎮關西」、「倒拔垂楊柳」、「誤入白虎堂」、「風雪山神廟」……如此大的空間，足足讓我發揮了近兩小時。
有一年，我帶幾個男同學去縣裡查血吸蟲，好像是為招收飛行員而進行的一項檢查，夜裡住在城裡，第二天早班車沒趕上，只好坐下午的火車，車到文莊時，已是夜裡，天空飄了小雨，大家興致很高，一致要求我邊講故事邊快走，走到周集時，雨下大了，毛莊的幾個學生眼瞅著到家，還是堅持走，沒跑多遠，大雨傾盆，我們只好拐到路邊吳樓的場屋裡避雨，場屋裡睡著一個看場老人，他讓我們在麥穰堆邊躺下來。雨越下越大，風越刮越緊，大夥凍得直往一塊鑽，祝小安帶的單子，大家扯開搭在身上，那一夜，就是憑著我的故事熬過來的。
直到天亮，雨才停住，我先看著毛莊的兩個同學跑回家，然後我們淌著水回到袁劉莊。我到學校向校長匯報，邵世民埋怨我：該在城裡找個旅館住下，每個學生兩毛錢，也就是兩三塊錢的事，學校應該給報銷……然而我心疼，兩三塊錢，一個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啊！
七十年代過半，文革的極左氣氛略減，江蘇徐州某劇團排演了《風華正茂》，是描寫教育改革的話劇，部分老師先看了一場，感覺不錯，建議學生也看一下，但他們是在黃口鎮演出，況且都是夜場，於是決定：低年級同學不去，高年級同學自願，晚飯自己帶饃，學校給買碗開水。結果還真去了不少，劉路新就是我班最堅定的一個。
下午四點準時出發，十八里路兩個小時可到，稍微吃點東西，便可入場。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冬夜，但劇情卻是發生在夏季，很多穿著褲頭、裙子的男女演員，一下台就趕緊披上大衣，在那單色荒漠的年代，能公開看到色彩斑斕的服裝和白腿，單就這一點，就讓師生們耳目一新啊！
回來時已是晚上十點，大家一路談笑，並沒有感到累，我後來統計一下，還是袁劉莊的學生去的多，畢竟他們有經濟作物，手裡寬綽點，一兩毛錢，對鄉村學生來說，也是稀罕的。
作者：闞知，安徽碭山果園場
轉自：30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