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日本的歷史，可以發現，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的私塾教育，雖然有相似性，但更多的是不同。在奈良時代，日本朝廷熱衷於獎勵佛教的傳播，朝廷對僧侶待遇優厚，佛教在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後，到這一時期達到頂峰，勢力增大，不僅寺廟都建在城市中，而且僧侶染指政治，政府遂將佛教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納入了系統的管理。從文化視角看，各地大興土木建造佛寺，帶動了建築、美術、音樂和雕刻等行業的快速發展。

一、奈良時代的私塾教育

這一時期的日本與中國交往頻繁，不斷向中國派遣使節，學生、僧侶相繼留學中國，並有許多中國學者、名僧來日並歸化日本，出現了以佛教文化為特色的天平文化。這一時期的日本各個方面深受中國唐風文化影響，本國經濟文化得到顯著發展，中日文化相互融合。

而經濟、文化、藝術的發展帶動了教育的發展，在日本還沒有假名文字的時代里，從大陸傳到日本的典籍皆是漢文書籍，人們要想學習經學、史學、暦學等學術就不得不掌握漢字的讀解能力。

僧侶修行需熟讀經文，而經文也都是從梵語漢譯過來的漢文，因此佛教修行中，漢文的學習成為必修課。在還未開設官立學校時，初學者只得到漢學者開設的私塾內學習漢字，提高漢文讀解能力。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奈良時代文化發達的同時私塾教育也是繁榮發展的。

在官立學校剛剛起步階段，正是私塾這樣的教育場所對各類人才的培養，推動了奈良時代文化的快速發展。

奈良時代，大學和國學作為官立學校，對入學資格有著嚴格規定，限制庶民和女子入學，教育對象為貴族士族子弟，對學生數量也有一定控制，且開設的學校數量有限，旨在為統治階級培養官吏。

當然，由於《大寶令》規定「許入大學者，限於五位以上（均為貴族，六位以下為一般官吏）者的子孫和東西史部之子」。既然大學不以收容六七八位之子為主要目的，那麼，「對於無位及初位者，在此時代，大學且不予入學，但雖非大學出身，亦可以應貢舉，所以此等人或就學私塾，或獨學，以應貢舉。」

可見，在日本朝廷貴族教育制度的影響下，普通庶民子弟儘管有接受教育的意願，但卻沒有接受官學和公學等正規教育的資格，因此不得不藉助正規學校以外的教育形式來實現教育需求。所以，奈良時代的庶民教育主要是通過私塾教育和家庭內的個別教育來開展的，這也為私塾教育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奈良時代，日本朝廷鼓勵學者開辦私塾，「與前代相比，奈良時代的私塾教育有了較大發展，許多有志學子前往就學」。

公元730年（天平二年）3月，太政官在上呈朝廷的奏摺中提道：「陰陽、醫術以及七曜頒歷等，時為國家需要之學問，不得廢棄。但諸博士年齒衰老，若不再傳授，恐將絕業。仰令吉田連宣……等七人，各收弟子，其衣服膳食，悉以大學生為準。」

奏摺中提及的吉田連宣本為寺院僧侶，後來為習醫還俗，成為奈良時代早期著名的醫學家。公元730年，日本朝廷鼓勵他開塾收徒，傳授醫學技藝，使其精湛的醫學技術得以繼承和流傳。

由此可見，奈良時代不僅儒學家和僧侶開辦私塾，講授漢學典籍，便於庶民接受教育，同時日本朝廷也通過積極地政策引領或者行政命令等方式，推動私塾的開辦，使得奈良時代的私塾數量較前一世代有所增加，私塾教育得到進一步發展。

同時，作為私塾教育另一種形式的家庭內個別教育，主要有個別施教、自家教授和拜師傳授三種形式。個別施教也是貴族教育的形式之一，由上層貴族招聘學者教授其子弟學識，屬於貴族開辦的僅教授貴族子弟的私塾。

自家教授主要是指學者和從事手工業、技藝的家庭對自家子弟進行知識和技藝的傳授，以確保學術和技藝的傳承。拜師傳授則是通過建立師徒關係，由老師向學生或徒弟傳授知識或技藝。

其中，自家教授和拜師傳授的教育形式出現於奈良時代，它不同於朝廷的官學和公學，也不同於當時庶民階層不斷出現的私塾教育形式，被認為是一種縮小化的私塾教育，是私塾教育民間化的一種特殊形式。

政府的鼓勵和文化的發展，推動了奈良時代私塾數量的增加和入塾者的增多，而私塾教育的快速發展也推動了奈良時代文化的繁榮發展，兩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

二、平安時代的私塾教育

平安時代（794-1192），藤原氏打破原有的氏族制度，開啟了藤原氏專權的公家政治。藤原氏一族占據上層官位，壟斷了中央政治。平安時代貴族追求宮廷的奢靡之風，隨著大寶律令的崩壞，遣唐使制度的廢棄，奈良時代的唐風文化到平安時代逐漸國風化。

隨著班田收授法的廢止，各地莊園與日俱增，為了禦寇自衛，良民不斷附之地方豪族俾策安全。於是，武士階層緣機而起。

在教育方面，隨著官吏世襲制的推行和莊園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在平安時代初期繁榮發展的以勸學田為發展基礎的太學和國學逐漸衰落，出現了「當時的人們所慨嘆為『末世時代』的衰亂之世」。

