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六月，劉秀在鄗縣（今河北柏鄉縣北）稱帝，國號漢，年號建武。十月，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劉秀建立政權後，首先致力於消除各地的割據勢力。29年，統一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33年，消滅了割據隴西的隗囂，36年，消滅了割據巴蜀的公孫述，最後完成了全國的統一。
東漢初年，功臣眾多，37年，劉秀大封諸侯王和列侯，功臣封侯者365人，外戚、恩澤45人，大者數縣，小者數百戶，各得享其衣食租稅之利。
但在政治上，劉秀不給功臣實權實職，剝奪他們的兵權。功臣除了任邊將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請，只有鄧禹、李通、賈復等少數開國元勛得與公卿參議大政，但他們深知劉秀"不欲功臣擁眾京師"，因此都不積極參與朝政，虛位而已。
劉秀特別注意從士人中選取人才參加到官僚系統中，認為這些人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國安民之術，又便於駕馭。對那些拒絕與王莽合作又有社會聲譽的士人，劉秀更極其推重。他以特禮相待隱居不仕的嚴光（嚴子陵），表彰名節，以便天下歸心。
東漢初年，由於長期的戰亂，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土地荒蕪，人口銳減，國庫空虛，財源枯竭。劉秀為使社會生產儘快得到恢復和發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奴婢問題自西漢中期以來一直是主要社會問題之一。為了遏止奴婢問題惡性發展，使政府控制更多的勞動力，也為了在消滅割據勢力的鬥爭中爭取民心，從26至38年間，劉秀先後六次下達釋放奴婢的詔令，三次下達禁止虐殺奴婢的詔令。詔令規定，凡屬王莽以來吏民被沒為奴婢而不合西漢法律的青、徐、涼、益等地吏民被掠賣為奴的，王莽以來因貧困而鬻妻賣子為奴的一律免為庶人。
主人抗命拘執不放的，按西漢的"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殺奴婢者不得減罪；殘害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之刑罰。這些詔令對改善農民處境，緩和階級矛盾，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有利的。
東漢政府用減免租稅的辦法鼓勵農業生產。劉秀即位之初就實行了十一之稅，不久又恢復了西漢三十稅一的舊制，以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東漢政府還獎勵生育，以增加人口，規定凡生兒育女者，免1至3年算賦。
流民問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流民的大量存在影響政府的賦稅收入和徭役徵發，也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東漢政府的對策是：第一，用賜爵的方法來穩定自耕農的社會地位，防止其流亡。
如在54年，劉秀宣布"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已流亡者，只要重歸故土或就地定居，向政府登記戶口賜爵一級；其二，「假民公田」，即把國有荒地、苑囿及山林川澤借給流亡農民耕種，在3至5年內不收租稅，甚至還貸給種子、糧食和農具，使這些人成為國有土地上的佃農；其三，通過賑濟和減刑戍邊來安置流民。
通過上述措施，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生產的恢復與發展。
東漢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農耕工具的改進、水利的興修和南方經濟的較快發展。農耕工具的改進，主要有一牛挽犁的短轅犁的推廣，全鐵犁鏵的大量使用，還有一些新型農具的出現，如四川樂山崖墓石刻中所見的曲柄鋤，四川綿陽和牧子山崖墓中出現的大鐮刀等，表明了當時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
黃河修治是東漢初期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西漢末年，黃河決口，河水灌入汴渠，泛濫數十縣。東漢初年，國家無力修治，黃河以南的兗、豫百姓深受其害。明帝時，水利專家王景和王吳，用堰流法修治浚儀渠。
69年，王景、王吳又率幾十萬人修治黃河和汴渠。他們在自蒙陰到千乘（今山東利津）海口1000餘里的地段內，勘察地形，疏通水道，建造堤防，在汴渠上十里設一水門，控制水流，終於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自此以後的800多年間，黃河沒有改道。
東漢時期還修建了許多水渠和陂塘，著名的有汝南的鴻隙陂（今河南平輿北），廬江（今安徽壽縣）的芍陂，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的蒲陽陂，會稽的鏡湖等。這些工程規模都很大，一般可灌田幾千頃乃至幾萬頃。
西漢末年就出現了水碓，東漢時普遍使用，加工穀物的效率要高出手工舂米近百倍。東漢末年出現了提水工具翻車和渴烏，用於引水灌溉，大大節約了人力。隨著生產工具的改進和水利的興修，東漢的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墾田面積不斷擴大，人口增多。
和帝時，墾田面積達到7320170頃。人口也增加到5300多萬，接近於西漢時期的最高水平。由於東漢豪強地主隱匿的土地人口遠多於西漢，所以東漢實際的墾田面積和人口數當超過西漢時期。
東漢時期，原來經濟發展落後於中原的江南地區開始發展起來，人口增加較為顯著。如荊州地區，由西漢時的374萬增加到627萬；揚州由321萬增加到434萬；益州從455萬增加到724萬。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東漢時期南方經濟發展的水平。
農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的進步。冶鐵業有較大發展。東漢初，南陽太守杜詩推廣水力鼓風的水排，「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這項技術，歐洲是在1100年後才開始應用的。
河南鞏縣鐵生溝遺址已用煤來冶鐵，東漢時期鐵器種類增多，銅兵器完全被鐵兵器取代。鐵鍋、鐵釘、鐵剪、鐵刀等漢代器物大量出土，說明當時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已大量使用鐵器。
紡織業產品種類繁多，技藝精湛。河南、山東一帶紡織業尤為發達，四川的"蜀錦"、會稽的「越布」，馳名全國。紡織品的種類有錦、緞、綾、羅、紗、絹、綢、帛等，當時內地的紡織品還銷往西域，「絲綢之路」上有許多東漢時期的遺物。
造紙術的改進和推廣使東漢時期的手工業大放異彩。根據近年考古發掘證實，我國在西漢時代就已經發明造紙術。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西漢文景時期的墓葬中出土紙質地圖。紙由植物纖維製成，表面光滑平整，上面用細墨線條繪製著山川、河流、道路等圖形。這張麻紙殘片與此前發現的「灞橋紙"及居延、扶風等地發現的紙不同，不僅年代更早，而且紙質細緻。
1990年，在甘肅敦煌與西安之間的一座漢代郵驛遺址中，又出土了很多生產於西漢宣、元時期的麻纖維紙，其中4件用墨寫了文字，還有邊緣清晰的整張麻紙出土。
漢和帝時，宦官蔡倫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開始用樹皮、麻頭、破布等原料造紙。這種紙造價低廉，質量優良，適於書寫，非常受歡迎，「故天下咸稱蔡侯紙"。蔡倫的功績在於他在造紙原料和方法上的革新，使得紙的大量生產成為可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為人類科學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偉大貢獻。
由於大地主田莊的普遍存在，自然經濟特點突出，東漢的商業發展受到一定限制。但隨著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東漢的商業也有所發展。劉秀下詔恢復了五銖錢，結束了王莽時期貨幣混亂的局面，這為商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東漢城市中設有「市列」或「列肆」，是當時的市場，其中有許多店鋪，商品種類繁多，如糧食、鹽、鐵器、紡織品、皮毛製品等日常生產生活用品應有盡有，一些珍貴物品和中外名貴藥材，也在市場上交換。都城洛陽和其他城市如長安、成都、宛、臨淄、邯鄲等，都是繁榮的商業都會。
東漢時，中原地區與周邊少數民族的商貿交往也很頻繁。東漢政府在邊境地區組織定期或不定期的"合市"或"互市"，促進了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