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在耶拿慘敗，讓包括國王在內的很多人都意識到國家落後了，必須改革。史書上把這次改革稱為施泰因—哈登堡改革。
這場改革成效顯著，不到10年時間普魯士就重新崛起，這場改革，有兩大要點。
第一：「自上而下」。
就是由國家高層發起，由國家權力來推行，社會各階層只是被動跟隨。普魯士或者說德意志有那種國家主義傳統，每個人都要求在國家威權下各司其職。所以施泰因—哈登堡改革一開始就是在中央權力的主導下，層層推進式的改革，行政、社會、經濟都是這樣。
第二「有限自由化」。
通過行政改革，限制國王權力，在國家機器當中創造更多民主。
比方說國家權力集中在國王手裡，但他一個人是沒法行使權力的，肯定要通過手下那幫大臣。但那班大臣是有專業分工的文官，不見得完全聽國王。所以國王就通過他的私人顧問委員會，叫樞密院，來落實他的決定。
那在改革派看來，樞密院必須限制。所以行政改革最重要的內容是廢除樞密院的行政權力，國王的命令只能由政府執行。
這樣，普魯士國王的統治只能通過這班集體責任制的大臣，實際上是一種共同統治，國王的權力是被專業化國家機器分散和制約的。
普魯士改革的把國家威權的一面削弱，把國家機器專業化分工的一面加強，把自由度加大。最終是一個升級版的「開明專制」，走的還是一條國家主義的路子。
社會改革上：廢除農奴制。把農民解放了，社會人口的流動性就起來了。廢除農奴制還解放了地主。農民自由了，他也自由了，土地還是他的，想把地租給誰就租給誰。
還有，這些農民是要付錢給地主買自由權。所以獲得自由的農民越多，地主手裡的資本也越多，普魯士農業就可以更有效率地組織生產。勞動力、土地、資金可以自由流動了，但土地主要還是地主掌握，這是一種有限自由化。
城市改革的重點是自由經商，當時普魯士的城市還有中世紀遺留下來的行會，想經商，入會才可以。城市改革廢除了這些老規矩，給市民自由經商的權力，當然還取消所有國內關卡和關稅，貨物自由流通。這些的核心也是有限度自由化。
農村和城市的改革，實際上把人的關係變了。農村改革以後，農民商人是直接對接國家了。這意味著國家的權力可以直達社會的基層，國家的管理能力更強大了。所以普魯士的社會改革也讓國家機器更加現代化。
這場讓普魯士重新崛起的改革核心線索還是國家主義，建設一部更有效率的國家機器，為社會和經濟提供自由，提供監護。普魯士重新崛起，背後的秘密正在於此。