與之相反，由於莊園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以藤原氏為主的貴族勢力的不斷壯大，各氏族為不斷鞏固和壯大家族勢力，進而通過私塾教育的形式培養家族發展需要的接班人或人才，使得私塾教育得到了較快發展。

誠如有學者所言：就整個平安時代的文化而言，「所謂『末世』者，是公卿方面的說法，從武士方面看來，卻正是武士興隆的時代。公卿崇高的地位降下，相反地，從來由處於微賤地位的平民中以建樹其勢力的『武士階級』於以產生，而站上了和公卿同等的地位。

這是一個文化和教養，從狹小的範圍中漸漸廣播開來的時代。又自平安時代末葉起，佛教漸漸興起，而於平民及武士間扶植其勢力。在這裡也正有著教育擴張的契機。」縱觀平安時代的私塾教育，主要可以將其分為三種類型：貴族私塾、寺院私塾和博士家學。

（一）貴族私塾教育

平安時代的貴族私塾教育，亦稱「大氏族的私塾」，是指平安時代早期由貴族創辦的，和太學、國學等官立教育並存的一種教育形式，是一種具有學校組織的貴族教育設施，即大學寮別曹，如橘氏的學館院、藤原氏的勸學院、和氣氏的弘文院及在原氏的獎學院等。

在當時政治的國風化影響下，日本朝廷的各個氏族不斷將自己的氏族成員推薦到朝廷充當官吏，以此不斷擴充自己氏族的勢力。在平安時代前期，朝廷的官吏主要是從太學的畢業生中選拔，並且主要集中在藤原氏、橘氏、和氣氏等大氏族的子弟中。

朝廷通過舉辦官吏錄用考試進行官吏選拔，這就要求應試人員不僅要具備太學畢業生的資格，還要具備相當水平的文章寫作能力。

因此，各個氏族為方便本氏族子弟在京城的太學接受教育並被順利選拔為官吏，紛紛在太學附近設立宿舍。這種宿舍被稱為「曹司」，建於太學校園之內的稱為「直曹」，建於太學校園之外的稱為「別曹」。

在「曹司」就學的學生，一般都是本氏族正在太學就讀的學生以及有志入學卻又貧窮無依的氏族成員子弟，教師一般為本氏族的學者或者從太學聘請的博士。這種「曹司」教育就是平安時代貴族私塾（亦稱博士家的家塾）教育的雛形。

平安時代早期出現的貴族私塾教育，其入學形式相對較為自由，由於它是強勢氏族專門為培養本氏族後續力量而設立的，是名門望族為了教育本氏族子弟，保持和發展本氏族勢力的講學設施，因此本氏族成員之外的人員是不能隨便入學的。

這種專門服務於本氏族子弟的私塾教育機構是以往沒有的，隨著太學和國學自平安時代中期逐漸走向衰落，這些強勢氏族教育的中心也開始由太學和國學轉移到貴族私塾教育機構當中，進而勃興了貴族私塾教育的發展，使貴族私塾教育的發展在平安時代後期達到了巔峰狀態。

（二）寺院私塾教育

在日本古代教育史上，寺院一直是社會教育和文化傳播的中心。與大氏族的私塾主要面向統治階級和貴族的招生方式不同，寺院教育則主要針對底層的庶民子弟，為其提供一個受教育的機會。平安時代，在國風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形勢下，佛教也經歷了日本化的演變。

隨著平安時代佛教的快速發展和佛教文化社會影響力的加強，寺院作為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平安時代的寺院教育機構在日本教育史上被歸屬為私塾教育的範疇。當時主要的寺院私塾教育機構有：東大寺、太宰府的觀世音寺、藥師寺和法華院等。其中，空海和尚（公元774年至公元835年）創辦的綜藝種智院堪稱為平安時代寺院私塾教育的典型代表。

空海和尚在平安時代早期入唐朝求法，後學成歸國，創建佛教真言宗，被稱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鼻祖。空海和尚倡導「即身成佛」的人人平等思想，主張僧侶教育不論身份等級的高低，旨在實施培養儒、佛、道三教通才的教育，為國家培養有道德、通社會、懂教義的十全人才。

因此，他仿照唐制開辦了針對貴庶僧俗的教育機構——綜藝種智院，不問貴庶，以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開展庶民教育，是日本教育史上第一次向庶民階級敞開學校教育的大門，開創了日本教育史上庶民教育的先河。

（三）博士家學教育

所謂家學，是指在特定的家庭中代代相傳的某種固定的學問及其學習方法。日本教育史上通常所說的家學，是指平安時代中後期由世襲了太學各道教官職位的博士在自宅興辦的教育機構，被稱為「博士家學」。博士家學也被認為是當時主要的私塾教育形式之一。

平安時代的貴族私塾大多創辦條件優越，主要是貴族階層為了滿足本氏族子弟的求學需求而創立，其主要教育目標是培養能夠應付官吏錄用考試的行政人才。由於戰亂頻繁，寺院年久失修，寺院私塾教育也日漸沒落，但是它開啟的日本庶民教育的道路，為幕府時期寺院私塾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博士家學教育也有其值得肯定之處，就是通過家學對某一學科的專門學問進行有組織地傳授，保持了學問的純粹性，使專門學問得以傳承後世。這正如小原國芳所說：「家學能將專門研究，傳諸後世，固屬有功；然其妨害教育學術的普及，與當代貴族的文化，負有同等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