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是歐洲從中古向近代轉型期的一次偉大變革，這次變革曾經開創了西方近代社會的發展之路，在西方近代社會轉型時期的諸重大事件中，宗教改革占有突出的地位，恩格斯稱之為資本主義同封建主義的三大決戰之一。

宗教改革時期，為了實現緩解財政危機、打擊內外宗教勢力等目的，亨利八世徹底解散了英格蘭的一切修道院，沒收並處置了原屬修道院的教產，這是英格蘭異於歐洲大陸宗教改革的最大不同點。這些教產數目龐大、種類繁多，其核心是遍布全國的各種地產，其中尤以各種莊園最有價值。

對教產的沒收與處置，是英國近代早期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而且這一事件產生了蝴蝶效應」式的歷史作用，對英格蘭在轉型時期的生產方式之進步、社會結構之巨變、政治權力之分配、文化教育話語權之交接意義重大，對英國在近代史上的強勢崛起起到了掃清障礙、凝聚力量的作用。

亨利八世之前英國狀態

16世紀以來，英國工業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毛紡織業發展非常迅速。巧世紀前，英國是一個羊毛輸出國，每年生產的大量羊毛主要輸往弗蘭德爾。由於毛紡織業的迅速發展，毛織品輸出量激增，羊毛出口量銳減。

隨著工業的發展，商業也日趨繁榮，各地產品的相互交流促進了國內市場的發展，倫敦成為全國的貿易中心。世紀，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新航路的開闢與歐洲貿易中心的轉移，海上貿易迅速發展起來。

在工業發展的同時，農業中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15世紀最後幾十年和16世紀最初數十年間，英國農村掀起了圈地運動的第一個高潮。這是由於弗蘭德爾和英國國內毛紡織業的迅速發展，對羊毛的需求大為增加，羊毛價格不斷上漲引起的。

由於羊毛價格不斷上漲，養羊業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業。許多地主貴族便開始圈占森林、荒地、牧場等公有地，接著便擴及到小農租地，利用暴力、退佃等方式把小農從土地上趕走，用柵欄、溝渠、籬笆等把土地圈圍起來作為牧場，用來養羊。

一些大的修道院及主教教區其收入超過了當時最大的世俗貴族。教會除地產外，還擁有那些雄偉壯麗的宗教建築，以及大小修道院中價值不菲的金銀器皿及藝術珍品。對於教會擁有的龐大財產，世俗勢力包括國王、貴族以及紳士等凱覷已久，他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剝奪教會這些財產。

可以說，國家與教會這種二元結構統治及雙方在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上的矛盾與爭奪構成了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原因。世俗貴族、大土地主和大商人早就不滿於修道院長們的位尊權重，而且不僅對其掌控的財富垂涎三尺，還懷疑他們只是用這些財富滿足一己私慾。

英國國王早就對修道院心懷怨恨，因為入不敷出的英王對修道院每年都向羅馬納貢的做法非常不滿。於是，正當修道院遭受世人越來越多的質疑之聲、逐漸失去民眾支持時，亨利八世的離婚案出現了。

亨利八世的改革

亨利八世的「離婚案」使英格蘭的修道院進退維谷，無論他們選擇全力支持還是強烈反對都難以全身而退：支持亨利則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並會受到至高無上的教皇的絕罰，反對亨利則立刻會招致國王的種種刁難，難以在英格蘭繼續立足。

隨著英王與教皇衝突的不斷升級，亨利越來越清楚，修道士們的內心是支持教皇的，特別是當亨利提出離婚案、宣布自己及後世子孫是英格蘭教會的至尊時，在出現的眾多反對聲中，修道院的聲音最為響亮，這讓亨利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改革伊始，亨利通過議會立法的方式，對天主教的獨立性加以限制，以體現出人民的意志。與往屆議會不同的是，這屆議會不象過去那樣被召集來資助戰爭，給予國王財政補貼，而是在國家與教會的重大問題上做出抉擇。在開幕式上，上院議長托馬斯莫爾爵士含糊地向兩院表達了召集這屆議會的是需要修訂舊的法律。

不過，早已對教士階層不滿的下院已經覺察了國王的意圖，議員們行動起來，對教會特權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亨利解散修道院最主要的動機還是獲取修道院的巨額財富，亨利國王唯一關心的是教會的收入，與宗教信仰或者政治權威之爭的關係不大。

因為，絕大多數修道士都在國王的淫威逼迫之下宣誓承認英王是教會的最高領袖，僅有極少數不懂「明哲保身」的修道士誓死不從，結果被處死示眾，因而總體上說，修道士集團是支持亨利的，至少是順從的、威脅不大的，但該集團的財富還是使貪得無厭的亨利慾罷不能。

亨利八世在抨擊修道院時聲稱，修道院的財產不應被修道士們用來滿足私慾，應該被用於發展教育、慈善事業和完善宗教設施，但解散修道院後，他自己卻食言了。

修道院的餐具、珠寶、圖書、法衣、彌撒用書、燭台、香爐、梯子、風琴、講道壇、磚塊、瓷磚、木製品、貨物、雕塑、門窗、鍾和石材等幾乎都被拍賣了，這通常是在修道院或者牧師會堂中進行的買家都是投機商、商人、收藏家和天主教的遺老遺少。

宗教勢力經此大劫，元氣大傷，成為英王的附庸，其中的修道院集團更是被連根拔起，其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不復存在，曾經能與國王分庭抗禮的宗教貴族折損過半，世俗貴族則成為支持國王的既得利益者，從而確保了國王推行的宗教改革成果的長期有效性和穩定性。

這一事件也增強了王室的經濟實力，密切了國王與「新貴族」、鄉紳、商人等社會中產階級的聯繫，使中產階級成為既定秩序的堅定捍衛者，從而擴大了英國專制王權的政治和社會基礎。

蔡騏：《英國宗教改革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